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实践结构论的理论意涵、现实基础与价值关怀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近成果，实践结构论从理论意涵、现实基础与价值关怀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社会结构性巨变所引发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关系的趋势、特征及动态变化，为探寻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正处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进入深度调整与急剧变革的阶段，社会与个体都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与挑战，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

　　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提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蕴含着两股核心力量，即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那些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左右个人生活的复杂征候，都是这两股力量叠加所产生的现实效果。这一阐释社会结构性巨变及其二维效应的理论，被称作 “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或双侧分析”，简称为 “实践结构论”。实践结构论立足中国所处时代的结构性巨变，为把握世界现代性转型、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二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实践结构论的理论意涵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实践结构变化的深刻认知之上。当今世界与中国都处在现代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要求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不能局限于本土化实践，而要在更宏大的全球进程与历史视野中思考时代命题。“二维视野” 或 “双侧分析” 是认识与把握社会实践变迁的核心理论工具，为理解全球化和本土社会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差异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一)理论意涵：二维视野或双侧分析

　　实践结构论作为把握世界现代性转型的理论视野，来源于现代性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特殊脉动两股力量叠加所产生的现实变动，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源于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

　　在中国经验的研究中，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再度激活，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存在实质性分野，这都需要更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以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实践结构论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和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具体包括：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去集体化” 和 “去组织化” 对既有社会组织形态的冲击;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变化引发的社会分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改变带来的社会分层等。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织作用下，这两股力量相互叠加、动态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效应被称为 “二维效应”，作为分析视角则被称为 “二维视野”。

　　“二维视野” 或 “双侧分析” 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以现代性的长远趋势和大尺度历史视野，探查、追踪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变化;第二，基于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把握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出现、隐现不定却能引发较大社会震荡的社会变动。

　　社会发展变迁始终贯穿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社会转型也在这两股力量的驱动下展开。从理论内涵来看，“二维视野” 和 “双侧分析” 侧重点不同，但都印证了社会转型影响的长远性与深刻性。“二维视野” 聚焦宏大视野下的整体性趋势，侧重从全球和历史视角把握时代图景与社会变迁;“双侧分析” 强调从微观社会现象透视社会变迁中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解释本土社会的经验事实，在思想与理论层面将社会实践进一步深化、具体化。

　　简言之，“二维视野” 是两股力量叠加产生的效应，“双侧分析” 是对这两股客观力量的社会学分析，即将转型中国的社会事实置于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兼顾发展主体的历史视野，在时间和空间脉络中整体把握历史性与现代性交织的社会事实。

　　(二)结构分析：全球视野与本土进程

　　社会结构性分析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结构性” 意味着这一过程并非自发、无序形成，而是遵循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现代性是其中的重要主线。吉登斯提出，现代性的内在特性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作为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概念，现代性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一方面，现代性处于持续变化中，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暂时、未完成、不断变动的倾向;另一方面，现代性沿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人类社会随之发展，社会实践在丰富现代性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性。

　　结构性分析伴随现代性发展而出现，逐步勾勒出具有多重属性的现代社会，现代转型与社会变迁是结构分析的双重理路。在全球化进程中关注本土实践，以本土实践回应全球化进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将社会发展的动态趋势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视野中看待，是思考和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

　　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与现代性的宏大背景相关联，这种结构性力量与国内社会环境、国际发展形势紧密相关。实践结构论作为社会学分析视角，认为现代社会的困境与问题，既反映一个国家面临的特殊性问题与阶段性矛盾，也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与全球化长时段的影响。该理论从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出发，基于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探寻当下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为认识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源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范式。

　　本土实践和全球进程是研究中国社会现象、事实与变迁的 “一体两面”，二者不可分割，共同作用于中国的经验现实。社会实践中的诸多变化，既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结果，也是这一结构性巨变的表现。

　　从 “二维视野” 来看，本土实践聚焦 “中国” 和 “短时段”，具备本土化与即时性特征，根植于中国本土社会实践，观照当代中国的社会事实;全球进程关注 “国外” 和 “长时段”，侧重现代性进程中更持久、连续的稳定性因素，将中国实践置于全球视野与国际关怀之下。

　　从 “双侧分析” 来看，本土实践和全球进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维度，二者在各自发展脉络中平行前进，时间维度不同步、空间维度不重叠，是一体两面的 “双侧”。

　　由此可见，实践结构论既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具备强大的解释力，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类现象与问题，提供了双重分析视角。

　　二、利益格局的结构性巨变：实践结构论的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实践领域的社会现象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现实资源，推动现有社会学理论实现新突破。作为全球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 “中国经验”。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突出体现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

　　(一)社会转型的阵痛：利益调整与关系重组

　　立足现实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出发点。21 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交织的发展阶段，身处现代性的长波震荡中，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机制持续调整，改革适应期涌现出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社会进入不稳定、不确定的发展时期。

　　中国的社会转型存在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的差异：社会结构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体制转轨是从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社会性质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加剧了社会分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观念，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态使得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单位制” 的解体对利益群体分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个体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减弱，身份从组织与体制中解放，摆脱传统义务和制度约束;另一方面，个体的支持关系瓦解，生活安全感降低，不得不面对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

　　固有的、稳定的、清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受到冲击，与之相关的利益关系与利益分配方式随之改变，社会处于持续的流动性之中。个体脱离传统血缘与地缘关系，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要求自身权利得到实现。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社会组织形式变革、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群体间矛盾激化、社会信任危机显现，催生了私人企业主、农民工、城市业主以及垄断行业利益群体等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

　　社会实践结构的动态变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阶段性表征，也是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印记。社会结构变动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附着在社会结构上的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分化的非良性结果，突出表现为利益关系紧张，利益群体因诉求不同产生摩擦、排斥与分歧。

　　社会转型加速期，利益分配方式和规则的多元化，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形成利益分化的事实，城乡、体制内外、央地关系等利益结构发生不同程度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团结与稳定。利益多元化决定了利益表达是多元主体的博弈过程，郑杭生、杨敏将利益博弈划分为三类：一是强势利益群体之间的 “强强” 冲突博弈;二是强势与弱势利益群体之间的 “强弱” 冲突博弈;三是弱势利益群体之间的 “弱弱” 冲突博弈。

　　围绕利益的竞争，不同群体的博弈不仅体现在力量对比上，还体现在事件性质、发生缘由、行动方式等方面。“强强” 博弈是强对抗型博弈，双方力量差距小、资源获取意愿强烈，易形成非良性竞争;“强弱”“弱弱” 博弈受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力量约束，群体力量对比取决于社会资源获取能力。

　　(二)利益表达的分野：理性主义抑或功利导向

　　利益表达是利益群体反映诉求的方式，通过特定话语表达具体情境，以获取合法性社会支持。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工细化，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社会运转节奏不断加快，催生了个体的理性主义，市场化观念逐步渗透个体与群体生活，社会团结意义上的生活与秩序面临价值剧变。

　　韦伯提出，人们将获利视为生活最终目的，理性化从社会延伸至个体，人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精确计算、以效率为目标，理性行动在现代社会占据支配地位。这种个体理性主义体现在对利益的追求与计算，追逐利益成为生存与生活的主要目标，反映出个体思维意识对行动过程与结果的影响。

　　社会转型直接关联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态，在现代性和市场化的影响下，社会成员呈现原子化、个体化、理性化特征，心态从公到私、从集体到个体转变，个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个人追求兴起，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形塑着社会发展的利益格局。贝克指出，个体的选择与决定塑造自身，成为生活与认同的创造者，这是时代的核心特征。

　　个体自我决定、自我负责，自主选择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并承担相应责任。理性主义或功利导向为个体自我实现提供了空间，社会逐步进入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强调个体欲望，个体化与理性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持续交织，反过来强化社会的现代性趋势，个体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转型期中国社会形态并非纯粹传统或现代，而是传统与现代混合的形态。这种混合形态形成假性现代社会风尚：社会文化领域具备现代化雏形，经济领域现代性却未及时显现，这种朦胧的现代性特征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于社会生活。

　　现代性包含的个体化趋势，为个体追求利益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生活处境与人生模式的高度个体化，在提升个体自主性与行动能力的同时，弱化了社会关系网络，个体承受着前现代社会未曾有过的生存压力，利益诉求不断放大。

　　个体从传统思想、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中脱离，传统伦理、价值和规范的约束不断减弱，个体拥有基于自身需求实现目标的自由。同时，个体化文化所强调的自力更生，意味着个体需要独自面对风险、机会与矛盾。脱离 “标准化” 的人生具备自主性与选择性，既可能获得安稳发展，也可能面临破碎坍塌。

　　为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感，个体转而追求确定性，通过外化利益获得物质与心理双重保障。这种基于利益得失的功利主义目标，主导着多数现代人的生活，对利益、欲望和时间的掌控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纯粹的利益关系和市场规则冲击传统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社会成员交往方式从合作互惠变为谋利竞争，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得到彰显，人际关系被客观化、世俗化、抽象化的物所主导，手段反而成为追求的目标。

　　当群体行动都经过理性计算与利益权衡，社会分化加剧会让社会矛盾更复杂，利己主义之风盛行，遮蔽了人类对社会团结与和谐的最初追求。

　　(三)利益博弈的多元策略：组织化与文本化

　　利益表达并非始终以个体为单位，而是多元主体竞争、博弈与抗衡的互动过程。个体利益诉求的外化是利益强化的实践机制，也是利益表达从个体化走向组织化的必要环节。

　　一方面，利益分化初期，利益表达多以分散形式呈现，社会层面预期效应小、诉求回应有限。但利益群体博弈处于动态变化中，个体利益主体会经历辨认、识别、分类、确认等环节，从分散走向联合，在利益层面实现有组织的联结，以最大限度实现利益诉求，这一过程具备自发性与必然性。

　　另一方面，利益群体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量，决定其通过组织化方式扩大诉求边界，调动资源达成目标。组织化是放大个体诉求的机制，通过同质化利益诉求实现个体联结。组织化利益博弈因理性化程度高、具备内部整合机制，往往产生相对集中、清晰、有序的矛盾冲突。但利益群体组织化若缺乏合理规范，易引发恶性博弈，对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文本是理解利益群体诉求的重要工具，利益诉求的实现是复杂的博弈过程，既要关注利益群体的组织方式，也要了解利益关系的产生、连接与激活机制。文本作为表达介质，被利益群体用于维护自身利益，以明确话语建构利益诉求，获取合法性社会支持。

　　利益主体在诉求过程中，会将文本策略转化为有组织化的文本行动策略。文本既是利益群体使诉求合法化的理论工具，也是与他人互动、对话、辩论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利益主体的诉求得到重申、解释与修正。文本策略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利益群体合理化诉求的工具，也是话语博弈策略，通过文本让利益取向具体化、明确化、可视化，提升利益群体社会影响力，最大限度实现利益诉求。

　　利益群体表达诉求时，不可避免带有自身立场、个人意愿与情感色彩。中国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使得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群体的利益诉求复杂化、多元化、扩大化，群体利益分化成为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无论是组织化联结还是文本化表达，都是个体为保护自身利益、减少损失、争取更多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利益博弈是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差异化、多元化利益诉求的聚集，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与矛盾，带来不确定风险。

　　三、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实践结构论的价值关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难以避免，不同利益主体的互动过程与实践策略持续影响利益格局变化。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是实践结构论的价值关怀与使命追求。

　　(一)社会秩序：资源配置与社会公平

　　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领域，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 “秩序” 与 “进步”，以二元分析阐释现代性变迁中的社会分工、群体阶层分化、社会均衡与发展问题。涂尔干延续孔德理念，认为社会学担负着引导社会恢复规范状态的神圣使命。

　　中国传统思想蕴含丰富的社会学理论潜力，从诸子百家到儒家正统地位确立，都体现出治国理政 “求治去乱” 的终极关怀。严复融合孔德、斯宾塞的社会学界定，将社会学定义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治乱盛衰原因、实现社会治理的学问。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何以持续的问题，“社会建设” 则给出了社会秩序的具体化构想。

　　社会建设的实质，是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促进社会有序运行与良性发展。社会资源与机会总量相对稳定有限，其获取方式、获取多少受资源存量与外部因素影响，存在诸多或然性与不确定性。

　　资源分配过程中，易引发部分群体的不公平感与被剥夺感，导致群体间资源争夺、关系恶化，造成利益格局失衡、利益关系分化，冲击社会信任。我国社会进入深化改革关键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资源合理配置、社会公平实现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改革效果持续释放的同时，需更注重社会利益诉求的秩序化建设。

　　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公平配置，是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健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保障，也是制度层面应对或然性事件的秩序性安排。社会建设的深层理念是 “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通过合理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群体被剥夺感，缓和利益群体关系，降低社会运行风险，对社会运行发展进行底线型维护。

　　社会建设是持续完善的系统工程，而非一次性制度安排。我国面临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需要建立动态的社会分配观念，为政策提供积极、现实、有预见性的启迪。

　　社会建设的正向内涵，是在社会领域建立合理配置资源与机会的社会结构、机制，形成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与力量;逆向内涵，是研究社会矛盾、问题、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创新处理矛盾、问题、风险的机制、实体与主体，以此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

　　社会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与重要力量，社会公平正义是检验社会建设成效的核心标准。社会建设需牢牢把握 “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 核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保障分配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社会公平正义并非抽象理想，可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实现。从功利主义角度看，社会公平正义能实现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同时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对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需要，也是维持合理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社会建设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社会建设饱含浓厚的民生关怀，这也是实践结构论的使命追求。

　　(二)社会团结：基层治理与社会稳定

　　社会团结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涂尔干认为，“团结” 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力量。人类社会从基于个人相似性的机械团结，转变为基于劳动分工、个人相互差别的有机团结，社会学家对社会团结的理解多元，但都认可其为个体提供归属、整合分散社会关系的功能。

　　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团结转向 “在地化” 探索与机制分析，社会治理成为理解当前社会团结形态的核心桥梁。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社会分工精细化、个体差异性凸显，增强个体与集体的联结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前提，也是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形成大流动、大分化的社会，社会成员从 “单位人” 向 “社会人”“社区人” 转变，基层社会是矛盾最密集、关系最复杂、问题最多元的区域。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后，社区成为个体生活实体与基层社会单元，基层治理的稳定与秩序，直接关系基层社会团结与和谐。

　　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商品房陌生人社会，家庭观念、传统价值与现代性、市场化观念碰撞，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网络与利益分配关系网络存在本质区别，利益认知、判断与选择成为个体与群体相互识别的机制。在陌生人社会中重建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是新时期社会建设实践创新的重要出发点。

　　郑杭生提出，中国社区建设必须立足自身实际，探索适合本土的路径，而非从概念出发、空谈 “应然”，关键是提出符合中国情况的建设性意见。社区建设是中国经验体系的基础地方表达，也是实践结构论的底层逻辑。

　　社会矛盾是社会运行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同社会的矛盾诱因、表现形式、解决方式因社会性质而异。我国进入社会不协调因素活跃期、社会矛盾多发期，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易激化的风险期。新时期社会矛盾呈现两大倾向：一是不同领域矛盾叠加形成链式反应;二是利益群体博弈扩大引发冲突激化，后者易演变为群体性恶性事件，破坏正常社会秩序。

　　从实践结构论视角看，利益主体与诉求多元化、个人意识崛起、社会信任问题显现、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压力加大、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社会生活巨变，都对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提出新要求。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社会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应避免群体拉锯，需防范矛盾激化、遏制恶性风险事件，探索适配中国社会的治理理念与方法，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想，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核心，也是郑杭生理论思想的深层关怀。郑杭生沿袭中国国家治理传统中的 “道” 与 “术”，在历史脉络中汲取经验智慧，重申社会公平在 “求治去乱” 中的作用，以最小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推进公平正义，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社会学理论以抽象性与系统性，试图为变动的社会事实提供确定性解释，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具备高度的 “理论自觉”。郑杭生作为 “理论自觉” 的开拓者，先后创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社会实践论五大宏观社会学理论，构建起具有东方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指明方向、理清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是循序渐进的理论探索、应用与拓展过程，具备自身的历史传承、梯次推进与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社会运行论提供理解中国经验的理论框架，社会转型论回应社会实践命题，学科本土论助力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社会互构论突破方法论困境，将社会学研究带回学科根基，社会实践论则为理解巨变中的中国提供系统性分析视野，将社会实践置于全球化进程中。

　　总体而言，“五论” 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从不同维度理论概括转型社会，在逻辑与事实层面形成理解中国问题的系统体系，虽形成时序有先后，但内在逻辑交叉印证、相互支撑，在各自领域发挥理论体系的整体功能，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实践结构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新近成果，是社会学原创理论的新起点。该理论为理解转型中国的重大现象与问题、把握时代发展总体趋势、回应时代宏大命题，提供了可行的研究范式。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需要总结新实践经验，反思既有学术思想、观点与命题，赋予学术体系新的思想、时代与文明内涵，以新思想平台构建新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实践结构论兼具社会学原创理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将社会学理论视角置于广阔时空，从认识论引入实践话语，推动理论研究回归社会学经典范畴。

　　当前时代瞬息万变，大量新现象、新问题亟待探索解决，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构建具备解释力与生命力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既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基于 “理论自觉” 理解、回应时代问题的根本路径，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强调 “实践自觉” 的核心意义。

杨发祥,胡可欣,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