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文汇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延迟退休是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的一项政策，旨在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压力。“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国务院也于 2022 年 2 月印发《“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其中正式提出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并确定山东和江苏作为改革的试点省份。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系统工程，与人民群众家庭生活息息相关。考虑到我国家庭成员之间普遍联系较为紧密的现状，延退改革不仅会对退休者本人的退休行为产生影响，也可能会通过改变代际转移等途径影响退休者的其他家庭成员，其中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重要方面即是退休者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因此，本文是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和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背景下，研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父代的退休行为会通过时间和财务方面的代际转移影响子代的劳动供给。在中国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家庭成员(父母、子女)遭遇困难时往往会向家庭内部寻求帮助。一方面，退休一般将伴随父代对子代由上至下的时间代际转移，这主要通过父代为子代提供隔代照料的形式实现(Feng 和 Zhang，2018)。隔代照料可以降低年轻世代花在育儿上的时间，从而放松年轻世代的时间约束，使他们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增加。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在适龄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不足、家庭儿童看护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家庭中健在且身体状况不错的老年人，即子代女性父母及其配偶父母，往往承担着家庭儿童看护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目前大部分中国家庭的儿童照护来自父辈和祖辈提供的非正式照料，正式照料资源提供严重不足。已有的实证研究显示，隔代照料将显著增加中青年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邹红等，2018)。另一方面，父代退休后将有可能改变家庭内部金钱方面代际转移的模式。具体而言，父代退休将减少家庭收入，加重子代养老负担。由于子代可能需要为退休的父代提供更多经济支持，这一赡养需要或将促使家中原本不需要承担工作责任的女性(额外工人)也开始就业并想办法提高劳动收入。此外，代际转移还可能存在其他方向。例如，父代退休也有可能增加子代照料老人的时间，并由此影响子代的劳动供给;父代退休也有可能降低子代的育儿支出，从而放松子代的预算约束。

　　由于延迟退休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积极应对老龄化并提高我国的劳动供给水平，评估父代退休如何影响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延退改革对我国总体劳动供给水平的影响。同时，考察父代退休如何影响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尤其是子代女性的劳动表现，也有助于加深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与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 “两难困境”。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1990 年的 73.2% 降至 2016 年的 62.0%，降幅达 11.2 个百分点，同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8.4 个百分点。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育儿方面的需要。中国的已婚青年女性受社会传统影响，一直都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其工作机会和社会劳动时间在不同程度上被家庭劳动时间挤占。尤其在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实行的三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已婚适龄女性可能面临生育、儿童看护和社会劳动供给的冲突。在面临工作与育儿的矛盾时，父代是否有时间提供隔代照料可能会改变女性的劳动供给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已有研究表明，父代退休会提高其提供家庭照料的概率(封进和韩旭，2017)，因此，父代退休很可能是子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本文利用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建立断点回归模型对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我们的研究发现，父代退休显著提升了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对女性的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子代男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且在更换方法和模型后仍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代际经济和时间转移是重要的影响渠道，主要表现为父代对子代的代际时间转移和子代对父代的代际经济转移。异质性分析发现，健康、与子代同住、已婚有配偶的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明显，女性学历高、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中父代退休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退休的正向代际效应在家庭文化和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地区表现得更明显。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退休制度、代际关系和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研究，分析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异质性影响及可能的影响机制。文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往只有少部分文献讨论父代退休如何影响子代的劳动供给(Bratti 等，2018;Pinto，2022)，且主要集中在考察女性劳动供给的广延边际(即劳动参与)上，针对子代职业表现的探讨较少。本文在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探究了工作时长、工作性质、收入水平等其他维度的职业表现，丰富了研究内容。第二，已有文献主要从父代提供隔代照料的角度解释父代退休影响子代劳动供给的机制，本文分别从时间转移的广延边际、集约边际和财务转移的广延边际、集约边际视角，更全面地检验了时间和财务的双向代际转移的渠道作用。第三，我们进一步拓展了父代退休代际影响的异质性分析。我们按子代男性、子代女性分别探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这一结果也为社会观念和家庭分工如何影响性别收入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此外，我们还分别从父代特征、子代特征、所在地特征多个维度检验父代退休代际影响的异质性，为作用机制的探讨提供了新的佐证。

　　本文拓展了关于退休制度代际影响的研究。现有国内文献只有封进等(2020)研究了父代退休如何影响子代的生育决策，而针对子代其他方面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退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如 Bratti 等，2018;Kaufmann 等，2022;Pinto，2022)。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的存在可能弱化甚至扭转延退改革对于总体劳动供给的直接效应。我们的估计结果意味着延迟退休改革可能在增加老年劳动力的同时减少成年女性劳动力，因此后续需要评估延退政策对于总体劳动供给的效应。特别是由于父代和子代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劳动效率和技能结构，因此探讨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推算延退政策如何影响总体有效劳动供给的水平，对于进一步考察延退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评述;第三部分为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介绍使用的样本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展示并分析基础回归、机制分析、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第五部分为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退休行为与隔代照料的联系，以及家庭照料如何影响女性的劳动供给决策。绝大多数国内外研究发现，退休会显著提高退休者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而父母提供的非正式照料可缓解女性提供市场劳动与提供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子代女性的劳动供给。

　　关于退休行为与家庭照料之间的联系，封进和韩旭(2017)考察了退休制度对家庭中老年人提供的照料和劳动参与的影响，利用双变量二元选择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参保的男女性职员在退休后工作机会减少，在家庭中提供隔代照料的可能性提高，且女性退休人员的提高幅度更大。Feng 和 Zhang(2018)利用断点回归的研究方法得到类似的结论，结果显示退休会显著提升父代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其中女性的上升幅度为 29 个百分点，男性为 21 个百分点。此外还有文献侧重考察照料对退休的影响，此类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家庭照料提高了退休的概率。其中，Lumsdaine 和 Vermeer(2015)使用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RS)的 47400 个观测数据研究发现，超过 8% 的退休与新生的孙子 女有关;VanBavel 和 DeWinter(2013)发现，照看孙子女可能是欧洲祖父母选择提前退休的动力之一。

　　同时，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照料是女性劳动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家庭经济学认为，女性在家庭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很多研究从年轻女性作为家庭照料提供者的角度出发，分析家庭照料对年轻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关于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早期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没有过多讨论此类问题或直接假定其可以通过寻求市场资源的方式(保姆或幼儿园 / 托儿所)解决。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的逐渐深入，其时间价值与育儿之间的冲突即 “生育惩罚” 问题更加突出，大量研究发现提供育儿服务抑制了女性的劳动供给。Heckman(1974)将儿童照料资源分成正式的市场照护资源和非正式的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护资源，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儿童照料类型成本上的差异对女性就业的影响。Browning(1992)和 Kimmel(1998)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市场照护成本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 当正式的市场照护资源提供不足时，非正式的儿童照护资源起主要作用，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更大。研究非正式的儿童照护对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文献(Maurer-Fazio 等，2011;熊瑞祥和李辉文，2016)普遍发现，照顾年幼子女对年轻女性的劳动供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还有一部分文献考察父辈提供的家庭隔代照料对子代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沈可等(2012)发现，多代同堂家庭中，中老年父母会协助女儿照看孙子女、料理家务，女性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工作。卢洪友等(2017)发现，老年父母提供的隔代照料显著增加了子女的劳动时间且女性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高于男性。邹红等(2018)在其基础上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并使用工具变量法，重点分析祖辈隔代照料行为对年轻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祖辈隔代照料会显著提高中青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其周平均工作时间，且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对于隔代照料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现有文献多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如以父代是否健在(Arpino 等，2014;邹红等，2018)、父代与子代的居住距离(Compton 和 Pollak，2014;Maurer-Fazio 等，2011)、老年人是否超过领取退休金的年龄(Eibich 和 Siedler，2020;Bratti 等，2018)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

　　通过回顾国内外与此相关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父代退休是否影响家庭隔代照料时间，以及照料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大部分文献只考察了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未研究其他劳动力市场表现或考察性别的异质性作用。第二，在相关文献中，父代提供的隔代照料是主要影响渠道，而父代与子代之间双向的代际时间和经济转移未得到充分讨论。第三，法定退休年龄通常被用来解决退休状态的内生性问题，但这一方法还未被用来研究退休行为可能对代际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的影响。

　　针对以上局限和不足，本文将做如下改进与拓展：首先，本文根据前述分析研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包括劳动参与、工作时长、自雇情况等多个维度，并进一步探究退休代际影响的性别异质性。其次，本文将全面检验父代退休如何影响时间和财务的双向代际转移。最后，考虑到父代退休行为的潜在内生性，本文利用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构造断点，以识别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因果效应。

　　三、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数据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该数据库涉及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的样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的 95%。范围涉及较为完整的第一代(父代)、第二代(子代)、第三代(孙子女)个人信息和家庭的相关信息，可以满足研究需要。其中，2012 年调查了 35719 个个体，2014 年调查了 37147 个个体，2016 年调查了 36892 个个体，2018 年调查了 37354 个个体，数据量充足。由于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子代样本，因此我们以子代女性样本信息为核心，通过家庭关系库中的个人 ID、配偶 ID、父母 ID 和孩子 ID 将三代人及其家庭的信息进行连接，匹配到 CFPS 家庭问卷库、CFPS 成人问卷库和 CFPS 少儿问卷库，得到家庭层面、个体层面的有关数据。

　　本研究关注的是适龄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所以我们筛选健在、已婚有配偶、年龄在 20—49 岁的女性及其家庭的样本。父代样本指的是被退休年龄政策覆盖的子代女性父母及其配偶的父母，包括办理离退休手续、领取养老保险金和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参考封进等(2020)的方法，对于以上信息缺失的样本，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也视为符合条件的父代样本：(1)非农户口且受雇于正规单位的就业者;(2)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此外，我们去除了子代女性及其配偶父母均去世的样本。经过处理和筛选后，最终我们得到有效样本共 4689 个，其中父代四人中至少有一人办理离退休手续的有 1277 个，至少一人领取养老金的有 1533 个，至少一人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 749 个，至少一人为非农户口的有 2918 个，至少一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 111 个。我国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性工人年满 50 周岁，女性干部年满 55 周岁。我们据此为样本中每位父代受访者计算了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其中，女干部的界定方式结合 CFPS 成人问卷库中的雇主性质问题和公司 / 单位 / 生意类型问题得到。父代距离退休年龄的时间以被制度覆盖且年龄较大的一方为准，着重考虑初次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造成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文旨在考察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由于可能存在同时影响父代退休决定和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其他因素，并且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可能影响父代退休决定，因此父代退休状态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减轻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选择被法定退休年龄制度覆盖的样本。被退休政策覆盖的父代样本的退休决策由外生的法定退休政策决定，且在退休时间点两侧的样本特征基本相同，因此符合断点回归的特征。由于断点回归估计对于核函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我们使用广义的非参数方法得到实证基本结果。此外，参数类方法需要为分组变量假设特定的函数形式，使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可以减少由此类假设引起的潜在偏误。本文的带宽均采用最优带宽估计得出，计算的标准是选择使均方误差最小的带宽(Imbens 和 Kalyanaraman，2012)。另外，已有文献显示，三角核函数(triangularkernel)是估计边界处点的最优选择(Lee 和 Lemieux，2010)，因此我们在基本回归中使用三角核函数，并将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汇报更换成伊潘涅切科夫核函数(Epanechnikovkernel)和模糊断点方法(fuzzyRDD)的结果。

　　在机制分析中，我们认为父代同子代之间的代际互动是父代退休行为产生代际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使用父代对子代以及子代对父代的时间转移和财务转移变量来刻画代际时间互动和代际经济互动。其中，父代时间转移来自成人问卷的 “父代是否为子代料理家务 / 照看孩子” 问题;父代财务转移来自成人问卷的 “父代是否为子代提供经济帮助 / 理财” 问题;子代时间转移来自成人问卷的 “子代是否为父代料理家务 / 照顾饮食起居” 问题;子代财务转移来自成人问卷的 “子代是否为父代提供经济帮助 / 理财” 问题。根据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分别生成四个虚拟变量，接着根据时间转移的频率和财务转移的额度分别生成父代时间转移频率、父代财务转移额度、子代时间转移频率、子代财务转移额度四个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在确定了实证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和变量后，子代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31 岁，配偶平均年龄在 33 岁左右。49.1% 的子代女性最高学历在高中及以上，43.3% 的女性配偶最高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父代超过退休年龄的样本占比 78.6%，样本平均距离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为退休 3.1 年。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家庭中的孩子数平均为 1.2 个，有 6 岁及以下年龄孩子的样本占总样本的 56.9%。地区特征中，同意 “男人主事业，女人主家庭” 这类传统性别观念的人的平均占比为 50.1%;认同 “赡养父母的义务应由子女承担部分或全部” 这类传统家庭文化的人的平均占比为 91.8%。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比较父代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后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我们按照父代是否超过退休年龄对变量分组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较于男性子代样本，女性子代样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易受到父代退休的影响，父代退休后女性子代的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而男性子代的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代际时间转移和代际经济转移在退休后均有显著提升，其中父代对子代的时间转移及子代对父代的经济转移提升幅度更大。

　　四、实证结果

　　(一)适用性检验

　　在进行断点回归前，我们检验了使用断点回归所需假设是否满足。具体而言，我们检验了分组变量在断点处是否可以被精确操纵，即是否存在内生分组问题，目的是考察个体是否可以自行进入断点两侧而非局部随机分组。由于人们不能操控自己的年龄，因此我们认为此假设不被满足的概率较低。作为对此假设的正式检验，我们进行了 McCrary 检验(McCrary，2008)。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密度函数在断点处连续的原假设。

　　断点回归设计所需满足的第二个识别假设为，前定变量在断点处不应发生非连续性变化，因为此类非连续性变化意味着所识别效应可能是由其他混淆因素所导致。因此，我们进一步对模型中所包含的其他协变量进行了连续性检验。具体而言，我们检验了子代女性年龄、子代女性教育水平、女性配偶年龄、女性配偶教育水平等变量在断点附近是否平滑。图形分析显示这些变量在断点处并未发生显著跳跃，证明相关协变量在断点处是连续的，满足断点回归所需条件。

　　(二)基本结果

　　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更大，具体表现为父代退休后，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提升了 12.9 - 15.8 个百分点;子代女性的周工作时长增加了 13.9 - 16.6 个小时;除劳动供给外，结果同时显示子代女性的收入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与此对应，父代退休对子代男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发现父代退休对子代的工作类型和性质(非正规就业 / 自雇)均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说明，父代退休主要对子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积极影响，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异质性。

　　(三)机制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一方面，健康父代在退休后提供的家庭照料可能是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积极作用的重要渠道之一;另一方面，父代达到退休年龄后收入来源变少，可能需要子代更多的经济扶持，倒逼子代努力工作，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正向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退休父代加重子代家庭的照料负担、退休父代以退休金补贴子代家庭经济、减少育儿开销的情况。针对上述四种情况，我们将其中可能存在的机制概括为代际时间转移和代际经济转移，并分别生成子代对父代是否进行时间转移和财务转移、父代对子代是否进行时间转移和财务转移变量，探讨父代与子代之间时间和财务转移的广延边际;分别生成子代对父代的时间转移频率和财务转移额度、父代对子代的时间转移频率和财务转移额度，探讨父代与子代之间时间和财务转移的集约边际。

　　父代退休后，子代对父代的时间转移概率提升了 12.1 - 12.2 个百分点，而父代对子代的时间转移概率提升了 16.3 - 16.5 个百分点，二者在时间转移频率上均未发现显著影响。父代对子代的财务转移概率提升了 5.9 - 6.0 个百分点，而子代对父代的财务转移概率提升了 15.5 - 15.9 个百分点，二者在财务转移额度上的表现与转移概率类似。退休的总体影响体现为父代对子代时间转移概率的显著提升与子代对父代财务转移概率和额度的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为前述的代际转移渠道提供了佐证，即父代退休主要通过父代为子代提供家庭照料和子代为父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影响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

　　进一步地，我们也讨论了父代退休对子代家庭的家庭预算约束和对子代时间约束的影响，父代退休会减轻子代家庭的家庭预算约束，无论是托幼花费还是家政服务花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女性子代的父母退休显著促进子代男性的育儿参与，而配偶的父母退休会降低子代的育儿参与，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生活中女性婚后与男方及其父母同住的传统相一致;父代退休对子代的家务时长无显著影响。这些结果再次从侧面验证了退休父代的家庭照料对子代家庭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异质性分析

　　根据以上基础回归和机制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父代退休影响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从父代特征(健康水平、同住情况、婚姻状况)、子代特征(教育水平、是否有婴幼儿)和所在地特征(性别观念、家庭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检验了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

　　父代健康状况不好时父代退休的影响为负，父代健康状况良好时父代退休使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提高了 34.0 - 41.7 个百分点。这一发现符合预期，即父代健康状况较差时不仅不能提供隔代照料来分担家庭儿童照料重担，还会给子代带来更大的家庭老年照料压力。第(3)(4)列是按父代是否与子代同住分组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在父代与子代同住的家庭中，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在父代退休后提高了 15.1 - 20.8 个百分点，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与子代同住为提供隔代照料提供了便利。第(5)(6)列是按父代婚姻状况分组回归的结果。同样地，已婚有配偶的父代退休相较其他婚姻状况的父代退休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隔代照料来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使得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提升了 16.9 - 20.7 个百分点。

　　与 Aparicio - Fenoll(2020)的结果类似，我们发现对传统家庭文化价值观和性别观念比较认同的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在父代退休后受到了更大的影响。这一发现与预期相符。因为在性别观念和家庭文化较为传统的地区，女性承担主要育儿职责且被认为是家中的额外工人，所以根据前述的影响机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应该在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文化的地区更加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分别将基础回归的三角核函数更换成伊潘涅切科夫核函数，将精确断点方法更换成模糊断点方法再次进行回归，得到如表 6 所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女性的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和工资收入水平。结果表明，在更换核函数和更换估计方法后，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显著正向作用仍然存在，结果是稳健的。

　　接着，我们将估计方法更换成参数方法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见附录中附表 3。结果仍然说明，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对子代男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没有显著影响。与基础回归结果类似，结果是稳健的。

　　其次，我们用父代未被制度覆盖的样本再次进行基础回归。结果表明，未被制度覆盖的父代样本退休对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均不明显，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我们改变父代年龄的断点，通过设置不同虚拟断点年龄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图 3 分析了子代女性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工资收入水平受父代不同年龄断点的影响。除了在法定退休年龄处子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明显变好外，其他虚拟年龄断点回归的系数均不显著或为负，这说明退休年龄对子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非是未能观察的随机因素带来的巧合。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CFPS2012 - 2018 年多轮调查数据，利用法定退休制度建立断点回归模型，研究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我们实证检验了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虑了此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父代退休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异质性，表现为子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明显改善而子代男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无显著变化。具体来说，父代退休使子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升了 12.9 - 15.8 个百分点，使子代女性每周工作时长显著提高了 13.9 - 16.6 个小时;除劳动供给外，结果同时显示，父代退休也显著提升了子代女性的收入水平。我们对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父代退休通过代际时间和经济方面的转移影响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一方面，父代退休会显著提升父代提供家庭照料的概率，代际时间向下转移;另一方面，退休造成父代经济来源变少，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使得代际经济向上转移。按父代特征、子代特征和所在地特征进行异质性分类后，我们发现健康、与子代同住、已婚有配偶的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明显，对高学历女性、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退休的正向代际效应在家庭文化和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地区表现得更明显。

　　总结来说，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父代退休对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这一发现说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价值与在家照顾孩子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父代退休提供家庭照料来缓解，父代退休给子代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可能促使子代女性增加劳动供给或加强劳动力市场表现。至此，我们刻画了一个完整的父代处于退休初期的家庭的经济生活模式 —— 由上至下的代际时间转移与由下至上的代际经济转移并存。

　　国务院已于 2022 年 2 月印发《“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正式提出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要考虑其对子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以及延退改革与鼓励生育、女性就业相关政策可能存在的冲突。具体而言，本文发现父代退休对子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存在正向的影响，父代延迟退休改革可能对子代劳动力供给造成一定冲击。为缓解这种冲击，需要出台一系列延退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本文针对影响机制的讨论将为配套措施的设计实施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后续研究可以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参考国外延退改革过程中的相关实践(如增加正规的社区育儿机构数量、女性产假及育儿补贴的财政支出、家庭福利相关的税收政策及社区的文化宣传等)，评估和比较退休的代际影响在不同政策情景和社区特征条件下的相对大小，并据此设计改革的配套政策体系，缓解延退改革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的潜在冲突。如何设计配套政策，评估不同配套政策的效率并选择配套政策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下一阶段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何雨含;陈 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