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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电影本质是一场视听思考过程,是一种 “思考行为”,由并置思考与间隙思考构成。并置思考强调异质元素无语法约束的并置,形成开放思考;间隙思考聚焦元素间的裂隙,思考在间隙中发生。两种思考共同生成朗西埃所言的 “语句 - 影像”,打破声画传统对应,兼具对立统一与象征性,融合离散影像与连续语句。
本文以欧洲法语女性论文电影为研究对象,核心目的有二:形式上,分析其视听表达手段;主题上,探究女性视听思考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同时总结女性作者表达方式的演变,揭示其中潜藏的性别表达。既有研究多关注女性主体与摄影机、自我表达的关联,本文则聚焦视听思考过程本身—— 女性创作者并非直接创造影像,而是在影像形成后进行操控,以语句 - 影像完成思考行为。正如阿涅斯・瓦尔达所言,女性主义的核心是 “我如何看”,本文进一步追问:女性是否拥有独特的 “我如何思考” 的视听方式。
本文选取《马索和米索出航记》《此处与彼处》《家乡的消息》《卡车》《爸爸和妈妈一样》《从动词到爱》《千面珍宝金》《为何(不是)巴西?》《阿涅斯的海滩》《面对 “鬼魂”》《在其他任何地方》等作品为案例,覆盖 1970 年代女性主义实践开端至 2020 年代数字时代,覆盖集体创作、男女合作、个人独立创作、数字影像操控等多种形态,完整呈现欧洲法语女性论文电影的发展脉络。
一、开端与例外:影像操控者与多主体碰撞
1970 年代的《马索和米索出航记》与《此处与彼处》,是欧洲法语女性论文电影的实践开端,也是创作规则中的 “例外”:二者均将创作者置于影像操控者的位置,在剪辑室中对已有素材进行后期处理;且均为多主体联合创作,代表了女性论文电影早期的集体性与主体间性探索。
(一)《马索和米索出航记》:女性主义战斗电影向论文电影的转向
该片由女性主义视频团体 “不服从者” 创作,是从战斗电影到论文电影的关键转向。创作者以操控电视纪实素材为核心手段,批判 1975 年法国国际妇女年电视节目中的厌女言论与性别歧视。影片通过重复片段、定格、消音、插入手写字幕、拼接波伏娃采访、女性游行影像等方式,解构官方话语对女性的歪曲。
影片最具突破性的是呈现剪辑室这一思考空间:四位创作者出镜,以歌声、画外音戏谑回应电视内容,改写歌曲歌词,将《女人是男人的未来》变为《女人遇见了女人》。她们首次将自身定位为影像操控的论文作者,在电影中完成自我呈现。影片结尾字幕 “没有电视影像想要或能够反映我们,只有通过视频,我们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明确了视频作为女性主义表达工具的价值。
(二)《此处与彼处》:男女主体间性的首次交锋
该片由戈达尔与安娜 - 玛丽・米埃维尔合作,是女性论文电影中男女创作主体平等对话的典范。米埃维尔在影片中直接指出戈达尔视听思考中的大男子主义,二人以平等的论文作者身份,共同操控影像与声音:双手交替调节播放器音量,用声音覆盖革命影像,完成对影像的反思性处理。
这部作品的双重意义在于:它是女性作者介入论文电影的开端,也是首部呈现两种主体性思维碰撞的论文电影。此后直至 2009 年《面对 “鬼魂”,女性论文电影再无此类男女合作范例,使其成为不可复制的例外。
(三)《爸爸和妈妈一样》:米埃维尔的独立女性主义反思
米埃维尔在与戈达尔合作后,独立执导《爸爸和妈妈一样》,延续影像操控者立场,以母性为核心展开女性主义反思。影片通过采访母亲缺席的少女奥利维亚,拼接母爱照片、受虐儿童影像、父女日常纪实素材,揭示父权制对母亲形象的歪曲:将母爱与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绑定,用洗碗、剥胡萝卜、洗衣服的手部影像,替代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形象。
米埃维尔通过无声化处理访谈、插入画外音、重复影像片段等手段,构建语句 - 影像,指出奥利维亚因母亲缺席,得以摆脱这种刻板关联,形成全新的女性认知。影片核心是批判父权制对母性的工具化,表达女性主义摧毁传统形象关联、创造新意义的诉求。米埃维尔隐去自身导演身份,仅以论文作者的姿态完成视听思考,成为早期女性论文电影的独特范式。
这一阶段的创作均以影像操控为核心,区别于后期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创作,成为女性论文电影的 “例外”。此后女性创作者更多转向影像创造与自我呈现,剪辑室中的操控性思考逐渐被弱化。
二、从凝视到书信体与自画像:差异与认同
1977 年,香特尔・阿克曼《家乡的消息》、玛格丽特・杜拉斯《卡车》,开启女性论文电影书信体、自画像的表达路径,将 “凝视” 作为核心,聚焦女性差异、代际关系、自我认同,从影像操控转向以创作者为中心的视听表达。
(一)《家乡的消息》:书信体与母女差异的视听呈现
阿克曼以书信体构建论文电影,画外音朗读母亲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件,画面则是纽约城市景观的固定镜头,形成声画并置的思考空间。影片核心是母女间不可逾越的差异:空间、代际、情感、认知的多重隔阂。
母亲的信件满是思念、唠叨与对回信的渴求,成为家庭情感的象征;而纽约的街景、地铁、环境噪音,代表女儿独立的都市生活。信件声音最终淹没在城市噪音中,象征女儿对母性羁绊的疏离。影片以摄影式的固定镜头、硬切剪辑,构建创作者的个人肖像,将女性对亲情、距离、自我的思考,融入日常景观的凝视中。阿克曼将自身定位为影像创造者,以主观凝视传递女性的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
(二)《卡车》:作家 - 导演的自画像与反叙事实验
杜拉斯《卡车》是其唯一亲自出镜的论文电影,以作家 - 导演的立场,完成艺术创作与政治批评的视听思考。影片在 “黑房间” 对话与虚构卡车旅程间切换:杜拉斯与德帕迪约面对面讲述一部未拍摄的电影,声画分离,真实对话与虚构影像并置,在真实与虚构间波动。
杜拉斯将自身与卡车里的女性角色合一,借虚构身份反思时代政治与女性处境:老年女性的渺小、隐形、社会地位丧失,以诗意影像与论文式画外音,批判政治的虚伪与革命可能性的缺失。影片以抒情性反叙事为特征,打破传统叙事结构,以创作者的自画像,完成女性知性空间的建构。杜拉斯的出镜与自我表达,确立了女性论文电影 “作者即主体” 的核心范式。
三、身份创伤:自传与自画像之间的断裂
玛丽・希门尼斯《从动词到爱》,以母爱缺失、身份创伤为主题,在自传与自画像的断裂中,完成女性精神层面的视听思考,成为女性论文电影自传性表达的里程碑。
影片是希门尼斯在母亲去世 5 年后、离开秘鲁 10 年的 “归家之旅”,以家庭照片、返乡纪实、黑白访谈、画外音、录音机有声源叙事为手段,拼接童年记忆、精神分析创伤、母女羁绊、身份认同碎片。影片核心是自传与自画像的分裂:成人视角的纪实反思,与童年场景的重现影像交替,形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希门尼斯借重访故乡、采访父亲、祭拜母亲坟墓,梳理自己因母爱缺失、精神治疗、电击创伤带来的身份分裂。她手持拍立得拍摄自画像,将自己描述为 “非生非死的幻影”,以场记打板、守灵仪式重现等自我意识化的视听手段,强化自传与自画像的断裂感。影片以 “完成的电影掩埋最初的构想” 呼应开篇,象征女性在创伤中完成自我重构,以语句 - 影像承载身份创伤的视听思考。
四、(自)画像与自传中的女性主体间性与女性情谊
阿涅斯・瓦尔达《千面珍宝金》、拉埃蒂恰・玛松《为何(不是)巴西?》,将主体间性、女性情谊作为核心,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中,拓展女性论文电影的思考边界。
(一)《千面珍宝金》:双女性主体的画像与赋权
瓦尔达以简・伯金为对象,创作电影画像,构建导演与演员间的女性主体间性空间。影片以镜子为核心意象,通过瓦尔达出镜、镜中倒影、摄影机凝视,实现画像与自画像的互文。影片用幽默、讽刺的方式,解构古典缪斯、家庭主妇、电影明星等女性刻板印象,批判父权制对女性的物化。
瓦尔达与伯金的对话,从创作理念延伸至私人情感,将女性情谊转化为创作赋权:伯金首次公开演唱原创歌曲,瓦尔达将其纳入影片,二人共同虚构赌场场景,完成女性艺术家的共同自画像。影片结尾以圣女贞德的肖像,象征女性摆脱父权强加的标签,开辟独立的主体空间。
(二)《为何(不是)巴西?》:自我虚构与创作困境
玛松将克莉丝汀・安戈的自我虚构小说改编为电影,以三条平行叙事线(纪实创作过程、个人生活虚构、小说内容改编),构建自我虚构论文电影。影片核心是玛松的创作困境:无法像安戈一样 “暴露自我”,无法在纪实与虚构间找到平衡,无法改编他人作品与自身生活。
玛松在镜头前反思 “暴露自己与保护他人” 的矛盾,与安戈对话后最终放弃项目,承认自己的创作边界。影片以固定镜头与肩扛镜头的对比,区分平淡日常与激情虚构,以画外音承载女性创作者的自我怀疑与身份探索。玛松在与作家安戈的主体间性对话中,完成对自我虚构、女性创作伦理的视听思考。
五、自传与自画像的混搭:装置、表演与重现
瓦尔达《阿涅斯的海滩》,以装置、表演、场景重现为手段,实现自传与自画像的混搭,成为后现代女性自传论文电影的典范。
影片以 “海滩” 为核心装置,用多面镜子构建万花筒式拼贴,将自传记忆转化为艺术装置:街头海滩、胶片搭建的 “失败小屋”,以空间意象完成自我表达。表演层面,瓦尔达以倒退行走、重现童年场景、家庭聚会等方式,将记忆转化为可视的表演性自画像。场景重现则形成 “嵌套结构”,过去的虚构动作与当下的真实动作融合,打破时间线性,接受破碎、重组的自我与世界。
瓦尔达在摄影机前后、镜子内外、真实与虚构间切换,以多重存在定义自我,将自传与自画像变为不断更新的拼图。影片以 “我如何看” 为核心,完成对创作生涯、女性身份、生命体验的全景式视听思考,成为女性论文电影自画像表达的集大成之作。
六、走向数字论文作者:旁观者立场与对话
2009 年《面对 “鬼魂”》、2020 年《在其他任何地方》,标志女性论文电影进入数字时代,女性创作者回归影像操控者立场,以数字剪辑、网络素材、旁观者视角,完成全球化、历史记忆、移民议题的视听思考。
(一)《面对 “鬼魂”》:男女合作的历史反思
该片由科莫利与西尔维・林德伯格合作,以阿伦・雷乃《夜与雾》为对象,展开历史与记忆的视听思考。林德伯格作为历史学家,以旁观者立场出镜表达文字思考;科莫利作为导演,在剪辑室中将其转化为视听语言,操控历史素材完成思考转译。影片印证了数字时代前,女性在影像操控者位置上的弱势,也为数字时代女性论文作者的崛起埋下伏笔。
(二)《在其他任何地方》:数字影像与全球化批判
伊莎贝尔・安戈尔德、维维亚娜・佩雷尔米泰以数字网络摄像头素材为核心,讲述伊朗青年沙欣的欧洲避难之旅,批判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政策、身份碎片化、孤独与监控。影片混合画外音、庇护面谈录音、电话交谈、短信文本等复调声音,与全球实时监控影像、观光影像并置,呈现 “非场所” 的超现代性:无身份、无关系、充满孤独。
影片核心是非凝视的旁观者视角:监控影像代表控制,观光影像代表消费,共同塑造移民的边缘处境。创作者以数字手段操控影像与声音,不强调自身影像创造者身份,仅以论文作者的姿态,完成对全球化、人权、身份的批判性思考。这一创作回归 1970 年代米埃维尔的影像操控传统,在数字时代得到巩固。
欧洲法语女性论文电影的演进,是女性从影像创造者逐步走向影像操控的论文作者的过程。形式上,其视听思考从第一人称(自)画像,发展至日记、自传、自我虚构、对话,以场面调度、声画并置为核心手段,修辞手段的运用随创作者向剪辑室回归而丰富。主题上,历经从凝视、差异、母性批判,到主体间性、女性情谊、身份创伤、全球化批判的路径,始终围绕女性性别经验与女性主义立场展开。
男性论文作者早已确立剪辑室中影像操控者的地位,而女性因需不断证明自身影像创作的合法性,长期停留于镜头前的自我表达,推迟了成为论文作者的进程。数字时代的到来,让女性得以通过电脑操控影像,无需证明影像创造者身份,仅以思考为核心完成作品。
欧洲法语女性论文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以独特的视听思考过程,实现女性作者性、自我表达、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女性主义视听艺术开辟了独立的表达空间,成为电影史上女性思考与创作的重要载体。
付筱茵;李逸轩,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