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文化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新时代中国人口形势下农村宗教工作风险与治理

　　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基层宗教工作是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宗教工作的重要基础。农村宗教工作范围广、任务重、基础弱，要想做好，难度更大，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据《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2018)，我国仅五大宗教就有信徒近 2 亿。我国信教群众很大一部分在农村，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同样也在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模式、基层治理模式、产业结构、人口形势等都发生巨变。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群众的规模和人口结构不同，宗教工作的风险点就会不同。因此，若要做好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教工作，就需要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农村人口形势尤其是常住人口的人口结构，并探讨针对性治理策略。

　　一、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教工作所面临的人口形势

　　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人口城镇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形势突出特征。相比改革开放前，新时代中国农村人口形势发生巨变，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大幅缩减并且严重老龄化。

　　(一)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新时代中国农村人口形势的最显著特征，其最主要表现是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和村落空壳化。从多年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大幅减少和城镇就业人口每年大幅增加来看，农村常住人口每年流失千万级别以上。2012 年末，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93727 万人，比 2011 年末减少 345 万人，首次进入负增长;2012 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37102 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66 万人。此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大幅减少，而全国城镇就业人员逐年大幅增加。2024 年末，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为 85798 万人，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47345 万人。十三年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超过 8000 万人，而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增加超过 1.1 亿人，两者相加超过 1.9 亿人。其所对应的该时期农村常住人口减少数量则在 1.9 亿人以上，因为还带动了大量非劳动年龄的青少年和婴幼儿进城(很多已经是在城镇出生和成长)。黄少安(2020)调查发现，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户籍人口与实际常住人口相差甚远，常住人口只有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数是老人。根据我们对鲁西南多个村庄的调查，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总体上在 2013 年已经下降到不足 1/2，在 2025 年下降到不足 1/3，这与全国趋势大体一致。

　　(二)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性别比一定程度失衡

　　新时代中国农村人口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按照平均的程度减少，而是年轻人口更大幅度减少。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农村年轻人以 “打工” 的形式进城，成为常住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口。这导致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大量农村老人留守化，也导致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七普” 的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只是反映的户籍人口，而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远大于农村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全国已经有大量的纯老人村。根据 2025 年 6 月我们对鲁西南部分村庄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调查，所调研村落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都已超过 50%，有的村已没有 53 岁以下常住人口。同时，由于青壮年男性能更好地匹配城镇务工的岗位需求，加之女性总体上比男性长寿，还使得农村中老年常住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女性占比较大，农村留守妇女较多，单独生活的失去配偶的女性老人也较多。

　　(三)农村青壮年进城呈现 “核心家庭化”，多数已在城镇立稳根基

　　农村青壮年进城以 “核心家庭化” 为主。所谓农村青壮年进城 “核心家庭化”，是指农村青壮年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一起进城，而且其子女越来越多在城镇出生和成长。农村青壮年进城的 “核心家庭化” 程度越来越高，使得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大幅减少。为数不多的留守妇女多是中年人和低龄老人。在我们所调研的村落，有的村在 2025 年已经既没有留守青年妇女，也没有留守儿童。有的家庭仅仅因为有利于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进城居住。据我们对山东省 P 县 3 个农村乡镇调研，2025 年在农村乡镇当地就学的小学生人数已总体上不到高峰期(1995 年前后)的 1/10。该县已在 2023 年 9 月将初中教育全部调整进县城，高中教育则是已在 2010 年之前全部集中在县城。这充分反映了农村青壮年进城的比例及其进城的核心家庭化程度已经很高。

　　多数进城农村青壮年已在城镇扎根。进城农村青壮年的城镇生活意愿和城镇生活能力已比较强。在我们所调研村落，该群体在 2015 年时就已有半数以上在城镇购房，该群体购房者比例在 2025 年已经超过 3/4。据我们 2015 年调研，当时 30 岁以下已婚男性在城镇购房比例最高。随着时间推移，在 2025 年，已经对应 40 岁以下农村已婚男性在城镇购房比例最高。这因为，多年来农村青年结婚的第一要件就是男方在城镇有房。其他年龄段的城镇购房比例也已经大幅提高，尤其那些常年在城镇打工者，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城镇拥有住房，有利于农村青壮年在城镇立稳根基。

　　二、新时代中国人口形势下农村宗教工作风险

　　人口形势尤其是人口结构，与宗教信仰有着紧密关联。我国信教群众结构呈现出 “五多” 特点：年龄上以老人居多，性别上以妇女居多，文化程度上以低文化水平居多，在城乡分布上以农村信教群众居多，在区域分布上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居多。据我们 2025 年对山东省部分县(区)调查，前四个特点没有变化;第五个特点符合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回族村或回民小区;另有一个工作重点是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宗教信仰在年轻大学生中有一小部分受众。农村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变，给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教工作带来诸多风险。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性别结构失衡一定程度造成农村 “宗教热”

　　老年人常面临丧偶、疾病、死亡以及生理机能和社会地位下降等诸多问题，这会对其精神、心态和人生观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农村青壮年大规模进城，使得农村常住人口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农村老人严重空巢化和留守化，农村老人面临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困境加重，农村代际情感交流减少和代际情感亲密度降低。加之农村社会保障滞后和娱乐活动贫乏，加剧了农村老人生活困境。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老人容易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等方面的满足。宗教信仰不仅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功能发挥等方面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基本照顾，而且可在群体角色和心理慰藉等方面为其提供身份认同和精神抚慰，这种既照顾身体又深入心灵的庇护形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留守老人的 “归属性吸引”。

　　农村常住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女性占比较大，留守妇女和单独生活的女性老人较多。她们在劳动生产、日常生活、生理机能、精神心理、生命安全等方面面临的困境空前加重。再者，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女性文化程度又相对更低一些。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更容易受宗教文化影响。家庭成员、宗教书籍、宗教组织宣传、集会宣传、现代通讯设备等在农村宗教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留守妇女是近年来宗教信仰的 “主力军”，这与她们的生存环境、农村落后文化习俗影响等密切相关。缺乏安全感、心理压力大等是其信仰宗教的直接原因，家庭背景、社区宗教团体发展情况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是其信仰宗教的社会原因。

　　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性别结构失衡使得近年来农村信仰宗教的人数一定程度攀升，不少学者反映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农村 “宗教热”。宗教信仰本身具有诸多正向功能，但由于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和性别结构失衡，又由于农村老人和农村妇女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得农村宗教信仰容易偏离正向功能。

　　(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性别结构失衡不利于防范治理农村非法宗教活动

　　所谓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是指在农村进行的一切违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及地方有关法规、条例和政策的种种宗教活动，具有复杂性、群体性、隐蔽性等特征。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涉及境外宗教势力渗透、邪教活动、宗教极端主义、封建迷信以及佛教道教过度商业化等方面。

　　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青壮年的思想素质和身体素质是最好的，是抵御境外宗教势力、邪教、宗教极端主义和封建迷信等的中坚力量。在不同性别群体中，则是男性通常能更好地抵御这方面风险。农村老人和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普遍偏低，同时对宗教信仰的偏好又比较强，容易被上述不良宗教势力蛊惑。老人的心智和肉体机能逐渐退化，一定程度处于认知能力不足、行动能力弱、自救能力差、维权能力较弱、心理偏差大等不良状态。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化还意味着缺乏来自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能力等方面对他们的帮助。这使得农村常住人口在面对非法宗教信仰信息传播时，很难及时准确地进行甄别、“吹哨” 并维护自身权益。所以新时代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结构问题不利于抵御不良宗教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这也对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三)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农村基层组织做好宗教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地区做好一切工作的战斗堡垒，宗教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基层一线的落实。而农村青壮年大量进城、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和性别比失衡等，给农村基层组织做好宗教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如前所述，由于社会变迁和常住人口结构变化，农村出现了宗教热，并且不利于抵御非法宗教势力，这无疑会给农村基层组织做好宗教工作带来严峻挑战，还一定程度冲击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号召力和向心力。二是老年人是农村信教群众的主体，其留守化、空巢化现象严重，身体机能、心理承压能力、心智水平等不断下行，赡养人又大多不在身边，所以会增加基层组织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难度，管理服务风险较大，容易因 “不好管” 造成 “不愿管” 和 “不敢管”。三是作为农村信教群众的另一个主要群体，农村留守妇女通常生产生活负担重，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安全感，有的出现婚姻危机，长期性压抑容易导致连锁负面情绪和心理病变，被骗财骗色的案例多有发生，对这部分信教群众的管理服务同样风险较大，这要求基层组织更加注重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并提升自身应急管理能力和承压能力。四是农村群众是党的农村宗教工作的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和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基础，而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和农村常住人口性别比失衡，则会弱化党的农村基层宗教工作的后备队伍根基。

　　三、新时代中国人口形势下农村宗教工作风险治理

　　若要做好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教工作，需要针对风险和挑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在农村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并且将之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宗教事务治理能力。

　　(一)筑牢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防范新时代农村宗教信仰风险中的基础地位

　　宗教得以存在的前提，是有人需要。人们委身宗教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基本公共品或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内的信教比重以及农户的宗教选择概率和宗教参与程度，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功能弱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会促使人们更多地选择宗教信仰，到其中寻求物质、健康、精神安慰等方面补偿。农村的人口形势和人口结构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但可以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来治理相应宗教信仰风险，发挥好它们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

　　进一步提高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兜底性保障水准。社会保障之所以对于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就在于宗教的重要功能是使人获得身心安康，而良好的养老和医疗等兜底性社会保障同样可以使人获得身心安康。若要发挥好社会保障对农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和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防范功能，就需要持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并优化服务事项;对标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建立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和保障能力一体化推进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差距，改变农村社保水平偏低的现状，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特别是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的保障水准。

　　打造并利用好村庄民生综合服务中心。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幸福院、文化大院、农家书屋、文体活动中心、农村诊所等进行协调配建，建设村庄民生综合服务中心，发挥好民生综合服务中心的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健康养老载体和文体娱乐功能，将宗教信仰问题治理作为重要服务内容。依托村庄民生综合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对象，对农村老人和留守妇女等健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关爱服务联系机制。依据轻重缓急为其提供经济保障、生活照料、人生价值观导航、文体娱乐、精神慰藉、心理关怀、医疗护理、康复保健、临终关怀、社会救助、长期照护等适宜服务。

　　发挥好乡村公益性岗位的积极作用。近年来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面向 45 岁到 65 岁农村常住人口)的设置，对于受聘者来说是重要的就业和民生保障;对于整个乡村社会来说，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据我们调研，乡村公益性岗位的惠及面和覆盖面较大，在有的 100 多人的小村，7 个岗位指标就实现了 2025 年常年在村的无固定收入的 45 岁到 65 岁人口全覆盖(有固定收入者除外，如村医、村干部、农村幸福院管理员等)。实践中，这对于防范宗教信仰风险也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有助于留住一部分相对年轻的人口，从而有助于优化农村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而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有助于治理宗教信仰问题;二是在乡村公益岗中，女性占比普遍高于男性，较好地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的当地就业问题，有助于提高她们应对农村生活风险包括宗教信仰问题的能力;三是乡村公益性岗位的设置及一线工作的开展都是在村 “两委” 的具体领导下，这种造福于民的好事有助于提高村 “两委”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助于村 “两委” 开展宗教信仰问题治理。

　　(二)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宗教工作队伍建设

　　在 2021 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强 “三支队伍” 建设，明确了 “政、教、学” 三支队伍在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中的定位和任务。

　　落实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和宗教学研究队伍的责任与分工。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在联系教内群众方面有独到优势，是我国宗教中国化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工作力量;需要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前提下，探讨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等方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使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带头守法遵规和提升宗教修为，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及时发现并预警宗教极端主义、邪教等非法宗教问题。而宗教学研究队伍则具有宗教学的理论优势和专业知识优势，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探讨宗教界如何更好地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探讨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识别宗教信仰是否偏离正信正行、将基层宗教工作实践总结提炼和上升到理论层面等方面具有专长，担负着理论创新和决策咨询等方面重要任务，需要重点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有力的学理支撑。

　　提升农村党政干部的宗教工作队伍战斗力。党政干部队伍是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基石。提升农村党政干部的宗教工作队伍战斗力，需要进一步做好如下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加大编制、待遇、经费、专业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支持力度，定向培养一批熟悉本地风土人情的宗教学专业大学生，重点补强农村乡(镇)、村(社区)两级宗教工作网络建设的短板，完善乡(镇)、村(社区)两级宗教工作领导机制。加强对农村乡(镇)、村(社区)两级的宗教工作业务指导，基于责权利平衡原则落实好乡(镇)、村(社区)两级责任制，通过加强能力提升培训工作和完善配套奖惩制度改变乡(镇)、村(社区)两级对宗教工作还存在的 “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 现象。建立健全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在行政村(社区)设立宗教信息员，在农村宗教活动场所健全联络员制度，建立健全认知防范、监测预警、及时上报、快速研判、有效应对、监督评估、闭环管控宗教信仰风险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对农村宗教信仰进行全方位常态化动态化管理。

　　发挥好农村宗教工作 “三支队伍” 合力。党政干部队伍负责在本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全面负责本地宗教问题治理，有责任密切联系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和宗教学研究队伍，进而发挥好 “三支队伍” 的合力。鉴于绝大多数农村村落乃至乡镇缺乏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以及高文化素质的宗教工作专业人才、绝大多数宗教学研究人员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在绝大多数农村基层缺乏 “三支队伍” 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合作，在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与农村乡镇宗教事务办公室的定向联系制度，支持其开展基于问题导向的村落定向专项服务;探索建立普通高校及科研院所宗教学研究人员从事农村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实践锻炼、挂职锻炼制度并将之作为其职级晋升的参考条件之一;探索建立大中城市从事宗教工作的高文化素质党政干部到农村基层实践锻炼、挂职锻炼制度并将之作为其职级晋升的参考条件之一;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基金立项方面，探索设立农村基层宗教问题调研专项;同时探索建立从事宗教工作的农村党政干部队伍到上级相关部门和宗教研究机构研学或挂职制度。

　　(三)筑牢治理新时代农村非法宗教问题的群众防线

　　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群防群治、筑牢群众防线是做好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教工作的根本保障和根本要求。新时代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的严重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对在农村宗教治理工作中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提出了更高要求。

　　将无私关爱和忘我奉献贯彻农村宗教问题治理工作始终。检验农村宗教工作的实际成效，最终要看能否把广大农村群众包括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只有将无私关爱和忘我奉献贯彻农村宗教治理工作始终，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村群众的力量，才能教育和引导好农村群众，才能把党的正确宗教工作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把广大农村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无私关爱和忘我奉献最主要就体现在切实做好民生工作和关心农村群众安危冷暖上。

　　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农村群众的力量做好农村宗教工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农村群众是农村宗教问题治理成败的决定力量，是共治共享的重要主体。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要把城乡治理的重心落到社区。一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做好农村宗教问题实地调研。二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构建农村群众联防联控防线。三是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团结起来，发挥好宗教治理工作的群众合力。

　　教育引导群众，将党的宗教工作主张转化为农村群众的意识和自觉行动。一是发挥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村群众的教育引导作用、对农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和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防范功能。二是加强科普教育、人文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以及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帮助广大农村群众正确认识宗教，分清宗教、邪教、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等的区别，加强关于非法宗教问题防范治理的教育引导。

　　(四)因地因 “教” 施策，加强对农村突出非法宗教问题的靶向治理

　　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农村人口形势如何变化，农村宗教工作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彻落实好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遏制极端、打击犯罪” 的原则，并将防范治理有组织的非法宗教活动放在突出位置。同时，全国不同地域所面临的有组织的非法宗教活动风险又有所不同，需要将中央精神、国家治理方案、问题导向与因地因 “教” 施策相结合，加强靶向治理。不同宗教的问题或不同地区同一宗教的问题，在性质和表征等方面存在差异。要根据不同宗教、不同地区宗教的特点，实行 “分教施策、因地制宜”。

　　涉佛教和道教领域的违规和非法宗教活动治理。重点是防范治理佛教和道教过度商业化问题，防范治理游僧游道、假僧假道违规和违法活动，开展好藏传佛教领域的反分裂斗争。纠正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现象，严禁教职人员直接参与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贸活动，加强寺庙宫观及其教职人员财务监管，切断借教敛财利益链。以网格管理为抓手，开展游僧游道全面调查摸底，摸清披着佛道外衣的相关人员的真实身份信息和数量，提高农村群众自觉抵制游僧游道、假僧假道活动的意识和能力，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对相关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打击。加强藏传佛教寺院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和宣传阵地建设，有效遏制民族分裂势力利用藏传佛教对世俗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涉伊斯兰教领域的违规和非法宗教活动治理。需要重点防范治理的是宗教极端主义。首先，推进以 “正本清源、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思想转化、法治约束、垂范引领、预防教育、科学普及” 为内涵的明理工程。其次，实施好惩恶工程，坚持宽严相济、刚柔并用、防微杜渐、教改为主、严打为辅，完善对宗教极端主义苗头性问题的治理机制;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打暴恐犯罪、严惩犯罪团伙首要分子和核心骨干。再次，实施好国际合作工程，筑牢边境防控 “铜墙铁壁”，以情报共享、调查取证、边境管控、跨境追逃、缉捕及引渡嫌犯、金融监控、联合军演等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多层级国际反暴力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合作。

　　涉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领域的违规和非法宗教活动治理。在五大宗教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化、本土化方面需要提升的空间也相对更大一些。中国化、本土化问题和依法依规传教布道问题是两者共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天主教领域，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维护好国家主权和教会事务自主权;在农村基层重点做好地下势力依法治理和教育转化工作。在基督教新教领域，支持其按自治、自养、自传原则办好教会，促进各派别加强在 “三自” 爱国基础上的团结，淡化教派观念;在农村重点是依法治理私设聚会点以及不合规传教布道和发展信众问题。

　　邪教问题治理。首先，帮助农村群众识别和防范邪教，警惕邪教各种 “花言巧语” 的蛊惑与蒙骗，避免掉入其精心编织的 “圈套”。其次，发挥好中国反邪教网的网络平台功能。再次，严防宗教组织在人事上的未经批准的重大变动和信众在基层的迅速膨胀，因为历史经验表明这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邪教。再次，依法严查邪教组织非法资金问题，失去非法资金支撑，邪教很快就会崩盘。再次，持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治理邪教问题专项行动。

李学迎,赵化民,新时代中国人口形势,农村宗教工作,风险治理,20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