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理解，是现代化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任何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因为此问题深刻影响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实际路径和文明形态，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波折和成败。此问题自晚清以来长期困扰我们，“古今中西” 论争持续不断就是明证，直到新时代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文化思想，才有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清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此段论述清晰界定了 “中国式现代化” 与 “传统文化” 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从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南。本文拟从来源、特色、脉络、主体性、目标五个维度，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关系，重点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所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古老的文化基因与重要元素，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坚守文化主体性，承担 “旧邦新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古老文化基因的现代化

　　任何一种文明均非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其长期的根脉基础和基因存续的。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环境，会各自发展出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可以称之为 “文化基因”，它会制约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前景。文化基因既有稳定性，又有变易性，是文明延续和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深入认识、系统把握和合理运用本国的文化基因就显得格外重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

　　从基因起源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深厚底蕴基础上的现代化，具有古老的文明起源和悠久的文化传承。相对独立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南稻北粟的农业文明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古老文化基因的形成。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进入王国时代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是 “满天星斗” 式的，文明起源的各种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的，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中已有一些中国风格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是在这些基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 1.8—2 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发现陶器和水稻遗存，距今 8000 年左右南稻北粟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 5000 年左右跨入 “古国” 时代，距今 4000 年左右迈入 “王国” 时代。“早期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这些古老文化基因的因子具体包括阴阳互动的发展观念、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礼乐教化的文明形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

　　阴阳互动，物极必反，是中华文明古老的变易发展观念。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浙江上山文化遗址、义乌桥头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等地同时出现数字卦象符号，与八卦周易极为相像。后来在《周易》《老子》中有了理论阐述。《周易・系辞》提出 “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的基本观点，说明《周易》已经明确把阴阳变化发展之道视为 “一切事物构成和发展的总规律”。《老子》第四十二章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明《老子》已总结出阴阳互冲而生万物的理论。阴阳互动变化的发展之道，要求我们认识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充满矛盾、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从而辩证地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协调发展之路。

　　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整体思维方式。距今 8000 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浙江义乌桥头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 6000 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 5000 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辽宁凌源和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遗址等，都发现了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观的萌芽。后来经过孟子的 “性天相通” 观点与董仲舒的 “人副天数” 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其基本含义就是肯定自然与人的精神的统一，肯定自然与人类的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种规律，不应该破坏自然，人生理想是天人调谐。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要求我们站在超越 “勘天” 的视角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重礼乐、讲仁义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中国自古以来属于礼乐之邦，礼乐文明的萌芽很早，距今 9000—7500 年左右的贾湖文化遗址出土五声音阶骨笛，中华礼乐文明的星火，已经在此点燃。距今 6500—5000 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 “坛庙冢” 祭祀建筑遗址群，距今 5300—4300 年左右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都是中华礼乐文明渐次形成的考古学证明。周代礼乐文明开始发达起来，《诗经》《周礼》《仪礼》《礼记》长期以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教化经典，《乐经》虽然失传了，但由此而形成的礼乐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持续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要在赓续传统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礼乐文明新形态。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早期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形成祖先崇拜、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早在距今 8000 年前后的裴李岗时代就有了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墓葬证明。距今 5000—4000 年华夏族开始 “绝地天通”，选择了理性化、人文化的发展道路。后来《周易・贲卦・彖传》总结出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文化人，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要义。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主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敬鬼神而远之”，亦反对以物为重，主张 “惟人万物之灵”，“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要求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当然也不是要去做 “天地万物的主宰”，搞 “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把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视为决定自己命运的根本因素，以成贤成圣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华文明许多重要元素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既具有整体性，彰显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主体性与独创性，又可以分解为许多重要元素，体现内部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二者是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这些重要元素是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国家观、治理观、道德观、经济观、生态观、哲学观、思维观、交往观的重要体现，仍然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彰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

　　社会理想方面，主张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礼记・礼运》勾画了一个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 “大同” 世界，其中实行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这一理想为历代信仰传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矢志追求、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这种社会理想重能尚公，有助于建设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现代化，发展共享经济，推动世界走共同现代化之路。

　　国家治理方面，主张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尚书・五子之歌》有言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提出了 “民本”“敬民” 思想。《管子・牧民》谓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提出 “从其四欲(佚乐、富贵、存安、生育)” 思想。《礼记・大学》谓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提出 “民之父母” 思想。《论语・为政》提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和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两种治国理念，主张应选 “为政以德” 的治理方式，阐明 “德治” 和 “礼治” 结合的重要性，认为这能让民众有羞耻心而心服。当然孔子并不否认 “政治” 和 “刑治” 结合的可行性，只是认为这只能避免社会出现犯罪现象，却很难使民众有自觉的道德追求。《荀子・王制》征引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之 “传” 言，警示统治者注意 “庶人” 力量的巨大，必须走 “平政爱民”“尚贤使能” 的治理之路。这种治理观重民尚德，有助于建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现代化。

　　国家认同方面，主张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尚书・禹贡》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的说法。说明早在《禹贡》纂作时代，中华文明就有 “九州共贯”“四海一体” 理念。战国秦汉时代，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大一统” 被视为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礼记・中庸》提出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说明 “大一统” 已获认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和社会通行的基本观念，此后延续下来。“大一统” 理念与体制，在近代中国虽遭到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和联邦体制的严重冲击，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得以坚持下来，继续发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

　　家国情怀方面，主张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中华文明从三代以来即以家为社会本位，置个人于家国天下之中，家国天下一体同构。《礼记・大学》系统阐述了 “修齐治平” 的理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后知至，知至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根本和关键在于个人 “修身”，“修身” 的方法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终达到 “明明德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出自顾炎武之言，但这体现了中华文明 “以天下为己任” 的责任担当，“兼济天下”“兼善天下” 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存亡继绝、可大可久的奥秘所在，至今我们仍需厚植家国情怀，这将有助于建设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人人爱国的现代化国家。

　　精神追求方面，主张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周易・坤卦・彖传》谓 “厚德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要求君子应具 “厚德载物”“含弘光大” 的高尚品格。《论语》把 “温、良、恭、俭、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 等信条作为君子修养德性的标准。《礼记・大学》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 “明明德”“日新其德”，终达 “至善” 之境，作为修养德性的根本门径。这种价值观崇尚 “明德弘道”，仍是我们赖以树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的深厚基础，有助于我们建设以人为本、尚德合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经济伦理方面，主张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关心民众生活，让民众富裕起来，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治国之道。《老子》五十七章反对 “民弥贫” 的治理方式，倡导 “民自富” 的治理方式;《管子・牧民》言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孔子提出对民众应该 “庶之”“富之”“教之” 的治理理念;《荀子・富国》要求统治者 “节用裕民”。义利合一、义利兼顾是中华文明处理义利关系的根本准则，《礼记・儒行》强调 “见利不亏其义”，孔子要求 “富贵” 必须 “以其道得之”，反对 “放于利而行”，更反对以 “不义” 手段猎取 “富贵”。这种价值观在实践中体现为儒商精神，有助于我们建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共享发展、充满公平正义的现代化。

　　生态理念方面，主张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中华文明高度关注天人关系的处理，“究天人之际” 是历代学人思考的根本问题，“天人一体”“天人合德” 是基本的致思取向。《周易・乾卦・文言》主张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老子》二十五章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大宗师》强调 “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秋水》主张 “无以人灭天”;《荀子・天论》虽然强调 “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但并非主张人类可征服自然，更反对人为破坏自然，而是极力主张人类 “不与天争职”，强调 “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顺应 “万物之情” 以为人类服务。这种生态观崇尚天人和谐，有助于我们建设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哲学思想方面，主张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被称为 “真”“诚”，被视为值得追求的主要价值之一。道家讲 “真”，渴望求 “真知”，做 “真人”，强调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儒家讲 “诚”，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 “至诚” 视为君子应达之道，强调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处理知行关系的态度是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重视学问、言论、思想、知识和实际、实践、行为、生活的结合。《论语・学而》主张 “学而时习之”，《论语・子路》主张 “言之必可行也”;《墨子・耕柱》谓 “言足以复行者，常之”，《墨子・贵义》谓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荀子・劝学》主张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王阳明言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由此足见中华文明是如何重视 “学” 与 “习”、“言” 与 “行”、“知” 与 “行” 的高度结合。这种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借鉴外来文化与传承本国文化相结合.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有根有魂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现代化的历史证明，没有 “没有传统” 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准确阐述了历史的 “继承” 和 “变更” 的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进一步阐述了 “传统” 的重要作用，“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与之前的 “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 仍然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并非完全 “打倒传统”，即使是由 “移民” 构成的 “国家”，其现代化也是有文化传统的，无非是其文化传统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源于 “移民” 的母体文化。总体而言，“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积极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来吸取外来文化营养，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文化是一种西方类型的文化”。因此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会形成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文明形态。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先行者，中国式现代化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合理经验，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体系、社会保障、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等，但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套用西方模型。苏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者，中国式现代化也吸收了苏联现代化的合理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党的全面领导、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工业体系的完整性、重工业的支柱作用等，但中国式现代化亦非复制苏联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模仿任何国家的断裂式现代化，而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连续性现代化，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化自信自觉、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合作共赢，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因素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传统文化的影响伴随现代化的全过程，但在现代化的整合阶段显得尤其重要。“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是在传承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借鉴外来文化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化运动，本质上，是一文化的与社会的变迁。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近代中国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疯狂侵略，其文化殖民手段层出不穷，尽管如此，西方殖民主义并未做到瓦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学习西方文化有利于 “富强”“民主”“科学”“文明” 的一面，而且对本国传统文化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引领新 “公羊学” 运动，倡导 “保国保种保教”，推动文化启蒙和维新变法，以进化论和启蒙价值观诠释 “孔子之道”，认为 “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开启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之路;章太炎、邓实等引领 “古学复兴” 运动，即 “国粹主义” 运动，认识到历史文化在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倡导 “亚洲古学复兴”，注重 “诸子之学” 与 “西来之学” 融合，把经学转化为历史文化之学;陈独秀、胡适等引领新文化运动，提出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的旨趣，倡导 “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积极检讨儒家文化之弊，期待 “非儒学派的复兴”，注重 “新子学”“新文学”“新道德” 建设;梁漱溟、梁启超等引领 “东方文化复兴” 运动，开始反思西方文化之弊，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出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 “全盘承受” 西方文化，但要 “根本改过”，“批评地把中国原有态度拿出来”;王新命、陶希圣等引领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 运动，认识到文化认同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既反对复古，也反对西化，要求立足 “中国本位” 从事文化建设，提出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中国共产党引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 运动，深入反思近代以来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强调反对 “全盘西化” 和 “本本主义”，提出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引导现代 “新儒学” 运动，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深悟文化救国的重要性，强调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提出 “中国化西洋文化”“儒化西洋文化” 的问题。这些文化运动的相继开展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契合性与相通性，说明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亦说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仍具 “为往圣继绝学”“以天下为己任” 的文化自觉和创造。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中有两次突出的文化自觉，第一次是 “‘五四’文化自觉”，是 “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失败逼出来的”，其理论内涵是中国文化 “失败”，其实践导向是 “文化改造”;第二次是 “当代文化自觉”，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激活出来的，其理论内涵是 “文化自信”，其实践导向是 “文化复兴”。“当代文化自觉” 的一个突出表现是 “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绝非全然对立，二者在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文明观、社会观、历史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方面存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二者紧密结合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体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又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相互成就。首先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 “第二个结合”，坚持文化主体性，坚持文化自信自觉。其次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的契合性，挖掘传统文化与现实需求相适合之处，挖掘传统文化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处，挖掘传统文化能为国家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启发之处，挖掘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处，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创新。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只有坚持文化主体性，才能树立文化自信，失去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也不复存在。任何一种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必须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是文化创造者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持续创新而形成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是任何一种文化持续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是价值观的载体和文化认同的依据，是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文化主体性源于认同这一文化的人群的主体自觉，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觉意识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如果失去了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必然被他种文化同化或融合，最终要么彻底消失，要么成为他种文化的某些元素之一。

　　中华民族秉持的文化自信源于绵延流长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所谓 “中华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中华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体，具有选择、吸收、消化、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主体性。民族主体性源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在应对历史环境的长期挑战中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是一种多种起源、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文明，以道、儒、墨、名、法、农、兵、医、阴阳等诸子文化为基础，以经史子集为载体，不断吸收各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包括西域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人文科技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等，持续发展壮大，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具有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连续性的文明，是中原南方农耕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和西南山林农牧文明长期融合而成的巨型文明。这三大文明既存在摩擦冲突，又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以人为本、生生不息、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无论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分裂割据、外族入侵，中华文化从未中断，文化基因和文化主体性始终存在，显示了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活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并不顽固守旧，没有所谓的 “文化停滞性”，恰恰相反，中华文明具有以《易经》为代表的变易文化的突出基因，核心要义是 “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主张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坚持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在长期的文明演进中，始终显示出勃勃生机，创造了世界史上璀璨耀眼的古代文明之一，知识创新和科技发明层出不穷，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周边国家和东亚地区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了西方封建社会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诚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所论：“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也曾是 “天下万国”“满天星斗” 的时代，但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经历了从 “方国林立” 到 “天下共主”，从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到秦汉 “大一统” 的演变。在长期的巨大战争灾难中，在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中，战国时代逐渐形成了 “大一统” 的认同观念，秦汉时代进一步形成了 “大一统” 的政治体制。自此以后，“大一统” 成为中华文明政治体制的常态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即使是分裂割据时期，许多统治者仍然把 “大一统” 作为自己的追求。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化，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文化，“薄于宗教思想”，主张 “厚德载物”，“仁民爱物”，“有容乃大”，“不齐而齐”，“和而不同”，并不排斥所谓的 “异端” 文化，“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故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极强，历史上先后出现百家争鸣、黄老盛行、公羊学兴起、经古今文学争鸣、佛教传入、玄学风行、三教鼎立、理学兴盛、心学崛起、三教合流、汉宋调和、西学传播、中体西用、东西文明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这些是中华文明极具包容性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开放包容、文明互鉴、和而不同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经过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争，中华文明明白 “国虽大，好战必亡” 的道理，主张 “和为贵”“和为达道”“和实生物”，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行为，主张 “义战”“慎战”“非攻”“不争”“柔远”。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是 “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历史上传统对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与融洽，不在武力之扩张。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实现，不在偏狭的帝国主义之发展。”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从 “张骞出使西域” 到 “郑和下西洋”，从 “丝绸之路” 到 “海上丝绸之路”，都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外关系显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追求文明平等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文化自我转化更新的过程。即使在面临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中华民族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而是无比艰辛地进行着文化自觉反省和自我更新，先进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带领各族人民革故鼎新，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坚持文化主体性、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 “旧邦新命” 的现代化

　　任何文明都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都有其优长和缺陷，需要站在历史角度去辩证分析，而不能作绝对化、本质化的理解，得出武断唯心的结论。看待中华文明也是如此，历史上中华文明具有 “天下文明”“天下大同” 的伟大理想，具有 “以人为本”“民惟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和而不同” 等诸多优点，创造了 “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四大发明”“中医”“二十四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等诸多辉煌的成就，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毫无疑问的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具有种种基于时代的、地域的、文化基因的、经济基础的限制，如重道轻器，导致科技不够发达;重德轻法，导致制度建设不够健全;重农抑商，导致工商业发展得不到鼓励;重视三纲礼教，偏向强化君权父权夫权，导致社会活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明清以来废除宰相制度，过分强化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甚至大兴文字狱，君权过于专制，导致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由于这些缺陷，我们在应对西方殖民主义东侵时便陷入左支右绌、进退失据的境地。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路径，现代化是革命的目的和要求，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西方殖民者挟其先行现代化造成的 “坚船利炮” 东侵，中华民族陷入主权沦丧、人民屈辱、命运多舛的苦难境地，不得不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自觉，那就是必须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反对腐朽无能的王朝和政府，彻底摆脱被侵略奴役的命运，深刻反省传统文化的不足，进行文化改造，重新站起来，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让自己富强起来，接续 “大同” 理想，把与 “天下为公” 具有深刻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根本指南。由此，“中国特色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西方列强凭借武力、资本、宗教与科技展开殖民扩张，中华民族各方面权利和整体利益遭到空前侵犯，诸如割地赔款、口岸洞开、资源掠夺、设置租界、文化殖民、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等等，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土、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关税、贸易、国防等各方面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侵略者甚至妄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华文化亦遭到空前的认同危机。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奋起反抗，不懈探索自主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进一步探索以 “一化三改” 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以 “四个现代化” 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重大发展战略，这些成为中华民族应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正确选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式现代化是 “旧邦新命” 的现代化。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什么样的现代化才是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的现代化?这两大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面前的根本性问题。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不懈探索，我们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 “旧邦新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批判地继承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 “小康”“大同” 社会理想，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和谐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全面领导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导向，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创造新质生产力，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建设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以民生为重点，以 “三农” 为突破，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抓手，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本路径，以 “五位一体” 为总体布局，以 “四个全面” 为战略布局，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探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致力于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道路;致力于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探索党的领导体制和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道路;致力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探索切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全面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推动国家强起来以切实保障国家安全，探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道路;致力于以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探索教育现代化和科技创新道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道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共同现代化道路。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解决了温饱、小康问题，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异成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向强起来迈进的伟大转变。

　　结语

　　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既是现代化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滋生于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二元对立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必须消灭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并不符合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因为西方文化传统中曾存在封建制度、王权专制、宗教迷信、科技落后等诸多 “毛病”，但西方现代化既没有斩断与中世纪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联系，也没有清除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基因，而是在此基础上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从而形成西方现代文明。同理，中国文化传统中曾存在封建宗法制度、“三纲” 专制、重农抑商、重德轻法等诸多 “毛病”，但中国式现代化也不应是斩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应是赓续中华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分而言之，就来源而论，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延续至今而未中断;就特色而论，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中华文明长期传承的许多重要元素，具有独特的精神标识;就脉络而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受到外来挑战而自我更新的产物，当然对域外文明有所借鉴;就主体性而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无疑也受到西方与苏联文化的影响;就目标而论，中国式现代化携带 “旧邦新命”，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从世界历史眼光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实际关系是生生不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转化创新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的大体路径应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和共通性，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建构新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与世界各国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互鉴，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

何爱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