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国内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流动性是人作为主观能动体具备的 “先天特性”，而高度流动性是人才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大特征。当前，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作为决定科技创新成败的核心要素成为全球角逐的焦点，人才流动更是成为全球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因而，大力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成为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发展创新经济、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一环。放眼全球，科技先发国家都是利用全球人才作为其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美国科技领先全球，与其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密切相关。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力最为活跃的硅谷地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就业人员中，外国出生人口占比超过 70%(硅谷指数)。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关键任务。正处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重要当口的中国，客观上需要各类型人才来加强科技基础研究能力、夯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就需要充分利用人才的高度流动性特征，从全球范围内广泛引进人才。实际上，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增长，全球人才流动趋势出现了新特征，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人才流动模式也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 “人才流失”，开始走向 “人才回流” 和 “人才环流”。因此，在国际人才流动的新浪潮下，以及在充分尊重人才流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成为时下紧迫课题之一。

　　在此背景下，应当对人才流动进行充分的研究。地理学关于人才流动的研究脱胎于人口地理学。人才地理学研究是人口地理学将研究对象或群体设定为人才，并由此单独讨论人才的时空分布规律、流动模式及其与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的一个分支。人才流动是人才地理学关注的核心内容，一方面由于高度流动性是人才的重要属性，且这种流动性涉及空间内涵(尺度、方向、距离、路径等)的解读;另一方面，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人才流动是人才成长在空间上的映射，人才因成长而流动，同时流动本身也是人才资本累积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海外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起步，其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以及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政策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国内地理学界的相关研究目前仍较为松散，主要围绕中国内部人才流动的时空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视角与主题较为单一。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地理学关于人才流动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重点关注国外人才流动研究的进展与关注焦点，归纳人才流动的主要模式与驱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国内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的差异，从而为中国人才流动相关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1 国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发展概况

　　人才流动研究起源于国际移民研究。西方人才流动研究起步较早，早期主要针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国际移民进行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管理人才、工程师、研究人员(科学家)等高技能劳动力的国际 / 国内流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留学生与科研人员的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y)在 21 世纪之后成了海外地理学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内有 “人才”(talent)这一统称，但是海外相关研究往往不会以 “人才” 统称，而是细分为具体的人才类型进行研究，一般分为高技能劳动力(high skilled labor)、研究人员(researcher)、科学技术行业从业者(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发人员(R&D personnel)等业界人才，以及科研机构 / 高校的学者(scholar)、国际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学术界人才两类。其中，对于业界人才的定义在不同研究中略有差别，从人才数据来源与相关设定的标准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和科学技术行业从业者一般通过是否获得相关领域的高等教育学位或是否在某类行业中的从业人员来进行定义，即是否已成功完成相关科技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并获得了学位证书，或虽然没有上述正式资格但受雇于通常需要上述资格的科技行业;研发人员和研究人员在定义上略有区别，前者指直接受雇于从事研发工作(R&D)的人员，后者则更为广泛，包含了 “从事新知识、产品、流程等方面的构思或创造以及管理的专业人员”，除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外还包含了管理人才。其中，除研究管理人员具有明确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以外，其余人才目前还没有非常标准的定义，往往因为没有专门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标准而被混为一谈。相关研究对于这部分人才的定义经常会因不同国家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中对于研发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定义而有所差别。而学术界人才的定义则较为清晰，通常通过机构和所在地进行区分，国际留学生通常指高等教育中跨越国家边界，在非原籍国求学的学生;学者通常指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此外，另有一类人才，通常称为研究者(researcher)或者科学家(scientist)，指从事研究的人，即对某类事物或者知识进行系统性研究、创造新知识的人。从数据来源上来说，一般通过论文数据库中的已发表文章的人员来进行表征，往往涵盖了业界和学界所有有能力进行论文发表的人员。

　　目前，地理学人才流动研究所涉及的人才大体可以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在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学历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各国人口调查中的高科技行业从业者或具有相关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的流动数据来进行研究;第二类是学术界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或留学生，其流动一般被统称为学术流动，其中与学者有关的研究一般通过学者履历、访谈与问卷调查以及学术机构和基金会的相关资助数据展开，与留学生有关的研究一般通过联合国或国家尺度的官方流动数据或调查问卷展开;第三类则是研究者或者科学家，一般通过期刊数据库中的学者发表数据进行研究。此外，研究管理人员的流动，尤其是跨国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外派流动也是人才流动研究中的一个主题，但该类型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一般从管理学的视角展开，主要关注管理人员的流动与绩效产出的关联，与地理学相关研究差距较远，本文不做讨论。

　　1.1 国外地理学人才流动研究关注重点

　　国外地理学界关于人才流动的研究可以分为人才跨国流动与国内流动两类。其中，全球尺度的人才跨境流动或国家间的人才流动是其长期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持续时间较长且已归纳总结出了 “人才流失”“人才回流”“人才环流” 等多种人才跨境流动空间模式。国外地理学对于人才跨境流动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主要关注欧洲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大规模流入美国的国际移民(migration)现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对象逐渐向以科研人员、学生为代表的学术型人才转变，关注焦点也逐渐从长期移民流动转向短期学术流动。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外人才流动相关研究迎来高潮，国际劳动力市场、学术资本与流动特权、知识流动与地方发展以及人才流动与地方依恋成了近年来人才流动研究的新热点。

　　与此同时，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内生增长模型的提出，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审视为经济真正的 “增长引擎”，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外部性及溢出效应成为地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专门针对人才内部流动(interregional migration/internal brain drain)，或称人力资本内部流动(internal migration of human capital)的研究就此成为国外地理学界研究的重点。早期，人才境内流动相关研究多关注高技能劳动力(研究人员、高技术行业从业者)受地区属性(place characteristics)影响而在区域间的迁移与其迁移的相关阻碍;中期，在消费城市与创意阶层理论的影响下，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地方基础设施(包含娱乐、交通等各方面的设施)对于区域人力资本集聚的推动力;近期研究则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批判与拓展，外部驱动因素以外的人才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种族)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市场、高等教育水平等非消费城市影响因素对于人才境内流动的影响再次成了关注重点。相关研究往往以城市或者大都市区为尺度展开，以区域间人才流动展现一国内区域间人力资本再分配中的人才流失与人力资本剥夺，以及人才流动的驱动机制、区域人力资本流动性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影响。

　　梳理国外人才跨境流动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尺度，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表现出复杂多样和细致入微的特性。在研究对象或研究样本上，从早期聚焦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长期跨国移民流动，国内区域间人力资本作为区域经济增长引擎在境内的流动，以及人才流动与地方发展的相互影响;到中期聚焦各分割劳动市场中人才的短期 / 阶段性跨国流动(如学术休假、短期访问、留学等)，高技能劳动力国内流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吸引政策;再到近期关注境外、境内流动中人才样本中的性别、阶级、年龄差异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对地方发展差异和人才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再审视。相关研究同时也注重人才与普通劳动力间的对比，如人才本身有别于普通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人才作为高级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的特殊影响机制，以及人才所在领域(如学术界)作为独立劳动市场的特殊性对其流动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上，国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在探索人才流动一般性规律(模式、动机、效应)的基础上，向上(宏观)将人才流动与广泛的政治概念(流动的权力、国家等级制度)关联，以解析人才流动下的国家间科技竞争以及权力竞争，特别是近年来在大国科技博弈的影响下，人才流动中的国家等级体系结构(涵盖科研网络中的 “核心 - 边缘” 结构)、国家人才政策变动等研究主题成为时下研究热点;中观尺度上将人才流动视为(一国内)区域间人力资本再分配的重要途径，并以此分析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失与获得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应区域 / 城市人才政策对于人才流动的作用与政策效果;向下(微观)将人才流动与阶级特权(高流动性被视作为上层社会的特权)、社会不平等、资本积累、情感价值相关联，以解读人才个体流动的特征、动机与效应，近年来，学界尤其注重解读人才个体的社会属性和情感对其流动性的影响。此外，区域流动性也在近期的研究中被视为促进阶级 / 职业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与重要手段。

　　总体而言，国外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对于人才流动模式与机制解读的逻辑演化，从早期注重国家 / 地区间差异要素的讨论转换到了后期关注外部变量和人才个体因素的统一考量。这种转变中的关键推动作用在于，学者对人才流动的视角从早期将人才流动视为地区 / 国家间发展水平差异与国家间人力资本零和博弈的结果，转变为后期将人才流动视为人才在自身情感、发展预期以及国家 / 区域间人才竞争等作用下，不断寻找自身社会 / 阶级定位的过程。人才流动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从外界力量作用的结果转变为个体将自身的能力与成长转化为各类型的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重要手段，并成了人才成长资本累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才的区域 / 跨国流动性在不同人才类型和不同尺度的流动中具有一定的差异。

　　1.2 人才流动的空间模式

　　1.2.1 跨境流动：人才流失、人才回流与人才环流

　　人才跨境流动的相关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欧洲国家高学历、高技术的科研人才大规模流入美国，这一现象引起了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伦敦皇家学会在其报告中将这种现象归纳为 “人才流失”(brain drain)，其特点是各类型的人才从欠发达的边缘、半边缘国家，单向、线性地向较为发达的核心国家转移，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才输出国人才流失，人才输入国人才流入并因此获得丰厚的科技人才储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逐渐转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不断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才流动模式。国外地理学家针对该人才流动模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人群往往是进行了长期迁移、转换了国籍的具有一定学历或技能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许多针对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进行研究的学者提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政策等手段不断吸引他国人才迁移至本国，使得发展中国家蒙受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损失，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以及与其密切相连的资源的流失，并对这种来自发达国家的 “新殖民主义技术剥削” 提出了指责与批评。时至今日，这种模式仍然是人才流动空间模式中的主流。“人才流失” 下的人才流动往往涉及人才的国籍转换，反映出国家间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 “零和博弈”，以及人才向核心国家流动的趋势，也引发了各国之间对于人力资本的竞争加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频次、速度、路线、方向和距离都发生了改变，“人才流失” 这一模式愈发不能概括当前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频繁流动的状况。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许多原先流往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返回原籍国。在此背景下，在原有 “人才流失” 模式中受益的发达国家提出了自己正经历 “逆向人才流失” 的观点，认为国际人才流动模式发生了转向。同时，自 19 世纪起就开始出现的会议、学术交流、学术休假、他国工作等形式的短期跨国流动模式被重新审视，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从以国际移民为代表的长期迁移转向到了各类型的研讨会议、海外短期 / 长期工作、学术休假(academic travel)等形式的中短期流动。在此背景下，人才的流动出现了两种新模式：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

　　“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通常指人才受原籍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就业市场活跃以及人才引进政策较为丰厚等原因，在故乡情结、人际关系网络、原籍国政策、家庭、文化适应性等因素的加持下，从科研网络中的核心国家 “回流” 到了原籍国。而随着人才在学习与工作阶段进行跨国流动的次数和频率的进一步升高，人才的流入与流出往往会同时存在，且频次较高，“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模式也应运而生。该模式将人才流动视为可逆过程而非单向迁移，强调人才在全球各个国家、地点之间的循环流动，是一种双向或多向的人才流动模式，在空间上表现出区域化和网络化的特点。针对该类流动模式进行研究的文献一般着眼于学术会议、短期学术访问和学术休假等形式的短期跨国流动。

　　相较于 “人才流失” 语境下的国家间人才 “零和博弈”，在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的语境下，具有流动经历的人才往往被视为流入国与流出国共同拥有的人力资本，其物理移动被认为会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并形成网络，加强了原籍国与其他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国家的联系。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该类型的流动会使人才移出国和移入国都受益。以此视角展开的研究多认为，在人才回流与环流的过程中，许多发达国家仍然会通过政策和流动基础设施促进人才流动，希望借此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进而转化为地区经济、科技发展的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寄希望于本国人才去国外学习各领域的先进技术并返回本国进行服务，通过人才回流将先进技术带回国内，推动国内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近几年，西方人才跨境流动研究多以回流和环流的视角展开，并着重强调了人才流动过程中人才个体意愿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人才流失仍是人才流动中的主流模式。人才回流与环流的模式虽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但在规模上并非主流。

　　1.2.2 境内流动

　　相较于人才的跨境流动及其背后隐含的国家间博弈，人才的国内流动被认为在距离以及性质上有所区别，尤其是流动背后的隐含意义以及流动的自愿性。人口的境内流动现象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一直吸引着地理学家的关注。而随着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区域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人才(人力资本较高的个体)的国内移民也因此成了区域科学关注的重点之一，相关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近期尤其关注高校毕业生的流动。同时，相关研究也非常注重与人才流动相关的区域人才政策研究。

　　早期针对人才境内流动的研究将一国内人才的流动视为区域间工资和就业差异的函数，认为区域间劳动市场的差距会使得人才自发性不断流向各类型资本(进入经济资本)更为集聚、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地方，地方特征(place characteristics)是人才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人才的区域流动性被视为地域间就业协调的过程，并受到就业市场信息、地区间工作技能要求的异质性影响。此外，在此阶段，人才国内移民的年轻化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趋势已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人才境内流动相关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在于 Florida 创意城市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消费城市等理论的提出。虽然创意城市理论因为研究对象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定义不明确而饱受争议，但其无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受到了各地政府的青睐。在该阶段，地区生活便利程度、娱乐丰富程度等非经济要素成为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认为，人才会不断向文化、娱乐服务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以及更为包容开放的地方聚集。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当地相关创意产业与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在此阶段，人才倾向于流向那些提供丰富公共设施且更包容的地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能够拥有更多优质基础设施的区域往往也是劳动市场较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

　　然而，随着各国官方的区域间人才流动数据集的出现，相关实证研究的主题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区域人才流动研究开始尝试兼顾工资与就业差异导致移民的观点以及生活便利资本化导致移民的观点，并利用微观数据集进行了验证，同时还加入了对流动的人才个体特征的研究，如性别、年龄的研究。此外，相关实证研究通过数据集探讨了人才流动对地方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亦进行了讨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厘清地方发展与人力资本集聚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相关讨论目前还未形成定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国内流动模式已出现自我加强、不断集聚的趋势：区域人力资本的集聚促进了区域发展，区域发展又会吸引更多移民。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一国内区域间人才不均衡分布的程度可能远胜于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人才的不均衡分布。

　　1.3 人才流动的驱动机制：微观个体、中观区域与宏观国家层面

　　当前，国外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驱动机制的相关实证研究所用理论仍然依赖于人口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基本从流动人才个体特征的微观视角，城市 / 地区的特征、发展水平对人才流动的推动 / 阻碍的中观视角以及国家间人才竞争的宏观视角 3 个层面展开，并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

　　1.3.1 微观个体视角

　　以微观视角展开的研究通常从人才的个体因素角度出发。早期研究多采用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将人才流动视为个体对比流动成本与收益后所产生的理性行为。该视角下的研究通常采取新经济迁移理论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的观点，将人才跨国流动的现象归因为人才追求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益、社会地位、职业发展等效益，以及人才追求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脱离不完善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与福利损失、提升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等效益。流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家庭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同时，人才的个体特征在早期研究中也获得了关注。相关研究发现，年轻的、具有较高学历的生产率更高、议价能力更强的人才会更倾向于流动。

　　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下展开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对比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的劳动技能、学历、议价能力的流动人群往往处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不同的流动性。这一点在学术界人才的流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作为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殊工种，学术界特有的流动结构、流动实践以及促进流动的学术习惯使各个机构乐意为人才的流动定价。因此，学者们在分割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中能够免受因流动而遭受去技能化(deskilling)。尽管流动经历的可兑换性与所在国家的科研体系制度高度相关，学术人才仍倾向于通过跨国流动来提升个人价值。

　　可以发现，早期的理论主要将人才作为理性经济人来进行分析。近年来，部分学者突破了该假设，将社会网络理论纳入了人才流动影响机制的研究中，认为人才的迁移会受到此前在学习、工作阶段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这一点在人才国际流动，尤其是跨国回流中极为重要。人才的学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与个人情感因素被认为是促使其流动的主要因素。此外，前人的成功流动经历也被认为会对人才的流动产生影响。

　　随着各国内部流动的微观数据集的出现，国外地理学家试图模拟和捕捉流动中人才的个人特征，除了早期关注的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外，人才的性别、种族和个体以往的移民经历(尤其是地区间移动的次数及频率)等个体特征也在近期被纳入了驱动机制中，相关个体特征被认为会通过社会结构影响到人才的流动行为。在各类特征中，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是相关研究最为关注的因素。普遍认为，人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越好。加之人才回收教育成本的需求，使得人才在工作技能和工作要求方面较普通劳动力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因此这类人才表现出更高的跨地域流动倾向。

　　1.3.2 中观区域视角

　　从中观视角展开的人才流动影响机制主要基于地区发展差异，人口流动的推 - 拉理论与人口迁移理论是研究人才流动驱动机制中最为常用的理论。在该视角下，地区间差异的外部影响因素是人才流动产生的主要动因。Bogu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推 - 拉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阐述，形成了此后公认的理论框架：人口迁移是促使迁移的力量和阻碍迁移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两股力量在地理上表现为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与拉力。对于迁出地来说，推力大于拉力，整体上表现为推力;迁入地则正相反，整体上表现为对人才的拉力。较为常见的推力与拉力主要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区域环境差异、地区医疗条件差异、地区教育水平差异、就业机会多寡以及区域对外开放与市场化程度、区域人才引进政策、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福利、治安水平等。

　　中观地区间差异，或称地区特征(place characteristics)在不同时期的各类型流动的驱动机制研究中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人才的国内流动机制中。在不同时期，相关研究主题既有较大的变化，也有诸多争论。在早期的研究中，人才流动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结果，制度、税收等其他社会环境要素起到了辅助作用，但无法与经济因素相比。个体的迁移被认为是 “工资和就业差异的函数”。通常拥有高等教育学位或处于具有门槛的高技术行业的从业者会因为高工资、高技术的职位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均衡分布而移动，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状态是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从该角度展开的研究发现，地区工资水平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失业率等因素是促使人才流动的主要推动力，人才流动被视为是一种地区间工作协调、人力资源匹配与再分配的过程，而不是个体非理性的行为。

　　然而，创意阶层、创意城市、消费城市等理论的出现对地区经济的绝对作用提出了质疑。相应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城市促进创意阶层工作与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宽容和开放的区域文化可以促进城市相应产业的发展，并为城市带来其他高科技产业和更多的高级人力资本。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区域间人才流动的重要吸引力，甚至可能超过劳动力市场。相应理论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推崇，但是在学界却受到了大量质疑与批评。持相反态度的研究认为，创意阶层的人并不是由于对文化和区域环境的偏好而移动，而是根据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匹配来选择去往何地，正是当地拥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才促使人才流入，从而形成了较好的区域环境而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此外，由于相关理论在人才内部做了一个分界，将高级人力资本分为创意阶层和其他高科技行业从业者，创意阶层能否像磁铁一样既为城市吸引到投资又吸引到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和人才，亦饱受质疑。在持反对意见的研究中，区域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会接替区域经济要素成为主要推动力，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同时亦是人才聚集下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

　　近期，相关研究试图在理论研究中调和两者。同时，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展开，基于高学历人才的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才在中观尺度中的迁移仍然主要受到地方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便利的基础设施及优良的区域环境也的确会影响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但其影响水平在不同地区、人才类型与流动模式之间差别较大。此外，近期研究还格外关注高校学生，乃至高中毕业生的流动机制。相关研究显示，高等教育资源较好的地方会吸引许多潜在的高学历劳动力(即入学学生)，在大学阶段发生过迁移的学生有更高的迁移概率，高校毕业生就业也具有一定的空间黏滞性。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也是影响区域间人才(高校学生)流动以及区域人力资本集聚的因素之一。

　　1.3.3 宏观国家视角

　　宏观视角的人才流动影响机制研究主要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展开，关注国家间竞合态势和属性差异对于人才流动的影响。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各国编织到一个不平等的、相互联系的且具有明显等级层次结构的网络中，核心国家具有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人才一般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迁移。各国之间主要通过政策、资金以及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优势、缩小差异，以吸引全球人才流向本国：核心国家现有的制度、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会为其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而且以此为基础，又会通过建设促进流动的基础设施、为人才及其家庭提供配套的生活服务、发布促进人才流动的政策等手段进一步在全球招募所需的人才，并帮助其克服因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而产生的迁移障碍。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出于自身的需要，则会通过发布人才引进政策、设立海外访学基金等手段来推动本国人才向核心国家流动以学习前沿知识，并在学成后归国为本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此外，国家间关系、文化相似性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等因素都会对宏观尺度的人才流动产生影响。

　　2 国内人才流动空间研究发展现状

　　虽然国内地理学对人才的研究由来已久，且人才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讨论与建设也由来已久，但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人才的地理分布与地理学人才培养这两个主题，而对人才流动的关注则始于 2010 年前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重要文献的发表时间在 2017 年后，这与人口普查数据及抽样调查数据的公布时间密切相关。因此，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数据影响，境内省际人才流动模式及驱动因素是其研究重点。此外，尽管国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的研究内容和基本理论假设根据本国国情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仍与国外相关研究较为相似。

　　近期，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国科技博弈下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人才的国际流动，主要集中于探讨留学生的国际流动网络与中国人才的跨国回流与随后的地方嵌入。此外，随着城市网络研究、知识网络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开始尝试使用高层次人才流动履历数据构建人才流动网络来研究城市间知识流动关系。

　　2.1 国内地理学人才流动研究关注重点

　　梳理国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发现，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的探索主要受数据驱动，集中于顶尖高层次人才和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人才的流动模式与驱动机制这一研究主线上，即以某类人才为样本，通过履历分析 / 人口普查数据总结的方法揭示其成长或流动的全过程，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特征或流动意愿，并剖析此种分布态势或流动格局是在怎样的驱动机制 / 影响因素下形成的，研究尺度集中于人才的国内流动。同时，相关研究将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认为其流动性也带来了各尺度的空间对于人才的竞争。因此，相关研究多会在流动模式与驱动因素的探讨上关注人才流动在区域经济或公共政策层面的响应，即各层级政府或各创新主体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从市场(海内外)、其他机构等维度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以及用好人才，属于偏向应用层面的研究。

　　随着中国人才在全球人才流动中的参与度不断增强，近几年开始逐渐出现跨国视角的人才流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对留学生的跨国流动进行研究，从中挖掘不同区域或全球尺度的留学生的流动偏好、流动方向和流动驱动因素，重点在于探讨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中的位置与参与模式。二是对中国人才的跨国回流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跨国回流的科研人才，此类型研究视角较为微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个体特征与地方文化对于人才跨国流动意愿的影响，以及人才回国后如何再次嵌入本地文化、本地空间。人才回国后的流向与集聚态势是相关研究中流动模式的主要研究目标，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个体职业成长预期、文化归属与认同感等是其主要考察的跨国流动驱动要素。其中，考察人才回流后在地方重新嵌入过程的研究相较于其他研究主题，更加注重流动个体的 “主体性”，通过探讨微观个体层面跨国人才的身份认同来挖掘人才在流动与嵌入过程中与地方文化、制度等系统的冲突与协商。

　　同时，随着城市网络理论、知识网络研究与创新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人才流动相关研究开始与城市网络研究相关联。基于人才流动的流空间的假设，相关研究试图通过高端人才的流动履历来刻画城市间的知识网络，从而展现城市间的知识流动关系。此类型研究目前较少，仍处于理论构建与实验探索阶段，研究重点是通过人才流动网络的新视角描绘创新网络、知识网络中的城市之间的关系。

　　2.2 人才流动模式

　　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才在中国境内的流动，且主要是实证研究，对人才流动规律的研究受数据驱动。在研究尺度上，相关研究大部分关注国内省际间或城市间的人才流动规律，以及某一区域内的人才流动特征。虽近年来以留学生或归国人才为代表的跨境流动研究开始增多，但整体而言，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国际流动的探索仍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跨国流动受到人才自身的社会地位、家庭环境、地区和机构的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较大，拥有跨国经历的中国人才总体占比较少，许多中国人才并没有跨国流动经历，而仅在国内各地区之间流动。

　　目前，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流动研究数据一般有两类：一种是人口普查 / 人口 1% 抽样调查中的高学历人才流动数据及高校公布的生源与毕业生就业地选择数据;另一种是作者自行收集的某类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履历数据。因此，国内地理学界对境内人才流动的研究聚焦于阐释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各类学者、高被引科学家、企业家等为代表的顶尖人才的成长规律与流动模式，以及以高校毕业生、留学生、大专以上学历人才为代表的储备人才的学业流动、就业选择及流动意愿。以上述研究主线的文献的结论可以归为 3 类：一是以顶尖人才为样本的人才境内流动模式研究，主要考察高层次学术人才在学习、工作两阶段的分布模式及移动规律。该类型研究展现了高层次学术人才在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向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的高校密集区集中的地理分布特点，以及顶尖人才不断向东部地区移动的 “孔雀东南飞” 的流动规律。二是以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各地毕业生在本科入学及毕业工作阶段的流入与流出地，发现了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就读与初次工作地选择上具有较高的本地空间黏滞性，并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分布与迁移流向。三是以高学历劳动力为样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不同时间段中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才的省际流动模式，发现其地理分布和流动模式基本仍为 “东高西低” 的空间分布与向东部沿海城市与中部省会集聚的流动规律，但集聚程度随时间变化有所放缓。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的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国际留学生的流动模式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开始以留学生为样本，对国家间人才流动的流动模式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对留学生流动网络的探索展现国际人才流动网络的 “核心 - 边缘” 结构与等级层次性，以及探索中国在国际人才流动网络中的位置。相关研究表明，以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所构建的人才流动网络已逐渐从以美国为单核心的网络向以中国、美国为双核心的网络转换。此外，随着城市网络相关研究的拓展，人才流动模式的研究也开始呈现网络化趋势。相关研究通过分析在企业或在高校的各类型人才的流动数据构建了人才流动的城际与省际网络，展现了人才境内流动网络以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与中部省会为核心、其余地区为边缘的 “核心 - 边缘” 结构。

　　2.3 人才流动驱动机制

　　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人才流动的驱动因素。相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本沿用西方人才流动的相关理论，在此不再赘述。同时，由于研究尺度聚焦于人才在境内的区域间流动的中观尺度层面，因此，针对人才流动中微观个体特征与国家间流动的宏观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2.3.1 微观个体因素

　　国内地理学中专门针对人才流动微观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且起步时间较晚，主要集中于以人才跨国回流的内部动力即个体主观因素(特别是个人情感)作为研究主题的文章。相关研究往往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法来进行，着重于研究人才的社会网络与所积累的 “关系” 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科研人才这一类型。研究表明，人才的个体特征、文化认同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其流动意愿与流动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其在流动后与当地文化的嵌入程度及遭遇的阻碍程度则会影响人才是否再次流动以及能否实现自身智力资本的运用与转化。目前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处于起步阶段。

　　2.3.2 中观区域因素

　　由于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在尺度和内容上均集中于国内区域间的流动，因此，以中观尺度展开的驱动机制研究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在驱动因素分析上，所使用的理论基本以推 - 拉理论为基础，聚焦于阐释境内人才城际或省际流动的外部动力，如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就业市场、产业发展、工资水平等)、人才政策差异(人才称号、税收、住房政策等)、社会环境差异(教育、医疗、绿化、房价等)、家庭环境差异等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相关因素对于境内人才流动的影响，即着重阐释人才流动的一般性外在驱动因素。在该理论框架下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官方人口调查数据以及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履历数据进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就业机会差异等经济因素被验证为是境内人才流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各省经济的发展，影响程度出现了小幅下降;而教育、医疗、地区人才政策等社会环境要素的地区间差异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程度则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类型的人才中有所区别，暂无统一定论，在部分情况下相关要素可能并不显著。中国人才的境内流动在区域层面上主要受区域间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工资差异等经济因素的影响。

　　另一部分相关研究则以人才流动为媒介建构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模型，从而对城市体系或全球城市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以网络视角探究境内或国际人才流动的驱动机制。多数研究仍然以地区间差异的外部驱动因素的探索为主，展现了节点间教育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外部动力对于人才在网络节点间流动的影响。

　　2.3.3 宏观尺度的国家间流动

　　针对宏观尺度的人才流动驱动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留学生的跨国流动出发，通过国家间在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探讨人才流动网络的驱动机制。相关研究重点在于展现国家尺度上人才流动的 “核心 - 边缘” 结构，以及国家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差异对留学生流动的推动作用。近期，亦有文献从高水平华裔人才全球流动的驱动机制的视角展开，探讨了高水平人才在全球尺度的城市间流动的驱动机制，迁入城市的拉力因素及人才的个体特征是其流动的主要推动力。

　　总体而言，国内地理学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刻画中国各类人才向东部地区移动、集中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流动方向，并以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为主、消费城市理论等人口迁移理论为辅，来探讨促使人才在地区间流动的影响因素。近几年，部分学者试图将人才的跨国流动经历与国内流动相结合以探讨跨国流动对于中国学者在国内流动的意愿和规模的影响，但受限于流动数据，这部分研究的对象仍以高层次学术人才为主。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国外人才流动地理研究起步相对较早，研究主题相对较多、研究脉络较为清晰。在人才的跨境流动研究中，随着国外地理学界对人才流动的关注从代表国家间人才竞争的 “人才流失”，扩展到包含国家间竞合态势下代表人才流动合作与知识网络扩展的 “人才回流” 和 “人才循环”，研究主题也在流动的政治、政策以及通过人才流动塑造国家在知识网络中的主体地位等宏观的、代表国家间科研竞争 / 合作等话题中加入了流动中的人才的特权(如所处的特殊劳动力市场)、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个体特征(如性别、种族)等更为微观的话题。与之并行的是，国外对于人才跨境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也在国家 / 地区间差异、政策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人才个人的学术网络、社会网络联系等情感要素以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然而，随着大国科技竞争成为新主题，国外地理学界对于人才地理的研究再次转向了更为宏观的国家间视角，流动网络中的 “核心 - 边缘” 结构成了新主题。而在人才的境内流动研究中，流动模式的相关议题展现了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高流动意愿与向经济资本、人力资本集聚的区域进一步集聚的趋势，而对于人才境内流动的驱动机制的研究则经历了从将人才流动视为地区工资和就业差异的结果，到考虑区域文化环境与基础设施对高级人力资本集聚的影响，再到近期尝试在实证研究中调和两者并探索人才流动中的个体特征驱动因素。

　　国内人才流动地理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在 2010 年之后才逐渐形成规模。研究尺度与研究人群与国外相比也有明显的区别。国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地域内地区间人才的流动模式、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政策建议;所关注的人才以顶尖学术人才或更为广泛的高学历劳动力为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揭示人才流动的方向和成因以及吸引 / 留住人才的相关政策。相比于国外对于人才流动地理相关议题的研究，国内地理学界的研究主题更注重 “实用性”，对于人才的理解也更偏向于所属地的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将人才流动视为两地间关于人才的 “零和博弈”，研究模式仍然停留在省际 / 城市间 “人才流失” 状况及其驱动因素(通常是地区间各要素的差异)的相关研究上。

　　3.2 展望

　　相较于国外，国内人才流动空间研究虽在近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研究主题仍较为单一，集中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的分析与驱动机制的探讨，缺乏对于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人才的深入分析;二是仍将人才流动视作一种由外力驱动的过程，对于人才流动本身是不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权力及资源，以及其相应拥有的特征等研究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三是对人才流动驱动因素的探讨仍然集中于地区间差异，尤其是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要素，对于个人情感，尤其是对人才学术网络、社会关系、文化关联等因素探讨较少，然而，这些因素在部分国外研究中已被发现是促使人才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四是在人才流动研究的尺度上，国内人才流动空间研究虽然涉及国内流动和跨国流动，但主要集中于国内流动部分，对于跨国流动的研究十分稀少;五是研究样本集中于最顶尖的科研人才和最宽泛的高学历劳动力两个维度上，对于其他范围的人才研究较少。

　　面向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任务，加强人才流动空间模式及驱动机制的研究，既是人才地理学、科技创新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构建面向人才强国建设的人才流动空间研究的理论框架。人才强国建设要求在人才培养、引进、留驻、使用、评价等多个维度重视人才工作，人才地理学研究也应当从上述维度来构建相关理论框架。鉴于人才流动同时涉及人才成长多个阶段(如人才培养阶段的人才流动：义务教育 - 高中 - 本科 - 研究生等)，一方面需要将人才流动放置于人才成长的全生命周期下开展长时序、多时段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将 “流动” 视作人才资本累积的过程来探讨流动性对于人才成长的影响。

　　开展覆盖多层次多类型人才群体的综合研究。跳出现有集中于高层次科学研究型人才的局限，将研究样本或研究对象扩展至更广泛的人才群体，如组织决策型人才(企业家、创业者)、技术实践型(高级技工、熟练工人)、市场营销型(高级营销师、经理人)、中介服务型(金融、法律、信息、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人才等)，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甚至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才流动模式及驱动因素。

　　在群体性规律揭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微观个体的情感价值。通过大数据挖掘或者一定样本的调查统计，采用履历分析法揭示某一类人才群体的流动规律，能够有效地、快速地了解人才流动的一般模式和客观因素。但情感归属、地方依恋、社会关系等主观因素，往往在高层次或顶尖科技人才做出迁移决策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对当前中国在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尤其是吸引海外华人回流时至关重要。因此，人才地理学或人才流动空间研究应当适时 “沉底”，开展微观尺度的案例研究。

　　深入开展人才跨境流动研究以及人才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一是深入开展全球尺度人才流动研究，揭示全球人才流动的一般性规律和发展态势;二是将国内人才流动研究放置于全球尺度，深入研究中国人才的流出、海外流动及回流的空间模式及驱动机制;三是聚焦科技发达国家或人才优势国家，深度剖析其人才成长、人才流动的发展过程及当前态势，总结其相关人才政策的先进经验和成功经验。

喻思齐,段德忠,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地理科学学院,2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