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埃塞俄比亚提格雷人问题的多重面向

　　2020 年底，提格雷人以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侵犯地方自治权为由，挑起持续两年的内战，“非洲之角” 的动荡进一步加剧。埃塞北部跨厄立特里亚边境而居的提格雷人，是埃塞文明的创造者，但在现代政治发展中却日渐边缘化，这构成理解困扰埃塞数十年的提格雷人问题的基本背景，当前内战则是这一问题的最新发展。相对学界流行的分离主义视角，本文将提格雷人问题视为族群自治主张动态变化的产物，试图澄清其发展逻辑。

　　一、沃亚内叛乱：贵族特权、农民生存与提格雷人问题的产生

　　提格雷人问题源于对传统权力的争夺。失败一方的提格雷人不仅无缘帝国最高统治权，而且面临本地区自治权丧失的威胁。在此过程中，提格雷人身份被贬低，承担的税赋却在加重。20 世纪 40 年代，提格雷人问题以 “传统叛乱” 的形式爆发了。

　　(一)政治根源

　　提格雷人问题的政治根源在于其争夺埃塞皇位的失败及对变革权力传承体系的不满。埃塞帝国权力传承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制，皇帝传承缺乏稳定机制，为领主间权力转移提供了契机。1889 年约翰尼斯四世政权毁灭后，孟尼利克得以填补权力真空，阿姆哈拉人重掌帝国权力，并通过《乌查理条约》等削弱提格雷人，提格雷人已无力挑战阿姆哈拉皇帝的地位。孟尼利克二世继位后推进集权化改革，改变了原有领主混战与分赃格局，实现了皇帝从 “贵族领袖” 向 “专制君主” 的转型，提格雷领主不满情绪日益滋长。

　　(二)族群根源

　　孟尼利克在集权化改革中通过有差别的族群政策进一步将提格雷人边缘化。提格雷人自视为代表 “纯正” 埃塞文化且最早皈依基督教的群体，而孟尼利克强调自身所罗门家族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贬低提格雷人以彰显阿姆哈拉人的 “纯洁血统”，不承认提格雷人在保卫国家过程中的贡献，刻意遗忘提格雷英雄，这激起了提格雷人对本族英雄遭遇不公的愤怒，成为族群认同的精神支柱以及反抗阿姆哈拉人 “不公” 的动力。

　　(三)经济根源

　　提格雷人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沉重税收与发展机会的缺失。孟尼利克继位后将土地收获 “古尔提” 提高到 50% 甚至更多，提格雷人被迫抵押出售土地，生活日益贫困。政府将新增财富投资于南方新扩张土地上的咖啡种植业，忽视提格雷地区的土地保养与生产规划，当地农业陷入困境。1942 年海尔・塞拉西一世复国后，税吏敲诈勒索情况更为普遍，同时继续忽视提格雷小农，沉重税收与发展停滞构成提格雷人不满的经济原因。

　　(四)引爆因素

　　提格雷人问题因丧失本地管理权而被引爆。塞拉西一世时，皇帝进一步分化提格雷人，将提格雷地区的权力分割给约翰尼斯四世的两个敌对后代，二人彼此敌视，相互牵制，提格雷地区最高长官长期空缺。面对提格雷贵族的挑战，塞拉西将 “分化” 政策转变为 “替代” 政策，任命阿姆哈拉人为提格雷的实际统治者，架空了提格雷贵族的权力，提格雷人不仅无法对皇位构成威胁，甚至连管理本地区的权力也被剥夺。

　　提格雷人问题随即以武装冲突的形式爆发，1942 年 1—5 月，提格雷地区民兵接连击败政府军，随后在布拉塔・海尔・马里亚姆领导下，自称 “沃亚内” 的提格雷人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与政府军对抗，这场冲突被官方称作 “沃亚内叛乱”。1943 年 9 月 “沃亚内” 相继攻占军事要塞库哈、提格雷首府默克莱，塞拉西获得英国军事支援后彻底击溃 “沃亚内”，政府的 “惩罚” 埋下了仇恨与敌意的种子。

　　“沃亚内叛乱” 是提格雷人问题的第一次爆发，提格雷贵族组织起领地的农民反对中央政府，少数贵族提出族群分离主义与独立建国主张，更多农民因不满沉重赋税被动员，关注改善生活。与厄立特里亚保持紧密经济联系的西部提格雷人几乎没有参与冲突，反映出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政府将其视为分离主义威胁进行严酷镇压，激发了提格雷人的身份意识，知识分子由此走上政治前台。

　　二、执掌权柄：知识分子组织化与提格雷人问题的发展

　　“沃亚内叛乱” 的平定与地区秩序恢复，为政府从根本上解决提格雷人问题创造了条件，但随后三十年中央政府都无所作为，任由经济与族群矛盾继续恶化，提格雷人新阶层发育与外部力量介入，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将问题再次引爆。

　　(一)政治边缘化

　　“沃亚内叛乱” 后提格雷人在政治上被不断边缘化。一是提格雷人地方自治权进一步丧失，平叛后帝国权力深入提格雷地区，1955 年新宪法确认皇帝对各地总督的任免权，提格雷贵族仅是政治点缀;二是提格雷人在埃塞中央的政治参与空间被不断压缩，二十年间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只有 5% 来自提格雷人;三是提格雷人在埃塞议会中代表性不足，1955 年宪法的议员分配标准明显不利于提格雷地区，1957 年众议院选举时政府还取消提格雷当选议员资格。1974 年 9 月政变上台的德格政权仍拒绝与提格雷人分享权力，通过与阿姆哈拉人政党结盟，要求提格雷人 “阿姆哈拉化”，镇压倡导多族群平等的政党，提格雷人被立场更激进、宣扬分离主义的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取代，激起暴力反抗。

　　(二)经济衰退

　　“沃亚内叛乱” 后提格雷地区经济长年衰退。1957 年政府 “一五计划” 的项目绕开提格雷地区，60 年代提格雷省长引进工业项目因得不到中央支持失败，70 年代初提格雷地区工业规模小，农业衰退，小农承受沉重税赋，被迫逃离土地或跨省务工，沦为季节性流动劳工。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对提格雷地区的行政重划导致灾荒隐患，1972—1974 年的旱灾引发严重饥荒，政府的不作为进一步激化矛盾，德格上台后执行压制与隔离政策，提格雷人遭受经济破产与心理绝望的双重困境，提格雷人问题由此被引爆。

　　(三)身份歧视

　　“沃亚内叛乱” 后提格雷语被禁止，身份遭歧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严禁出版提格雷语书报、用提格雷语广播，在提格雷地区政府部门强制推广阿姆哈拉语，规定当地学校只能使用阿姆哈拉语教学，大学入学存在不公，提格雷大学生被视作 “落后的部落民”。在提格雷以外地区，提格雷人被普遍污名化，政府使用带有歧视性的 “提格里” 作为官方用语，德格上台后仍推行同化政策，提格雷人身处 “阿姆哈拉民族文化监狱” 中。

　　当族群差别与利益对立相叠加，权力博弈演变为政治上的分居异爨。1971 年提格雷人大学生协会成立，1974 年 9 月转型为 “提格雷民族组织”，知识分子成为 70 年代提格雷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与核心。1975 年 2 月 “提格雷民族组织” 改组为 “提人阵”，重拾族群自决与分离主义主张，1982 年以前配合 “厄人阵” 攻击政府军补给线，在辖区内开展社会经济改革，吸引农民参与。随着 “提人阵” 实力积聚，与 “厄人阵” 断绝合作，独立展开对政府军正面进攻，1989 年控制整个提格雷地区。

　　德格在军事上节节失利，财政负担日益加大，1989 年 5 月政权内反对派发动政变，随后 “提人阵” 与 “厄人阵” 等结盟，1991 年 5 月 “埃革阵” 发起进攻，门格斯图出逃，德格倒台，“埃革阵” 进入首都夺取政权。

　　“提人阵” 对帝国政权与德格政权的反叛是提格雷人问题的第二次爆发，是知识分子领导、农民为主体的行动，“提人阵” 创造了提格雷民族主义，利用族群问题进行动员，最终推翻德格政权。“提人阵” 领导层的理念也在变通，随着形势发展调整目标，1988 年明确为埃塞统一而战，夺取埃塞政权虽暂时解决了提格雷人问题，但族群对立与分离主义诱因仍然存在，只是被胜利所掩盖。

　　三、得而复失：民族联邦制受挫与提格雷人问题的前景

　　“埃革阵” 1991 年 7 月成立过渡政府，1995 年 8 月成立联邦政府，提格雷人掌握了政权。以民族联邦制为原则，致力于各族群 “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但其执政过程本质上是将对提格雷地区的自治权扩大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随着其他族群不满的积聚，提格雷人失去优势地位，最终在 2020 年再次引爆提格雷人问题。

　　(一)权力垄断与政权更迭

　　提格雷人垄断权力，操控其他族群政治参与。夺权后，“提人阵” 主导的 “埃革阵” 虽宣称与其他族群政党地位平等，但实际上掌握任命权，营造多族群平等参与氛围。1995 年以来埃塞总统由其他族群担任，但实权掌握在提格雷人总理手中，“提人阵” 解散前政府军，控制军权，还派出提格雷人去其他族群州进行监督，掌握实权。2012 年梅莱斯去世后，“提人阵” 内找不到有能力的继任者，面临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的压力，选择海尔马里亚姆为继任者，但军权仍被 “提人阵” 控制。2018 年 2 月阿比・艾哈迈德赢得总理选举，上台后削弱提格雷人对军队的控制，撤除部分高级官员职务，倡导政治民主化，指责民族联邦制加剧族群对立，2019 年底重组 “繁荣党”，“埃革阵” 走向解体，“提人阵” 在联邦议会中沦为反对党，影响力退回提格雷地区，提格雷高官被免职、逮捕，财产被没收，提格雷人问题再次爆发的政治诱因形成。

　　(二)经济垄断与政策清算

　　提格雷人主导国家经济政策，垄断经济资源。“埃革阵” 依据宪法向提格雷地区实施倾斜经济资源与政策，1991—1998 年间流入提格雷地区的民间投资占联邦批准总额的 10.55%，高于阿姆哈拉地区。2005 年以来依托 “民主发展型国家” 战略，以捐赠公司为媒介向提格雷地区倾斜资源，“提格雷重建捐赠基金” 在提格雷地区投资建设多家企业，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而其他族群的捐赠公司财力有限，投资企业少，索马里州等甚至没有捐赠公司。“埃革阵” 在提格雷以外地区的发展计划忽视当地族群诉求，激起不满与反弹，土地租赁过程中驱逐当地农牧民，引发抗议并导致政权更迭。阿比总理上任后清算过往经济政策，撤销土地租约与项目合同，对提格雷地区仅限有限财政拨款，提格雷人担心 “经济报复”，成为提格雷人问题再次爆发的经济诱因。

　　(三)文化政策与族群对立

　　提格雷人主导的政府对族群多元文化政策的不当执行助长了族群对立。1995 年宪法保护地方族群的语言文化，但在执行中制造了族群隔阂，各州解聘大量教师，代之以本地族群师资，配合按族群语言划分行政区的做法，主导族群排斥杂居的其他族群，引发袭击事件。语言文化政策引发宣扬部落主义和批判部落主义两种后果，矛头都指向提格雷人，前者加剧族群离心倾向，后者否定 “埃革阵” 建国原则，销蚀提格雷人执政合法性，2015 年两类团体联手对抗 “提人阵” 并助力阿比上台。阿比执政后推行全国族群统一政策，“提人阵” 担心民族自决权受损，指责阿比实施同化政策，提格雷人问题爆发的族群文化诱因浮出水面。

　　阿比在联邦层面清除提格雷人影响后，限制 “提人阵” 在提格雷地区的自治权，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联邦推迟全国选举，“提人阵” 自行组织州选举，联邦态度强硬促使 “提人阵” 寻求武力解决，11 月联邦进攻提格雷地区，内战爆发。随着内战升级，外部行为体介入，长期内战导致严重灾情，冲突双方被迫让步，2022 年 11 月达成《比勒陀利亚协议》，但和平协议未能实现埃塞和解，联邦军与阿姆哈拉民兵又陷入冲突，埃塞和平前景依然不明朗。

　　2020 年以来的内战是提格雷人问题的第三次爆发，表现为以 “提人阵” 为首的提格雷人为维护地方自治权而进行的政治与军事博弈，反映出提格雷人对埃塞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主张，即坚持民族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制，分离并非目标，而是捍卫权益的手段，未来若无法妥善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权力下放间的平衡，提格雷人问题就不能轻言解决。

　　四、结语

　　当前的提格雷人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 “提人阵” 丢失政权，而是有其深层历史原因与发展脉络。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沃亚内叛乱” 到 70 年代对帝国与德格政权的反抗，再到 2019 年丢掉政权后 2020 年激化为内战，提格雷人问题始终是其为改变自身 “边缘族群” 地位而形成的思潮与行动。

　　提格雷人始终无法从埃塞公民身份中获得安全感，依赖自身族群身份与特殊权利，提格雷民族主义成为牢笼。在历史上，帝国中央集权损害提格雷人自治权益，后者对抗中逆转集权化进程，代之以民族联邦制，“繁荣党” 重启中央集权再次遭反对，“沃亚内叛乱” 与当前内战逻辑一脉相承，90 年代以来提格雷人执政后的特权地位是自治权的扩大化形式。

　　以自治为锚点，提格雷人根据实力对比摇摆于 “按自身心意改造埃塞国家” 与 “分离独立建国” 两端，在扩张型与保守型极端民族主义间试探，强调排他性族群利益，多数时候分离主义是增加筹码的手段，并未做好分离建国准备。在不脱离埃塞国家框架前提下，既反对其他族群侵犯自治权，又扩张自身权力边界，民族联邦制是拓展提格雷人权力、整合埃塞国家的 “实验”。

　　提格雷人对族群自治权的呼吁与对埃塞国家的认同相互交织，保持张力，相对于单一分离主义解释视角，提格雷人问题更为复杂，兼取统一、自治、分离等理念并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其中统一是自治权的扩大化与特权化，分离是突破自治权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手段。

王 涛;杨昊东,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