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东西部对口帮扶政策与企业异地投资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不平衡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从世界各国区域治理经验看，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而萌发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加强区域合作、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长期发展中取得了突出成就 。对口支援这个概念的规范性在于 “对口”，即稳定的配对关系，采用 “对口” 结对的方式进行支援 。国内学者多将对口支援界定为地方政府间 “财政横向转移支付” 。1996 年 10 月，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对口帮扶政策，要求东部经济发展省市对口帮扶包括广西、贵州、云南等西部贫困省区，在扶贫援助、经济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协作，此后对口帮扶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在 “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地区帮扶机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完善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机制，强化智力扶持，加强重点领域合作。2021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 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其明确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完善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机制，加大对口支援工作力度，巩固提升帮扶成效，继续加强东西部协作等各类帮扶机制。这些政策对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助力贫困地区的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 。

　　对口帮扶政策在推动国家经济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绩效，学术界对其背后机制和经济影响的讨论也不断增加。而既有文献对对口帮扶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受援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以对口帮扶对企业行为选择影响角度的研究较少。已有相关文献表明，对口帮扶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提升有显著成效。通过政策本身的创新，向受援区域内输入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管理等要素，直接影响被帮扶地的经济增长 。也有学者借助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等计量模型对其政策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对口援疆等对口帮扶政策有效促进了地区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且提升效应依赖于经济禀赋条件，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增长 ;对口帮扶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区间的财力差异，实现地区间的财政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企业的异地投资行为是资源和资本在区域间有序流动的微观表现形式 ，是指母公司跨越其注册地向其所在的行政区以外的地区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进行投资经营的行为。国内跨地区经营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市场机会和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企业跨区域投资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企业在国内跨地区经营要考虑成本和收益 ，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会关注当地市场环境、劳动力水平、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国内研究多聚焦于国内上市公司的跨区域投资行为，从企业自身的性质、城市政策背景、两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等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异地投资行为选择和区位选择的动机及影响因素，如通过两地之间高铁连通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投资区位的经济效应 。企业在进行跨区域投资区位选择时，也可能会考虑企业自身风格与目标地区文化环境认同度的匹配度，且倾向于到与自身风格更加匹配的地区进行异地投资 。也有文献证明财政激励政策对地方国有企业在异地设立子公司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 。此外，不同区域地理距离 和政府关系 也是影响企业进行跨区域经营的重要因素。

　　对口支援作为宏观政策，在微观上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具有一定影响。2016 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帮扶双方需加强产业合作，鼓励帮扶双方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推动落实产业合作项目，在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前提下，激发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的积极性。本文从这一视角切入，提出问题：对口帮扶政策是否会带来两地之间企业资本的流动?

　　本文将 2016 年《意见》作为政策冲击，实证分析对口帮扶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为对口帮扶政策的不断完善提出基于影响企业行为选择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整理上市公司跨区域设立子公司数量及注册地、投资关系等数据，构造 “地级市(母公司所在地)— 地级市(子公司所在地)— 年份” 的面板数据，控制了一系列地级市层面的变量差异及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后，研究发现，两地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显著促进了帮扶地对被帮扶地进行跨区域投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为：

　　丰富了相关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的政策影响效应等相关文献，补充了对微观企业影响的证据。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等现有文献多聚焦宏观经济效应 ，探究对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影响，鲜少探究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本文提供了系统稳健的经验证据证明城市间对口帮扶政策会带来城市间的跨区域投资，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对口帮扶的文献。

　　从城市层面研究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国内关于异地投资的相关文献多将企业跨区域与投资归总到企业、母公司注册地(地级市)进行汇总分析，但少有文献将异地投资数量在地级市 — 地级市层面进行分析，以此衡量地级市层面的两地的资本流动。本文依靠城市间的对口帮扶结对关系研究，将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归纳到城市层面进行分析，揭示了对口帮扶政策对城市之间的跨区域投资影响。

　　具有现实价值：在现实价值方面，通过探究微观企业在对口帮扶政策支持下的行为选择和积极影响，在我国寻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新时期对口帮扶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多分析思路和重要参考。

　　一、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中国的对口支援萌发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初用于地方城乡工农协作，后不断演变发展。1996 年，国务院下发相关文件，初步建立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关系，但当时未建立完整有效的城市间对口帮扶体系，且多为地方自主性实施。2016 年年底，《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颁布，面对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权责关系，调整了结对关系，强调一市帮扶一市或多市合作帮扶一市，各省市出台统一的城市间对口帮扶体系。该意见还提出加强产业合作，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标志着中国对口帮扶计划进入新阶段。2016 年的《意见》全面贯彻落实相关精神，以 “扶贫”“脱贫” 为主要任务，以城市间 “结对” 关系为基础，推动 “产业” 合作，带动脱贫，加强劳务协作与人才支援。《意见》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进行了调整，确定了具体的结对关系，并要求各省开展本省的结对帮扶工作，各省也发布相关文件响应中央精准扶贫号召。

　　(二)理论分析

　　对口帮扶不仅有资金支持，还包括产业合作、技术支持、人才支援等，重点关注产业合作。一些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企业投资，但对口帮扶政策下，受帮扶地政府可能提供税收、土地等支持或补贴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帮扶城市对被帮扶城市产业扶持，会吸引对方城市公司关注其发展潜力进行异地投资。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援对企业到当地投资设立子公司都有正向效应。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对口帮扶政策建立结对关系，会促进帮扶城市企业对被帮扶城市进行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此外，帮扶地和被帮扶地两方的政策表现也会影响两地跨区域投资效果。被帮扶地重视优化本地营商环境会促进对口帮扶对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效果;帮扶地更重视对本地或本省落后地区的扶贫工作会抑制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对两地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效果。

　　二、实证策略

　　(一)模型设定

　　本研究以 2016 年的《意见》作为准自然实验，将提供帮扶省份内所有城市和接受帮扶省份内所有城市列为两个城市序列，组合成 “城市对 — 年份” 样本，把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的城市对作为实验组，其他为对照组。

　　为关键解释变量，测度对口帮扶政策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影响;Assist是虚拟变量，两城市存在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取值为 1，否则为 0;Postt表示对口帮扶政策实施时点，设为 2017 年，政策实施前取 0，实施后取 1;Xijt是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层面特征变量，控制了人均 GDP、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等社会经济因素;β是估计系数;EU为随机干扰项，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对层面;δij控制城市i— 城市j配对层面的个体固定效应;μi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在本文双重差分模型设定下，处理组 / 对照组、政策前 / 政策后这两者的水平效应被城市对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吸收控制。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城市间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对帮扶地企业异地投资行为的影响，只考虑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情况。根据 2016 年《意见》的结对关系，将涉及提供帮扶省份的所有城市(剔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纳入帮扶城市序列，接受帮扶省份的所有城市纳入被帮扶城市序列。以 2010—2020 年为数据期间，组成城市对，生成面板数据，计算帮扶地在被帮扶地设立的子公司数量，把少数民族自治州当作地级市考虑。

　　被解释变量：选取 2010—2020 年帮扶城市序列的上市公司在被帮扶城市序列异地投资已设立的子公司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Num，并取对数lnNum=ln(子公司数量 +1)。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经过筛选和补充缺失值得到。

　　核心解释变量：根据 2016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指导意见》及各省相关政策文件确定城市间的结对关系，建立扶贫协作结对关系设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选取地级市层面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变量，包括人均 GDP 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率差异、公路里程差异以及市场化程度差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城市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对口帮扶政策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若两城市形成对口帮扶结对关系，上市公司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的数量会显著增加。从经济显著性看，对口帮扶政策使城市平均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子公司，相对于政策实施前，投资数量增长明显。在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中，企业所在地与投资目标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异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投资具有较强吸引力;城镇化水平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更倾向于与本地城镇化水平相近的地区。

　　四、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

　　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对口帮扶政策实施前，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2017 年及之后政策效应明显，且 2017 - 2019 年期间系数逐年增加，说明对口帮扶政策对城市间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影响逐年增大。利用 stata 软件绘制的平行趋势检验图也证明了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不过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时效性，后期有衰减趋势。

　　(二)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影响评估结果，采用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与实验组数量相同的城市对作为伪实验组，对新样本回归并重复 500 次，结果显示随机处理生成的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在 0 附近，验证了本文评估结果的稳健性，说明对口帮扶政策对异地投资的正向效应不是偶然的。

　　(三)PSM - DID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控制相关变量基础上，建立城市对是否为对口帮扶结对关系的 Logit 模型，采用近邻 1∶4 匹配方式对样本重新匹配，重新回归结果表明，匹配更精确样本后，对口帮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四)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城市间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增量，并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依旧显著为正，证明对口帮扶政策对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影响的主要结论稳健。

　　(五)调整样本范围

　　考虑到直辖市与普通地级市存在差异，之前分析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保留了重庆。进一步剔除重庆子公司样本后回归，关键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回归结果不是由于样本选择偏误引起的。

　　(六)考虑更早出现的相关政策影响

　　1996 年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关系初步建立，其可能影响双方异地投资行为，减少研究结果可信度。因此增加控制变量 “是否在之前建立起对口帮扶结对关系”，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基准结果保持稳健。

　　五、异质性分析

　　(一)地理距离异质性分析

　　以城市间地理距离的中位数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分为地理距离较近和较远两组，以异地投资数量的自然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回归。结果表明，在相对地理距离不同的两个样本中，两地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对企业异地投资均有正向影响，且地理距离较近的样本中政策效应更明显。

　　(二)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将上市公司按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样本，分别加总并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异质性。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民营企业样本的系数超过国有企业样本，表明对口帮扶政策对异地投资的影响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

　　(三)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

　　将省会城市、四个直辖市、五个计划单列市设为中心城市，其他为一般地级市。把母公司所在地和子公司所在地的城市对数据划分为四组，构建与关键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原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位于中心城市的母公司对异地投资行为受政策效应影响相对明显，中心城市到一般城市设立子公司比到中心城市设立子公司增加更多;母公司所在地为一般城市时，对中心城市的异地投资受政策影响不明显，对同为一般地级市的异地投资结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六、机制分析

　　(一)被帮扶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

　　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加入被帮扶城市序列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营商环境” 相关词频变量，构建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加入原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有积极影响，且对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但当被解释变量为异地投资绝对数量时，交叉项系数不再显著。这表明被帮扶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可加大对口帮扶对吸引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影响。

　　(二)帮扶地区的本地扶贫

　　将帮扶城市序列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扶贫” 相关词频作为帮扶地区本地扶贫的重视程度，构建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帮扶地更重视本地或本省落后地区的扶贫工作，会抑制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对两地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效果。

　　(三)其他潜在的影响机制

　　企业异地投资经营面临较高交易成本，在扶贫协作框架下，帮扶方政府提供支持和引导，被帮扶地区提供税收、土地等优惠，降低企业成本。对口帮扶政策的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人才支援等，可缓解受帮扶地财政问题，改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流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为企业经营提供优质人才资源，对东部地区企业到西部建立子公司有正向促进效应。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20 年地级市 — 地级市层面异地投资子公司数量的面板数据，以 2016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政策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两地建立对口帮扶结对关系显著促进帮扶地对被帮扶地进行跨区域投资，该结论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不存在地理距离远近和产权性质不同的异质性影响，但受到受援地市场化水平异质性以及两地方言异质性的影响。对口帮扶政策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组合下影响效应不同，被帮扶地优化营商环境可促进对口帮扶对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效果，帮扶地更重视本地扶贫会抑制该影响效果。在新发展时期，为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健全对西部落后地区的长效帮扶机制：重视产业合作，构建有效的产业帮扶机制，以企业合作为载体，推动东部人才、资金、技术向西部贫困地区流动，实现东西部产业优势互补。

　　西部受帮扶地要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招商引资，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吸引高质量企业投资。

　　对东部帮扶地政府推动对口帮扶工作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协调本省内扶贫和省间扶贫协作，加大对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帮扶力度，加强协作双方扶贫工作交流，完善协作模式，提高扶贫协作实效性。

　　破除影响跨区域资本流动的各种障碍：各省市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减少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资本跨区域投资的阻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

卢盛峰;马菁遥,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