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元谋猿人遗址发现及研究历史回顾与展望

　　1 引言

　　自 1965 年 “元谋人” 牙齿化石发现至今，元谋猿人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已经有六十年的历程。其间，经多个科研单位和研究团队的长期不懈努力，在遗址古人类学研究、旧石器考古研究、地质古生物研究、年代学研究和古环境研究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我国学者围绕重要遗址开展长期、持续综合研究和科学求证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此基础之上，有关元谋猿人遗址地层和年代等问题虽然长期存在某些争议，但遗址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并被写入历史教科书，成为华夏古人群的历史起点。

　　2023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了云南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23-2027 年)。以此为契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元谋县文物管理所和元谋人博物馆等单位共同构建了研究团队，全面启动了元谋猿人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工作。在新的研究工作开展之际，本文对元谋猿人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进行了历史回顾，对以往各项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在厘清相关学术问题，科学引导今后研究工作的同时，纪念 “元谋人” 发现 60 周年。

　　2 调查和发掘工作回顾

　　元谋猿人遗址(又称 “元谋人遗址”)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老城乡挨小村委会大那乌村东约 200m 处，地处元谋盆地的东南边缘。1982 年 2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 1965 年 “元谋人” 牙齿化石发现至今，遗址共经历了多次调查和六个阶段的发掘工作，其中重要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简述如下。

　　1965 年 5 月 1 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成昆铁路西南地区新构造研究组钱方等在云南省元谋县老城乡上那蚌村西北一带调查时，在一个高约 4m 的褐色土包下部发现两枚表面呈浅灰色，石化程度很深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同时伴随出土有部分动物化石。

　　1967~1971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元谋猿人遗址一带调查发现了多个动物化石地点，并发现大批动物化石。

　　1972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等单位在遗址范围内的牛尖包和郭家包梁子一带调查和发掘了多处动物化石地点，并发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1973 年 10~12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和元谋县文化馆联合对 “元谋人” 牙齿化石发现地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石制品和炭屑等遗存，以及部分动物化石。

　　1984 年 12 月，北京自然博物馆在遗址东部郭家包梁子开展了短期发掘，发现古人类 1 段胫骨化石，以及部分动物化石;1984 年 12 月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在郭家包梁子开展了短期发掘工作，发现骨尖状器 1 件，以及部分动物化石;1985 年底，北京自然博物馆进一步发掘郭家包梁子地点，又发现部分动物化石。

　　1997 年 4~5 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厘清地层分布情况，在人牙化石发现地附近和郭家包梁子中段开展了调勘和试掘工作，发现部分动物化石。

　　2000 年 12 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的国家 “九五” 攀登计划 “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的研究” 云南子课题组在郭家包梁子发掘，发现部分动物化石。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12 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在遗址郭家包梁子和 “元谋人” 牙齿发现地附近开展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

　　迄今，历经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元谋猿人遗址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构成格局和保护范围，即以人牙化石发现地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以郭家包梁子为核心的东部区域，以牛肩包为核心的北部区域，总面积为 544900m²。

　　3 综合研究概述

　　基于目前发表的各项研究成果，本节将从人类化石研究、文化遗存研究、地层及年代学研究、动物群研究和古环境研究五个方面，对元谋猿人遗址历年来的综合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

　　3.1 人类化石研究

　　1973 年，胡承志发表了钱方等于 1965 年在元谋调查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成果，认为其属于同一个成年男性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在形态特征上既与北京猿人门齿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并将其定名为 “直立人元谋新亚种(Homo (Sinanthropus) erectus yuanmouensis, subsp. nov.)”，简称 “元谋直立人”。1979 年，周国兴和胡承志对两枚 “元谋人” 牙齿开展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可能代表一个青年男性个体，在形态特征上与猿类门齿明显不同，与纤细型南方古猿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不能列为同类，与智人门齿也有显著差异，与北京人基本同属一个类型，但一些特征更为原始，是我国南方迄今已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可能具有从纤细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1984 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在遗址东部郭家包梁子发现的古人类胫骨化石，虽两端缺失，但骨干部分保存良好，经周国兴等研究，认为其很可能代表一个少女个体，在形态上带有较多的接近能人的原始特点，与现代人有明显区别，仍应归属到早期直立人的行列，初步推断其时代为早更新世末期，年代在距今 100 万年以上。

　　3.2 文化遗存研究

　　元谋猿人遗址历年来调查和发掘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包括：石制品、有人工痕迹的骨片、尖状骨器、烧骨和炭屑等。

　　根据周国兴的统计，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共计 30 件，其中地层出土 20 件、地表采集 10 件。地层出土的石制品包括人牙化石产地 1973 年发掘出土 6 件，1975 年地层发现 1 件，1980 年地层发现 5 件;郭家包梁子胫骨化石产地 1986 年发现 3 件;牛肩包 1984 年发现 5 件。地表采集的石制品均为 1973 年发掘区附近地表采集。地层发现的石制品中，人牙化石产地发现的石制品均出自 “元谋组” 第四段第 25 层，其时代与 “元谋人” 牙齿化石相当;郭家包梁子和牛肩包发现的石制品出自 “元谋组” 第四段第 26 层，时代处于早更新世晚期。

　　根据发掘者描述，1973 年发掘地层出土的 6 件石制品中，1 件为有明显砸击痕迹的小石英砾石，出自人牙化石所出区域;1 件为石英刮削器，距离人牙化石出土处的水平距离约 5m;另有 2 件石英岩刮削器，出土位置距人牙出土处的水平距离约 20m;上述 4 件石制品在出土深度上也有一定上下垂直距离，其余 2 件标本出土位置和具体情况不详。关于 1973 年发掘区附近地表采集的 10 件石制品，发掘者根据其与人牙化石出土地点的水平距离、器表附着沉积物和器身磨蚀程度判断其很可能是 “元谋人” 的石制品，其中包括石英岩尖状器 1 件、石英岩石核 1 件。据报道，地表采集的石制品曾由裴文中教授在现场进行了鉴定，并得到确认。文本亨、黄慰文、张兴永、周国兴等在后续研究中，多认为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以石英和石英岩砾石为主要原料，剥片和工具加工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石制品尺寸偏小;工具类型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以刮削器为主，工具加工简单、粗糙，以单向加工为主，刮削器刃缘多呈锯齿状，修疤分布不平齐。关于元谋猿人遗址的石制品，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由于数量较少，其石器技术的整体面貌尚不清楚。

　　元谋猿人遗址还发现少量具有人工痕迹的骨制品，经报道的包括：1973 年发掘出土两端具有切削痕迹的骨片 1 件;1984 年 12 月北京自然博物馆在郭家包梁子发掘出土具有人工痕迹的骨片数件，1984 年 12 月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出土尖状骨器 1 件。

　　在 1973 年的发掘中，人牙化石产地还发现了大量炭屑。炭屑多埋藏于黏土、粉砂质黏土和砾石透镜体内，大致可分为三层，每层相距 30~50cm，炭屑集中分布区域共两处，其余呈星点状零散分布。炭屑粒度多分布在 4~8mm，最大者达 15mm。1974 和 1975 年，在炭屑出土层位的堆土中还发现少量黑色的骨头，部分标本经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鉴定可能为烧骨。张兴永、周国兴等认为，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炭屑不能排除其属于古人类用火遗存的可能性。

　　3.3 地层及年代学研究

　　长期以来，“元谋人” 生存时代的研究和争议，与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的划分和讨论息息相关。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具有两大沉积体系，盆地西部主要为含古猿化石、小河动物群化石的灰白色砂质泥岩、细砂岩和紫红色河湖相沉积，被命名为 “小河组”;盆地中东部主要为含哺乳动物化石和 “元谋人” 化石的红色泥岩、粉砂和细砂岩，并夹有多层灰白色钙质泥岩和黑色碳质泥岩或煤层的洪泛平原和沼泽相沉积。其中，针对盆地中东部沉积地层，不同学者存在不同划分方案。1938 年，卞美年在元谋盆地杨柳村一带调查获得剑齿象等化石，并首次把含化石的这套地层命名为 “元谋层”。1956 年，中国地质学会编委会将出露于元谋盆地的这套地层正式命名为 “元谋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1961 年，周明镇将下部含水獭化石的地层从元谋组中分离出来，建立了该套地层下部沙沟组和上部元谋组的划分方案。1977 年，浦庆余、钱方等将 “元谋组” 划分为 4 段 28 层，并认为元谋组为第四纪早期沉积，其地质年代为距今 310 万～150 万年，“元谋人” 牙齿化石的埋藏层位被归入第 4 段的第 25 层，这一划分方案影响深远，围绕元谋猿人遗址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动物群和孢粉等多项研究工作都基于这一划分方案。1978 年，尤玉柱、张玉萍、黄万波等又主张将元谋盆地中东部晚新生代地层进一步划分为沙沟组(N²)、元谋组(Q¹)和上那蚌组(Q²)，认为 “元谋人” 牙齿化石应出自上那蚌组。其后，刘东生、刘泽纯、曹家欣等都基本采用了这一划分方案。1989 年，江能人等建立了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沙沟组(N²)、甘棠组(N²-Q¹)和元谋组(Q¹)划分方案。1994 年，张宗祜等则把这套地层称为 “元谋群”，包含沙沟组(N²)和元马组(Q¹)两段。1996 年，宗冠福将盆地中东部的晚新生代地层划分为龙川组、沙沟组和元谋组。2001 年，Urabe 等建立了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龙川组、沙沟组、甘棠组和元谋组的划分方案，其中又将元谋组分为大那乌和牛肩包两段，认为 “元谋人” 化石所在层位属元谋组大那乌段的最上部。2002 年，程捷等对元谋组进行了重新厘定，认为可将这套地层划分为沙沟组、甘棠组和元谋组三段，其中的 “元谋组” 相当于钱方等划分的元谋组第四段和尤玉柱等划分的上那蚌组。

　　关于 “元谋人” 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多种认识。胡承志认为人牙化石的出土层位可能为下更新统上部。1976 年，李普和钱方等发表的古地磁测年结果揭示，元谋人牙齿化石出自元谋组第四段下部的第 25 层，年代为距今约 170 万年。其后，有多个研究团队从年代学、地质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学等不同角度对元谋人遗址的年代进行分析，其中在测年方法上运用了古地磁、裂变径迹、氨基酸外消旋法、电子自旋共振、宇宙成因核素 ²⁶Al/¹⁰Be 埋藏测年等多种测年方法，其大多结果都支持距今约 170 万年的结论。

　　也有学者对 “元谋人” 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提出不同的意见。1978 年，尤玉柱等认为 “元谋人” 门齿化石出土的元谋组第四段应该从元谋组中分离出来，属中更新统的上那蚌组。1983 年，刘东生和丁梦林进一步提出 “元谋人” 化石层位为属中更新统上那蚌组，其时代不应超过 73 万年，可能为距今 50~60 万年或更晚。2002 年，Hyodo 等的古地磁测年结果，认为 “元谋人” 化石地层的年代为距今约 70 万年。程捷认为 “元谋人” 化石层位应位于贾拉米洛亚时和后贾拉米洛亚时之间，处于早更新世晚期。

　　3.4 动物群研究

　　元谋盆地是动物化石埋藏的理想场所，早在 1903 年就有日本学者报道过元谋发现的动物化石。1926~1927 年，美国学者格兰阶(Granger W)曾在元谋盆地采集到以云南马为代表的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后经柯伯特(Colbert EH)研究，将其时代划为早更新世。1960 年，北京中央自然博物馆(今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元谋盆地马大海一带采集到云南马、猪、鹿和牛等更新世动物化石，这批材料经裴文中研究后，认为其时代为更新世初期。自 1965 年 “元谋人” 化石发现以来，不同科研机构和团队在遗址范围及周边区域开展的历次调查和发掘工作都有动物化石发现。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大多石化程度较深，种属构成丰富，是 “元谋动物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 年，卞美年在元谋盆地杨柳村一带调查获得剑齿象等化石。

　　经周国兴等研究，“元谋动物群” 共包括有 6 目 18 科 29 属 40 余个种，是华南地区晚新生代的代表性哺乳动物群。后经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和 “元谋组” 不断被重新划定，对元谋动物群时代和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尤玉柱等将原来认为属于早更新世的元谋动物群，进一步划分为早更新世元谋动物群和中更新世上那蚌动物群;张玉萍等将其划分为晚上新世沙沟动物群、早更新世元谋动物群和中更新世上那蚌动物群;周国兴等将其划分为杨柳村动物群和元谋动物群;程捷等将其划分为沙沟动物群、甘棠动物群和 “元谋人” 动物群。根据周国兴等的划分方案，早更新世元谋动物群的属种包括 6 目 29 属 37 种;其中偶蹄目占绝对优势，共 24 个种，包括灭绝种 20 个(84%)和现生种 4 个(16%)，典型动物属种包括云南马(Equus yunnanensis)、元谋狼(Canis yuanmoensis)、桑氏鬣狗(Hyaena licenti)、山西轴鹿(Axis shansius)、粗面轴鹿(Axis cf. rugosus)、斯氏鹿(Rusa stehlimi)、鸡骨山狐(Vulpes cf. chikushanensis)、化石小灵猫(Viverricula malaccensis fossils)、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和复齿鼠兔(Ochotonoides complicidens)等。

　　林一璞等认为，元谋动物群同华南各地的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有一定的联系，如中国犀、化石小灵猫在两个动物群中均存在，但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一些典型种类，如大熊猫、巨貘、猩猩及猕猴等，在元谋动物群中却没有发现。元谋动物群与泥河湾动物群及其他中国北方早更新世真马动物群有较密切的联系，如桑氏鬣狗、泥河湾剑齿虎、爪兽、复齿鼠兔、山西轴鹿、粗面轴鹿等同样存在于泥河湾动物群中。

　　3.5 古环境研究

　　目前对 “元谋人” 生存时代环境背景的认识主要基于孢粉和动物群的研究成果，土壤学、气候代用指标和动物粪便化石等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古环境信息。1977 年，浦庆余和钱方等对元谋组第四段的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该段孢粉数量稀少，成分单调，以松属为主，还有少量落羽杉科、桤木属、桦属和榆属等，草本植物占很大比例，有禾本科、藜科、艾属等草甸植物。第四段第 25 层(“元谋人” 化石地层)的孢粉组合中，松属占 33.3%，桤木属占 13%，草本植物占 40%，整体反映出其自然环境为温和湿润的森林草原景观。1978 年，孙孟蓉等对元谋盆地元谋组开展了孢粉样品的补充分析和鉴定研究，其分析结果显示，与时代更早的前四个孢粉组合相比，元谋组第四段地层内保存的孢粉极少，最常见的木本植物花粉包括松属、其次是栲属、桦属、栎属、桤木属、木兰属、桑科、芸香科等，草本植物以禾本科最常见，藜科、蒿属也多见，还有个别苦苣苔科花粉，这一阶段仍出现常绿阔叶树种及某些热带亚热带成分，与前四个孢粉组合均属同一个间冰期的产物。钱方等认为，元谋组的孢粉剖面反映了在元谋间冰期中气候也发生过多次波动，其总趋势是由热带、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由湿润向半干旱转化。林一璞等对元谋动物群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动物属种反映出温和湿润的草原 - 森林环境，以草原 - 灌木丛林为主;从动物群的垂直变化来看，元谋组自下而上可能经历了从森林 - 草原型逐渐过渡到草原 - 森林型的生态环境。

　　此外，黄成敏等通过对上新世以来古红土成土环境的研究，认为元谋盆地晚新生代以来的气候环境总体经历了从湿热经暖干再演化至现代干热气候的历史过程，其中在距今 187 万～170 万年后气候环境开始向温暖偏干转变。2024 年，Farjand 等对元谋盆地大型犬科动物粪便化石内植物遗存的分析也显示，早更新世阶段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耐旱草本灌木在区域内的共存，表明这一时期气候相对温暖，水汽蒸发量较高，植被景观较为多样，其气候环境可能正处于向干热河谷类型过渡的重要阶段。张婧一通过粒度、磁化率等气候代用指标综合分析，则认为元谋组地层在气候特征上总体表现出显著的冷暖交替变化趋势，含 “元谋人” 化石地层的元谋组第四段为最冷的阶段。

　　4 思考与展望

　　通过回顾和梳理元谋猿人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过程，本节将围绕人类化石研究、文化遗存研究、地层年代和动物群研究、古环境研究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对遗址以往的综合研究工作进行初步总结和反思，为今后的进一步系统研究工作提出思考和展望。

　　4.1 关于人类化石研究

　　由于所处时代和区位的关键性，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对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演化和扩散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仅有两枚人牙和一段胫骨，化石材料的有限性客观限制了对 “元谋人” 体质特征和演化位置的全面系统认识。另外，两枚人牙化石非系统发掘所得，胫骨化石的出土位置为坡积层底部，关于化石出土层位和年代问题存在的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对 “元谋人” 化石重要价值的关注和重视。

　　在后续研究中，除期望发现更多地层和年代信息明确的人类化石之外，对已有人类化石材料的进一步研究也同样重要。遗址发现的 “元谋人” 门齿和胫骨化石虽已开展过形态特征方面的深入研究，但由于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对比标本和研究手段方面远不如当今丰富。对人类化石开展高精度 CT 扫描，可获得其三维形态和内部结构方面更为全面的信息;全球范围内更多古人类化石标本的对比研究，有可能进一步促进 “元谋人” 体质特征和演化地位的研究;化石表面沉积物的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示踪分析，对人类化石出土层位的对比和判断也有可能提供有效的线索。

　　4.2 关于文化遗存研究

　　元谋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也同样存在数量较少的问题，无法全面展现其组合特点和技术面貌。此外，1973 年发掘地层出土的少量石制品在埋藏深度和平面位置上分布零散，其他地层发现的石制品仅有简单报道，具体出土位置和地层堆积情况不详。遗址发现有人工痕迹的骨片和尖状骨器等骨制品同样数量稀少，且未进行过系统研究和报道。1973 年发掘揭露的大量炭屑也由于未进行整体揭露和系统研究，在 “元谋人” 用火行为的认定上显得证据不足，因而在学术界产生的关注和影响较为有限。

　　考古遗址文化遗存的确认需要以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层为基础，元谋猿人遗址基于岩石地层所确立的人类化石层位，在地层划分的尺度和精度上与考古文化层还有很大距离。因此，以现代科学考古的技术和手段为支撑，扩大考古工作范围，在遗址及周边区域调查和发掘更多地层和年代信息明确、翔实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原地埋藏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补充现有材料的不足，依旧是系统推动 “元谋人” 文化遗存研究的最主要途径。

　　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关注石制品和动物遗存的出土层位、空间分布和埋藏属性，开展石器技术 - 功能分析、动物考古、实验考古、微痕分析等综合研究，有效辨识人工制品和与古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动物遗存，复原其改造、生产和使用过程，深入探讨古人类适应策略、生计方式与行为特点，是元谋猿人遗址文化遗存研究中进一步工作的重点。

　　4.3 关于地层、年代和动物群研究

　　地层、年代和动物群，三者互为基础，息息相关。姚海涛等认为，不同研究团队对 “元谋人” 所处时代岩石地层划分和认识的分歧，与遗址所处位置为元谋盆地东部边缘、距离沉积物源较近以及盆地演化结束时沉积环境变化较大的客观情况相关;对动物群构成和时代认识的分歧，主要先后聚焦于象、云南马等几种关键属种的系统定名和生存时代的不同判断，以及对动物群中绝灭属种反常出现、绝灭比例上下不协调等异常现象的认识差异。

　　历年来，学者对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和动物群所建立的一系列划分方案，主要基于盆地不同位置出露剖面的观察、实测、拼接和地质、古生物研究。其中，盆地基底构造地貌和沉积环境的区域差异和复杂变化，可能会对岩石地层的划分和拼接产生直接影响;动物化石性别、年龄、病变和标本完整度等个体差异，以及动物生存时代的 “穿时性”、区域演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和埋藏过程的复杂性等因素，也可能对动物群的划分和时代判断产生影响。因此，全面了解和认识元谋盆地形成以来地质构造、地貌演化、河流发育和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对以遗址为核心的区域采取岩相、年代、动物群、孢粉、色度、粒度、环境磁学、碳氧同位素以及常量、微量元素等全方面综合考察和研究，可能是系统解决遗址地层、动物群和年代问题的必由之路。关键区域连续地层的科学钻探和高分辨率分析，可能是系统构建元谋猿人遗址高精度地层和年代框架行之有效的手段。

　　从遗址年代学历年来的研究情况看，支持 “元谋人” 化石地层的年代为早更新世(距今约 170 万年)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测年工作较为系统和全面，且有多种测年方法相互验证，该测年结果虽有一定学术争议，但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正如高星在《“元谋人” 的年龄及相关的年代问题讨论》一文中所论及，元谋人年代方面的研究存在先天不足，两枚人牙化石非考古发掘出土，其埋藏状态、地层归属等重要信息因发现区域地貌环境的改变而难以复原，后续在附近其他堆积体的取样层位也难以确保与原化石出土层位的完全对应。基于此，通过持续调查和考古发掘确定与古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确切原生文化层，依旧是元谋猿人遗址年代问题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4.4 关于古环境研究

　　基于孢粉、动物群、土壤学、动物粪便化石、气候代用指标等不同研究方法对 “元谋人” 所处时代气候环境的研究也同样存在认识分歧。多种研究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相互借鉴推动了遗址古环境的研究。沉积地层的古气候记录、动物群的古生态信息，可在高精度年代框架内利用气候 - 构造的耦合关系共同探讨元谋盆地晚新生代以来的环境变迁历史。以科学钻探的方式高密度采取样品，并综合年代、孢粉、气候代用指标、土壤学、地化元素等信息，系统建立元谋盆地晚新生代以来的气候环境标尺;再以此标尺为依据，在考古发掘中立足重要剖面和关键层位，高密度采集样品，并结合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开展多学科综合分析，可能是系统了解 “元谋人” 生存时代气候环境面貌和古人类生存环境背景的科学途径。

　　元谋盆地地处东亚、南亚与东南亚交会的枢纽地区，低纬度地区热带与亚热带环境、晚新生代青藏高原构造隆升事件、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对东亚南部到东南亚地区更新世人类生存活动的综合影响，也应该是 “元谋人” 生存环境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遗址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聚焦关键考古层位，深入开展环境考古研究，对更好理解和认识早期人类在东亚南部地区生存演化与迁徙扩散的历史进程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自 “元谋人” 发现以来，多个研究团队主要围绕元谋猿人遗址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地层及年代、动物群、古环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综合研究工作，并取得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受研究材料的客观限制，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遗址地层、年代和古环境的研究也存在长期的认识分歧。本文对元谋猿人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对研究中产生的问题和分歧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对遗址今后的系统研究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展望，以期能够在客观认识科学问题、厘清学术分歧的基础上，认真思考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进一步推动元谋猿人遗址的系统研究工作。

　　在今后的系统研究中，通过科学、规范、精细的考古发掘，寻找遗址确切的文化层、厘清地层关系、构建考古地层序列、发现更多古人类遗存，科学揭示和深入探讨遗存的埋藏性质、年代框架和文化内涵是元谋猿人遗址最基础和最关键的工作。继续秉持和加强多团队协作、多学科研究的理念和原则，综合运用考古学、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貌学、年代学、埋藏学、古环境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深入开展考古、地质、年代和古环境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在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坚持不同方法手段相互验证、借鉴和协作攻关，是元谋猿人遗址，也是其他重要古人类遗址未来研究工作的必然选择。

阮齐军,王幼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