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研究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国内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综述

　　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结合我国宗教工作实际的基础上不断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孕育、成长。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 “文明冲突论” 以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出版引起学界对宗教、文明与国际关系的关注与思考，直至 2001 年，“9・11 事件” 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外学界对国际关系及国际热点问题中宗教因素的探讨与争鸣，我国学界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队伍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国内学界一方面对国外前沿理论与学术成果进行译介，在吸收与批判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围绕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若干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与提法，为阐释好新时代我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进一步凸显，本文拟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不同认识、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队伍的发展过程和代表性理论成果以及当前大国竞争加剧与我国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现实背景等方面出发，对历史发展与现实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出发，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思考与展望。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宗教与国际关系的重要指示与文件精神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宗教的跨国传播与全球影响，相关重要指示与文件精神对我国学界开展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这一阶段，我国学界有关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工作。1953 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宗教具有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此后在 1957 年第 7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扩充为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长期性，并最终在 1958 年第 5 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被正式表述为 “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这一提法是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代表着 “中央对宗教认识的新高度，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和精神信仰，而且还是一种活生生的影响很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文化，具有诸多社会属性”。在其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国际性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准确把握中国的宗教情况、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制定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考察因素。

　　进入 60 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提出深化关于若干世界性宗教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我国学界也开始了围绕宗教 “国际性” 的学术研究，其中既有一批专门从事世界宗教研究的学术机构在这一时期先后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 年更名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还有一批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机构在研究外国国情的过程中介绍了有关对象国 / 地区的宗教情况。

　　(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

　　这一阶段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服务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合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深化了有关宗教 “国际性” 的认识，相关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对开展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起到重要指导作用。1982 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提出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既在我国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文件立足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对我国宗教与全球宗教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 “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该文件被认为 “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一次升华，也体现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 “国际性” 的认识变得更为具体，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宗教学界对宗教问题建构新理论、开拓新视角、取得新成果。

　　(三)第三阶段：进入新世纪至党的十八大召开

　　这一阶段，全球反恐形势的巨大变化推动我国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实现快速发展。在 200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作了《论宗教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第一次专门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重要文献，是继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之后的历史新篇。” 在全球反恐局势急剧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开始腾飞的双重背景下，这一报告再一次强调了进入新世纪，我国宗教发展的内外部情况已悄然变化，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进一步提升、国际性进一步凸显，党领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意义也进一步加强。

　　其中，在宗教的国际性方面，该报告深刻阐述了本世纪初我国宗教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明确指出：“世界几大主要宗教都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宗教。这就使宗教不仅本身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又往往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交汇在一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宗教的这个特点，冷战结束以后更为突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该文件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相关表述体现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 “国际性” 的考察视野更为广阔、认识程度也更为深刻。

　　(四)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

　　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在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严密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 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指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我国学界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创新

　　(一)国外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的译介与启发

　　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在《宗教在 1979 年》一文中指出，“1979 年是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运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回祖国波兰访问、美国宗教新右翼旗舰组织道德多数派的成立以及中国宗教对外开放等由宗教驱动和引起的重大事件及运动使我们 “有充分理由将其视为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元年”。此后，国外学界围绕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屡遭质疑。

　　“9・11” 事件的发生促使国外学界，尤其是美欧学界不得不重新认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K・R・达克编写的《宗教与国际关系》、F・佩蒂多及 R・哈兹波罗编写的《国际关系中的宗教：从 “放逐” 到 “回归”》、乔纳森・福克斯及什穆埃尔・桑德勒的《将宗教带入国际关系》等研究成果最早对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认为其并不完全从属于国际文化研究，亦不可按地缘进行简单划分。

　　此后，J・施耐德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J・海恩斯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简介》、N・桑德尔及乔纳森・福克斯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宗教：互动与可能性》等研究成果进一步对宗教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联系与互动进行思考。如海恩斯认为不应 “把宗教看得过于核心以至于认为宗教应当取代现有范式来思考国际问题”，而桑德尔和福克斯在对国际关系三大经典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宗教无须突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界线即可融入其中。我国学者对上述成果进行译介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使之进一步呈现理论化、学科化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学者开展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

　　我国学者在对国外成果进行译介与参考的同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论，在学术观点、学术话语、研究方法等方面始终保持对西方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支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队伍，形成一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

　　第一，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从宗教研究出发，认为：“要想深刻认识国内外局势、理解当代重大事件，不仅要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了解‘地球村里的不同邻居们的宗教信仰’(比较宗教学的术语称为 other’s faith)。假如欠缺此类知识，恐怕难以想象，地球村里具有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各类成员，何以能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共谋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中民教授则从国际关系研究出发，认为 “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与宗教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与超出宗教本身的、与宗教相关的复杂因素有关，同时有着复杂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 因此，刘中民教授选择使用 “宗教因素” 的概念，而不直接使用 “宗教” 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许多与宗教相关联的问题，其中既有宗教本身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由于宗教与特定的群体组织(部落、族群、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特定的政治运动等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复杂现象。” 当前，区域国别学增设为一级学科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也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如何全面准确掌握各国宗教基本情况、主要特征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在地区层面，如何准确认识宗教问题的跨境联动以及对地区秩序的多元影响;在全球层面，如何准确把握宗教因素对我国推进国际合作的积极影响与潜在风险等问题都亟待学界开展深入研究。

　　第二，不同研究范式视角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式如何相互融入是国内外学界都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对此，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的学者都付出巨大努力。徐以骅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英国学派’，尽管多少都能与宗教扯上点关系，但并不能为此种融入提供明确无误的指引，故诸多学者为促成此种融入而煞费苦心，甚至主张重起炉灶。” 因此，徐以骅教授尝试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进行狭义和广义之区分，认为：“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如神 / 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共享的甚至由其他学科居主导地位的研究，或可称为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 在此基础上，徐以骅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 “宽泛路线(broad route)” 与 “深窄路线(deep route)”。前者有助于推动宗教学、国际关系学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动，但却过于宽泛，后者对某一现象有详尽深入的研究，但却未能进一步抽象成为规律或理论，从而导致解释力不足。

　　第三，不同成果转化视角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由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和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以智库建设带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成果转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特色。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9 月，是我国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单位之一。该中心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宗教与当前中外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宗教与中国社会安全和国家建设、当前国内外各种宗教运动和现象，并下设四个研究中心(或项目)：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国宗教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社会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梵蒂冈暨中梵关系研究中心。

　　2021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智库在北京揭牌，旨在研究宗教在国际格局变迁、中外关系交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影响，为党和国家科学制定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法规、引导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服务。此外，在部委和地方层面，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高端智库及各地宗教工作 / 宗教研究智库也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搭建了成果转化平台。

　　第四，不同研究议题视角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由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天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其研究议题涵盖 “低级政治(low politics)” 到 “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 的各个方面，亦或可分为 “主议题” 与 “共议题”。具体而言，可进一步细分为宗教与全球化、宗教与地缘政治、宗教与国家安全、宗教与国际组织、宗教与全球治理等若干方面。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引领了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郑筱筠研究员组织国内宗教研究力量集中围绕 “一带一路” 实施中的宗教风险孵化出系列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涂怡超副教授及相关团队围绕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宗教与总体国家安全形成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并重的研究特色，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刘中民教授及北京大学钱雪梅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宗教极端主义及全球反恐议题贡献大量研究成果。

　　此外，国内中青年学者也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对相关问题的前沿视角，如上海大学刘义教授早在 2010 年就关注宗教与全球治理问题，从比较宗教研究着手，指出治理概念的引入为理解当今宗教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囿于文章篇幅，以上不同议题的成果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但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选取上正越来越体现出主体性、前沿性和跨学科等显著特点。

　　(三)我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与视角

　　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与视角。

　　信仰中国、地缘宗教与大国宗教。2012 年，徐以骅、邹磊在《信仰中国》一文中指出：“如何实现宗教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相协调，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若要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弥合前述的‘软硬失衡’‘内外有别’‘上下脱节’等多重差距，其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长期不为人注意、但已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信仰中国” 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学者在梳理宗教在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中的多重影响、分析现有西方理论在解释力上的结构性失衡的基础上，尝试从我国国情与宗教信仰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非西方” 话语与视角。

　　2013 年，徐以骅、邹磊进一步在 “信仰中国” 的基础上提出 “地缘宗教” 概念，认为：“把宗教研究局限在单一国家和社会或单一议题(如传教运动)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通过地缘学的视角并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国对外战略的互动关系，应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长远方向。” 因此，文章尝试以 “地缘宗教” 概念来描述 “目前已成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考量以及国际地缘战略博弈的跨国、跨地区宗教因素”，并从多面性、扩张性、虚实性、依附性、交互性等 “五性” 总结当前宗教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文章指出：“中国既是传统宗教大国，也是新兴宗教大国;不仅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也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和集散地。遍布全球的华人宗教信徒或‘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和风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实践，是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宗教和国家平等相处和交流对话的巨大资源。”2017 年，徐以骅教授从宗教海外辐射力和竞争力的 “硬件” 与 “软件” 出发，在进行中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辨析了 “宗教大国” 与 “大国宗教” 在当下的异同，对 “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 对国际社会肩负更大的担当、作出更多的贡献提出了展望与期许。

　　“一带一路” 宗教风险与文化区位优势。2016 年，郑筱筠研究员先后提出 “文化区位优势”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风险两个相关联的理论视角，认为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因素可能成为风险，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以不同形式体现，甚至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宗教风险是 “躲不开，藏不住” 的问题，“无论是从世界宗教分布格局，还是从全球信教人口来看，如果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在‘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就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很多政策、项目难以有效实施、可持续地发展。” 因此，对于 “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信仰情况及其风险点的研究兼具必要性与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相关宗教风险的重视与研究，郑筱筠研究员认为宗教可以在我国对外交往中起到 “战略支点” 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依托宗教组织，以宗教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平台上，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一文中提出 “文化区位优势” 的概念，指出 “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努力挖掘和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以正确引导，以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

　　全球宗教格局与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宗教学。张志刚教授长期致力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开展学理研究。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全球治理赤字现象愈发严重、国际体系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南方合作不断深化等趋势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前所未有地深度参与到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漫长进程之中;另一方面，以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 思潮以及极右翼与民粹主义思潮等则不断放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气候变化、粮食短缺、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消极影响。与之相应的，世界各宗教及信教群体内部与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更为密切，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宗教甚至得以突破以往宗教发展的空间限制，打开新的疆域。诸多新变化、新发展、新现象和新问题 “客观地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拓宽视野，放眼于‘全球宗教格局’来认识世界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2020 年，张志刚教授在《“全球宗教格局” 探析》一文中提出 “全球宗教格局” 的概念，“多元化” 是 “全球宗教格局” 的基本特征，“两极化” 则是其 “显著特点”。

　　在此基础上，张志刚教授着眼于宗教学学科建设，呼吁在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扎根并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 两大前提之下，我国高校的宗教学建设还要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建立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宗教学”。这一观点响应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现实需求，同时对我国宗教学研究以及宗教研究队伍建设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拓宽视野、更新视角，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演进、全球宗教格局变化的未来趋势等视角重新思考历史、审视传统、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三、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视域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与国际合作以及全球宗教信仰格局变化等重要背景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此次会议标志着共建 “一带一路” 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基础设施 “硬联通”、规则标准 “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 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成就与突破。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与国际合作以及全球宗教信仰格局变化等重要背景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全球宗教信仰格局变化视域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在 2015 年、2017 年、2025 年先后发布了《世界宗教的未来：人口增长预测(2010-2050)》《变化中的全球宗教版图》以及《2010 年至 2020 年全球宗教格局的变化情况》等三份报告，对全球信教人口的分布、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据近期发布的《2010 年至 2020 年全球宗教格局的变化情况》相关数据显示：基督教依然是全球信教人口规模最大的宗教，总数达到 23 亿，但其增速未能与全球人口增速保持同步，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基督徒降至 28.8%;伊斯兰教紧随其后位居第二，全球穆斯林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 25.6%，是过去十年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第一，在信教人口增速变化方面，全球穆斯林人口增速持续走高，印度将会取代印尼成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 年，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埃及、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预计到 2050 年，其中绝大部分国家仍然占据全球穆斯林人口数量前列，仅伊拉克、阿富汗替代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进入前十。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将会取代印尼成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变化趋势将对当前地区热点问题产生直接影响。目前在印巴地区，印度教人口与穆斯林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均为 300 万人左右，但在相对增长方面，印巴穆斯林人口总和接近翻倍，对地区格局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第二，在信教人口分布区域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宗教人口增幅最为明显。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生育率，该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将大幅增加，“2010 年至 2020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督教徒人数超过了欧洲，成为全球基督教徒人数最多的地区。截至 20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全球 31% 的基督教徒(较 2010 年上升 6 个百分点)，而欧洲则占全球基督教徒总数的 22%(下降 4 个百分点)”。同样，伊斯兰教发展也呈现 “去中东化” 的现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穆斯林人口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在亚太地区，穆斯林人口占比增长最多，2020 年穆斯林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26%(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穆斯林人口占比上升至 33%(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在欧洲则上升至 6%(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因此，随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信教人口比重的变化，当前相关宗教热点问题也必将随之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逐步扩散或转移。

　　第三，在信教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伊斯兰教、印度教的青年信徒较多，能够持续推动信教人口增长。未来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人口的生育率、劳动力水平都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变化中的全球宗教版图》预计穆斯林新生人口数量将在 2035 年超过基督徒，伊斯兰教、基督教两大宗教的信教人口总数到 2060 年左右将持平。但同时，青年信教人口众多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因为失学、失业、腐败等社会问题被煽动和利用。

　　(二)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视域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实践路径。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如何同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亟待思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宗教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难以剥离，是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和现实背景。“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情况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单一信仰的国家，也有多元信仰的国家;既有教派关系和谐的国家，也有教派矛盾激烈的国家;既有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也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对相关沿线国家而言，宗教既是其立国之基，在底层群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又是其内政外交的思想之源，是决策者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宗教因素起到了 “双刃剑” 的作用，善加利用则能成为推动民心相通、夯实合作基础的助力，稍有不慎则又将影响沿线各类项目的顺利开展。从宏观层面来看，宗教因素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明交往与意识形态领域，而已经深入到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沿线国家信教人口数量庞大、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是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现实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宗教不仅进行着宏观层面的 “回归”，在微观层面也经历了 “去私人化” 的过程，宗教从个人信仰进入公共领域，继而成为进行社会动员、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当前中国周边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宗教因素所具备的 “双刃剑” 的特征愈发明显，尤其在地区热点问题与冲突矛盾中的消极影响被持续放大、反复强化。

　　此外，宗教内部教派矛盾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局势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在解释宗教与冲突的关联性时，以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为代表的原生主义者们认为 “在解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暴力互动的时候，宗教传统的差异应该被视作最重要的自变量”。但当前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却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同一宗教内部，工具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宗教是影响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冲突的根源。同时，社会动荡、经济下滑、民族矛盾等问题均是宗教领袖或民族领袖建构话语体系、赋予符号意义从而增加号召力的重要现实背景，因此工具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宗教和暴力冲突之间仅存在伪关联性。“工具主义者承认宗教信仰分歧可能会加剧冲突，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冲突很少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分歧而引起，同时他们认为暴力冲突与宗教复兴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必然的。” 中东地区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背后都蕴含了教派矛盾与利益冲突。

　　一方面，宗教因素在不同层面对 “一带一路” 建设产生影响。在双边层面，对象国国内宗教问题以及宗教势力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参与都会影响 “一带一路” 沿线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我国周边地区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大多存在权力交接、政治转型等需求，宗教势力通常也参与其中，从而增加了转型时期国内政治和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在多边层面，由于周边总体宗教格局分布较为完整，因此宗教因素的影响常常具有外溢性和联动性。如 “中巴经济走廊”“中国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 沿线全部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因此沿线宗教因素影响时常会从某一国蔓延至邻国甚至是整个地区。

　　另一方面，宗教因素在不同区域对 “一带一路” 建设产生影响。《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中指出：“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地区冲突、军备竞赛、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人工智能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叉叠加。” 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恐怖主义蔓延、极端主义思潮涌动是 “一带一路” 建设所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大国博弈、霸权政治等因素则进一步增加了沿线地区安全局势的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中国周边及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安全局势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交织，破解和平赤字、维护沿线国家稳定与发展成为 “一带一路” 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背景与首要目标。通常而言，宗教因素本身并没有对沿线合作项目产生直接影响，但由宗教因素所导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对 “一带一路” 沿线合作项目的影响却较为突出。“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势力，东南亚伊斯兰分离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缅甸佛教极端势力、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宗教风险，这些现实存在无不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宗教风险的研究。”

　　在中东地区，民族主义势力、教派主义势力与世俗主义势力的博弈是主导该地区战后秩序发展的三条主线。近年来，从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暴力极端组织肆虐到巴以冲突反复升级、什叶派 “抵抗之弧” 遭受重创，在纷乱局势背后，中东地区宗教势力抬头值得高度重视，需对宗教意识形态渗透、反华势力合流等潜在风险进行充分预判。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地区，宗教被 “三股势力”“毒恐联动” 作为进行政治动员和违法犯罪活动的 “幌子”。在欧洲地区，一方面，宗教保守主义思想继续同极右翼势力一同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另一方面，伴随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欧洲原有宗教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欧洲多国尝试在多元主义文化中找到解决之道，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其消极影响不断外溢至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在非洲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信教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是该地区宗教格局变化的重要背景，此外，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在非洲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影响非洲地区的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局势。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政教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对政党、对选举、对社会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继而对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构成潜在风险。尤其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问题研究亟待由宗教学的专业研究队伍深度参与其中，综合运用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与视角，从三个层面对 “一带一路” 沿线民族宗教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与阐释，具体包括：在国家层面，深入梳理各国民族宗教基本情况、主要特征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在地区层面，全面归纳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的跨境联动及对我国的多元影响;在全球层面，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进程中民族宗教因素的积极影响及潜在风险。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进一步赋予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更重要的学理价值与应用价值。第一，宗教是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资料与知识储备。一国的宗教总体情况、各宗教派别基本情况、政教关系、宗教矛盾、涉华宗教问题基本立场等内容对了解该国的历史与现状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进行兼具区域国别研究与宗教研究视角的梳理和阐释。

　　第二，从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视角开展宗教研究有助于呈现 “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问题的共性与特性，为开展分类研究、总结一般规律、抽象理论成果夯实基础。“一带一路” 沿线既有主体民族、主要宗教较为集中的国别，也有民族宗教成分复杂繁多的国别，既有民族宗教关系较为融洽的国别，也有国内民族宗教矛盾激烈，甚至形成跨境联动的国别，针对不同类别进行类型学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和阐释框架。

　　第三，“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问题对维护我国总体国家安全、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一方面，以民族宗教问题为抓手煽动涉华人权议题、丑化中国国家形象是美西方对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问题研究对掌握对象国涉华宗教议题的总体立场、思考反制措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同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点，全面掌握 “一带一路” 沿线宗教基本情况对当前推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深化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积极作用。

　　(三)宗教因素推动共建 “心联通” 的历史经验与全新机遇

　　包容互鉴是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往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古商道上的贸易往来，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探索发现，宗教交流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唤起人们对过往时代的美好记忆，激发各国实现互联互通的热情” 的重要载体和共同记忆;另一方面，应加强促进 “民心相通” 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总结夯实民意基础、受到当地群众喜爱的有益经验，进一步传承丝路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因素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

　　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从宏观角度出发，发挥宗教因素的积极影响对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意义。从微观角度出发，熟知特定群体的宗教文化背景对推动共建 “心联通” 提供了全新机遇。以同伊斯兰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目前全球穆斯林人口接近 19 亿，占全球人口总数五分之一以上。中国如何同伊斯兰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亟待思考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如果能从伊斯兰教典籍和教义教理中梳理有关人类发展问题的思想渊源，阐释 “乌玛”“善治” 等概念的当代内涵，对伊斯兰语境中的 “命运共同体” 进行辨析，那么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围绕 “命运共同体” 开展价值观对话与文明互鉴也就具备了充分而坚实的基础。

　　从宗教角度推动开展对话、建立共识并非仅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意义，在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和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宗教因素同样可以通过 “心联通” 的方式增进信任、消解疑虑、寻求共识，从而夯实各方协调合作的思想基础。如 2016 年 7 月，由我国倡导并主办的 “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与会代表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教、学三界。此次会议以倡议书的形式承诺与会各国穆斯林应遵守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和马图里迪 - 艾什阿里教义学传统，推动宽容、温和、中正的教义教法学派成为 “地区标准”。

　　我国主导推动以公开倡议形式弥合与会各国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法学派、教义学派的分歧，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我国各大宗教团体与研究机构都立足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现实需求，通过展览展演、学术交流、调研互访等形式与有关各方开展 “心联通” 的相关工作，如佛教在传统中日韩 “黄金纽带” 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欧洲、非洲等地扩大影响，基督教通过基督教领袖论坛、“圣经事工展” 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外交流，伊斯兰教则以朝觐为契机展示自身形象，沙特曾于朝觐期间在其国内主流媒体《利雅得报》整版刊登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及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为粉碎相关谣言提供发声渠道和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由 “一带一路” 支点国家、经济走廊、国际组织组成的传承丝路精神的立体网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因素促进与沿线国家人民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视野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2021 年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其在新疆工作会议、西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同构建了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的总体框架。在 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全国宗教研究队伍在新时代的使命和任务，提出 “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我国宗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既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与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路径，但我们仍需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要求出发，不断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其一，需体现 “中国特色”。从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进一步从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挖掘推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与生长空间;从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批判地接受国外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角度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范式、研究话语、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融合。

　　其二，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同一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 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为我国宗教学界如何开展学术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其三，需进一步发挥交叉学科的天然优势，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内涵丰富、视野广阔，是一个天然蕴含跨学科特点、向诸多学科开放的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视野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需立足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对现有宗教与国际研究进行补充与完善，为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促进宗教因素在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进程中发挥积极意义与作用，同时预判潜在风险与挑战，为优化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外部环境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咨询建议。

田艺琼,上海社会科学院,20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