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论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动力的巨大生成意义

　　一、科学技术能够充分激发人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

　　毫无疑问，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改善是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化具有能够持续前行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之所在。正是科学技术方能充分地激发人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催生现代化的巨大内生动力。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科学技术有助于以人为本基本价值取向的形成

　　在以农耕经济(自然经济)为物质经济基础的传统社会，生产力的极度落后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人们对大自然以及人本身缺少基本的认知，人们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十分低下。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以及社会环境，人们无法予以科学的理解，更无法予以积极主动的应对，因而必然会呈现出一种 “无力感”“畏惧感” 以及 “自卑感”。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容易相信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相信诸如 “上苍” 和各种 “神明” 在无形当中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们只有匍匐在 “上苍”“神明” 的脚下，祈求其保护，按照上苍和神的旨意去行事，并禁绝自身的一切欲望，全身心地服侍 “神明” 并供其驱使，方能使自己的灵魂得以拯救、心灵有所依归，进而使自己进入彼岸世界的 “天国”。换言之，人必须 “以神为本”“以‘主’为本”。相比之下，人本身微不足道，只能是供 “神明” 所驱使、为 “神明” 服务或劳役的工具，人不可能成为人自身行为的目的。在欧洲中世纪，那个时代的思想所形成的关于人类和宇宙命运的图景，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西欧化的基督教神学和末世学所构织的图案的投影。在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人们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都必须 “以上帝为本”，其一切行为都必须服从上帝的代言人 —— 教会的指令。所以，人无需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判断力，不需要也不可能创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认知体系。封建式的生产情形把对于科学的需要缩减到最低程度。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印度传统社会，也是以神为本，灵魂不灭，人的生命躯体只是灵魂暂居的躯壳。比之中世纪的欧洲和古印度，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宗教化的社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虽然不是 “以神为本”，但就总体而言，却是 “以君为本”“以血缘家族为本”。在中国传统社会，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皇帝是 “天” 的化身，是 “天子”。皇帝通过体系化的专制统治体制和 “三纲五常” 的伦理准则，掌握着对所有 “臣民” 进行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控制着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总之，在传统社会当中，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人都不可能成为 “正常” 的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人的 “主体性” 的地位，相应地，人本身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的行为的目的，而只能成为神明或是皇帝的工具。既然如此，也就根本谈不上其自身活力和创造力的充分激发。

　　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科学和发明的应用，人类获得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可能比早期文明的农业和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它们的出现被视为人类摆脱了宗教和封建权威的束缚。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开启的现代物理学以及由达尔文等人开启的现代生物学直接否认了超自然力量创造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神话，使人开始了解人自身的起源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真实情况。同时，现代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人初步具备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顺应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下，能够逐渐改善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能力。换言之，就是人们的实践能力与认知能力在同步大幅度提高，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境地 —— 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之上。既然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类也就没有必要匍匐在各种超自然力量或君主这种绝对权威的脚下寻求庇护，被动无为地按照其旨意去行事。

　　人类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普遍提高，促成了社会成员自身 “人的” 主体意识(包括 “人的” 尊严意识、“自主” 意识以及 “独立” 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形成。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 —— 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作为 “人的” 一种特有属性，这种 “人的” 主体意识扩展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那里。“人的” 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在与人自身相关的一切事情当中，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正如康德所说，“人并不是物件，不是一个仅仅作为工具使用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把他当作自在目的看待。”“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进一步，就人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来看，人是现代化的目的，而不是现代化的工具，现代化建设应当以人为本。马克思指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另有学者认为，增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加自由。

　　确立以人为本是现代化的基本宗旨或是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能够充分激发社会成员和社会共同体当中所蕴含的活力和创造力，生成现代化动力，并确保现代化动力的持续生成和释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防止片面重视经济和科学技术致使现代化动力误入歧途，避免这样或那样有害于人本身的 “异化” 现象的出现。

　　2. 科学技术有助于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

　　在传统社会，科学技术虽然已经出现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根本上讲封建等级制的存在是排斥创造性思想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专制等级制社会，在这种封建专制等级制社会当中，强调的是人身依附性，即处在较低等级的社会成员在思想和行为上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较高等级上的社会成员，并且，国家以严格的专制统治方式维系这种封建等级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社会，教会以唯一的、排他性的信念和相应的极为严厉的治理方式来管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唯恐出现不同的观念及相应的行为对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形成挑战。“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体或群体认为，只有他、她或他们唯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与镇压。” 这种严格管控的治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中世纪宗教审判所对于思想异端者进行的无情镇压。在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之所以难以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度相对不高。马克思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在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当中，人们沿用多年不变的生产工具和简单的生产技术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生产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求维持一家人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热情。正如舒尔茨所说，传统农业 “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储蓄，由此也就缺乏投资的能力。再者，在传统社会中，缺少一个职业化的科学技术人员群体，这也是科学技术难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尽管也有一些从事科学技术的社会成员，但这些人势孤力单，而且总体而言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无法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职业群体，因而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低限度发展不仅导致生产缺少强大的动力而缓慢发展，并且，人们由此也就缺少对世界的科学认知以及相应的对自身和环境的改进能力。凡此种种，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 “信赖命运” 的非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的蒙昧和盲从精神。信赖命运 “是一个古老的性格特征，是从相当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同现代工业操作的要求多少是有些不相适应的，对现代集体经济生活的最高效能多少是一个障碍”。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蒙昧和盲从的精神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压抑甚至窒息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阻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有力地激活了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化动力，具体表现为：

　　科学技术能够为人的潜能开发扫清大量思想和观念上的障碍：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普遍形成。社会成员既然是独立的、自由的、自我负责的主体，就必须自己依靠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自己必须具有基本的理性精神和判断力，用以结束以往蒙昧、盲从的状况。与之相应的是，人们蒙昧和盲从的意识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成员理性精神和判断力的普遍形成。这就意味着原有左右人们一切的 “神圣” 已被 “袪魅”，以往无条件地按照他人的指令去行事的愚昧和盲从行为已经结束。洛克指出：“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 而理性精神和判断力的普遍形成无疑有助于科学精神的普遍形成，有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增强现代化动力。

　　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能够为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提供职业化社会力量的强有力支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现代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致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样化的职业群体开始出现。“个人的物质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整个社会机制的完好运行。现在，这一机制中每一部分的运转被托付给特定的团体。因此，作为整体的社会正常生活逐渐有赖于每一个这样的团体的善良意志。”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以科学技术为职业的科学家群体(包括从事技术研究和技术应用的社会成员)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职业化角色。贝尔认为，“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看，教育、研究和行政管理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选民 —— 技术和专业知识分子”。应当看到，科学技术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以中国为例，2020 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 11234 万人，较 2012 年增加 4434 万人，年均增长 6.48%。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科学技术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进而有助于现代化动力的持续增强。

　　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 “专司其职” 的职业化社会力量予以强有力的支撑。科学家群体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职业化支撑力量，能够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会随着某些偶发性因素的出现而被打断、中止。同时，从科学家群体本身看，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社会成员能够按照各自的职业兴趣以及各不相同的研究领域具体又形成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共同体。比如，现代联合企业中的技术组合从产品工程师或化学工程师开始，中间经过一系列专家的工作，终端是广告代理商和市场调研团队。在工业革命早期，这些工作常由一两个人完成。而且，科学家群体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规范体系和精神特质。默顿指出，“四种制度上必需的规范 —— 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能够从职业伦理上有效地激励科学家群体进行艰辛和无畏的专业化探索。再者，在科学共同体当中，科学技术研究者能够相互激发、相互促进，能够按照科学本身特有的发展规律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相比之下，“完全局限在一个封闭的领域内从事科学活动，那将导致创造力枯竭的最坏结果。现代许多科学问题，都牵涉众多的学科领域，因此不同门类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成为科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比如，美国在这方面曾经非常幸运，它的庞大学术体系容纳的专业职位，构成了大型的科学共同体。机构之间的分层和竞争结构有助于激励科学家追求最高标准。而且，大学和外部的研究资助者各司其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支持。

　　科学技术的建制化发展有效地增强了现代化动力：可以说，大多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和主动推进科学技术的建制化发展。现代化建设是以一个个具体的国家为载体的，而作为现代化建设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必然存在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出于保护、增强本国现代化竞争力的考虑，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有效地推动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再者，从国内现实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为了保证其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防止各个机构在科学技术上的恶性竞争，就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另外，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具体发展状况也事关该国的荣誉。“在一个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新发现不仅增加了发现者个人的荣誉，也增加了一个民族的荣誉。” 出于增强国家荣誉的考虑，政府也会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推出一些措施，来鼓励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凡此种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大都十分重视建制化的科学技术发展。

　　大致地看，大多数国家对于建制化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及推动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以国家的力量直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力量的直接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发达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等国家，其科学技术都是在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起的直接促进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越来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保证。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和资源需求，使得制度因素对其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建国之初，联邦政府权力较小，所以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就相对较少。19 世纪末，行政国家的发展促成了大型联邦科学基础设施的建立。‘二战’和‘冷战’开启了‘政府研发等同于军事研究’的半个世纪。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美国科学和政府的关系或许将进入一个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新阶段”。其二，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科学技术群体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能否得以充分激活，是事关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否得到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取决于该国科学与技术发明数量的多寡。为了鼓励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积极性，大多数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专利法。专利法的意义在于：“促使厂商创新的动机是希望领先于对手。然而，若对手可以对厂商的创新迅速地加以模仿，则该厂商就不能维持其竞争优势。因此，该厂商承担创新风险的动力就会大大降低。”“没有专利制度，厂商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从事研究。”“专利制度给予发明者暂时的垄断地位，允许他获得自己发明活动的受益的一部分。” 对国家来说，目标是激励从事研究的发明者。其三，国家带动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进行大量的投入。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总投入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成果，越来越成为从质量上进一步完善生产的基础。因此，科学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生产过程的积极参加者，成为决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条件下，科学研究的开展，往往取决于科研用于生产的‘预期’结果。” 有数字显示，在现阶段，美国基础研究的成功率为 5% 左右，技术开发的成功率为 50% 左右。正因为如此，在重视现代化建设的大多数国家当中，政府带头并鼓励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技术进行占比越来越大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在科学技术最为先进的美国，“长期以来，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半数由联邦政府提供，同时，联邦政府所属的数百个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也在从事着全国 16% 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其中半数以上为技术发展。” 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 年为 2.6%，2010 年为 2.7%，2020 年为 3.5%

　　在科学技术最为先进的美国，“长期以来，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半数由联邦政府提供，同时，联邦政府所属的数百个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也在从事着全国 16% 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其中半数以上为技术发展。” 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 年为 2.6%，2010 年为 2.7%，2020 年为 3.5%。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中国，近年来对于科学技术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其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状况是：2000 年为 0.9%，2010 年为 1.7%，2020 年为 2.4%。其四，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予以必要的导向和规划。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可能以自发的方式进行。在科学技术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当中，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一定的导向及规划，尽管方式不尽相同。美国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长时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积极的导向和规划。美国重要机构的设立、科技计划和重要领域的投入以及技术转移都是以立法形式保障的，对于一些迫切的研究项目，美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会制定一些直接的规划来予以保证和实施。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和加速支持工业竞争方面启动了一系列全新的和重新调整的技术创新计划和项目，如先进技术计划(ATP)、制造业伙伴计划(MEP)、技术再投资计划(TRP)以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些科研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近年来，美国更是大幅度强化了科学技术的规划。《确保美国科学技术全球领先法案(2021 年)》优先将联邦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的经费在 10 年内翻一番，《NSF 未来法案》拟 5 年内将 NSF 经费增长 59.8%。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进行必要的相关立法之外，更多的是采取 “五年规划”“中长期发展规划” 以及相关的 “体制改革” 等方式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做法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积极效果。比如，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其目标在于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它设定了十个重点领域技术推进的具体目标，影响极为深远。

　　由上可见，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的种属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皆得以大幅度提升，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皆得以大幅度激活。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专利申请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而专利申请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体现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具体状况。全世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874800 件，2010 年为 1236900 件，2021 年为 2385200 件;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502700 件，2010 年为 760500 件，2021 年为 1015900 件。美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164795 件，2010 年为 241977 件，2021 年为 262244 件;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131100 件，2010 年为 248249 件，2021 年为 329229 件。中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25346 件，2010 年为 293066 件，2021 年为 1426644 件;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2000 年为 26560 件，2010 年为 98111 件，2021 年为 159019 件。无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激活大幅度地增强了现代化动力。

　　3. 科学技术有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又推动了社会的知识化;社会的知识化则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和大幅度发展。这一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现代化动力得以增强的重要源头。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接受必要的教育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之必需。离开了教育，社会成员便难以得到 “正常的” 生存和发展。在传统社会中，整个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活生产单元，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活动半径很小。一个家庭或家族兼具生活和生产的双重功能，集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于一体，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得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很小。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和生产的一种常态。狭小的、封闭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环境促成简单而牢固的 “熟人社会” 的形成。在 “熟人社会” 当中，人们只需按照延续多年的习俗、习惯去生活便可，无须经过必要的教育便可获得相互沟通的技能。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成员则大不相同。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业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已经分离，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极强，活动半径很大。大多数社会成员面对的是一个外观上 “热闹” 但实际上却 “陌生的” 陌生人社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存在众多的不适应性和大量不确定性因素，为了正常生存，社会成员之间必须进行较之以往来说频度很高的交往，以获取必需的生活信息。而这种交往和信息获取，必须基于起码的知识方能完成;而这种起码知识的具备，必须经过一定的教育。显然，对于社会成员来说，离开了教育，缺少起码的知识，其正常的生活即便不是寸步难行，也是步履维艰。

　　从职业活动的角度看，社会成员更是离不开必要的教育。一般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各种生产活动当中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从业者必须接受一定的初级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方能胜任其所从事的职业工作。这样一来，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各种职业教育就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程度与其现代化程度是相一致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现代社会当中，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同其受教育状况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受教育越多的人，年龄 — 收入曲线越高，反之则越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收入是最低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则是最高的。文盲在年龄很小时就挣得收入，但起点收入很低。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获得最初收入的年龄就不断变大，但起点收入也在增加。不能低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接受较高水准的教育能够获取较高的收入这一现象，对社会成员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是社会成员之所以愿意接受较高水准的教育、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教育如此重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教育不但得以普及，而且得到了持续的长足发展。如今，在发达国家和现代化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已经得以普及，就连高等教育也开始趋于 “大众化”。2021 年，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为 79.3%，中国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从 2005 年的 18.6% 迅速上升至 2021 年的 67.4%。

　　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化和大幅度发展，能够有效地增强现代化动力。这是因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质量，也能通过知识应用提高物质资本的质量。教育对社会其他部门有溢出效应，这可以抵消物质资本报酬递减。比如，有学者发现，“二战” 之后，工业实力与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变化，美苏两国雄居世界之首，新的现代化国家诸如日本跃居其次。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知识与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应用又植根于教育过程当中。

　　简而言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提升广义上的人力资本亦即人的认知和实践水准为目的的教育对于现代化动力的巨大影响已经充分显现出来。19 世纪，商人取代了手工业人，应用科学家取代了发明家。伴随着这种变化，教育开始影响工业。如今，教育已成为技术进步的 “起搏器”。教育对于现代化动力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和间接地生成现代化动力，以至于离开了教育，现代化动力就无从谈起。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类型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的源泉是用于改进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投资。有数据表明，教育投资不仅对个人经济收益率的提高大有好处，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亦高。1961 年舒尔茨对美国 1929—1957 年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33%;我国 1978—1998 年亦接近此百分比。

　　在现代化动力的生成过程中，尽管 “人的因素” 与 “物的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因素” 比 “物的因素” 相对来说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人的因素” 居于现代化建设的 “主体” 位置。从一定意义上讲，哪怕物质层面的一些现代因素暂时被毁坏，但只要是人的层面的现代因素仍然存在，那么，经过努力就能够使物的现代因素恢复重现。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现代化成功重建就是典型的事例。

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