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回县青年”县域体制内就业及其成因

　　一、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更多从较为宽泛的视角探讨青年返乡或青年体制内就业现象，较少关注在大城市的县域青年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这一特定现象，包括对青年返乡创业和考编具体原因的分析，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在青年返乡创业方面，研究发现，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和高房价是 “外推” 青年返乡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在大城市产生的漂泊感和危机感，以及在外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失落感是促使青年返乡的文化性因素。选择返乡创业的青年有些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有些是在传统家庭伦理影响下的一种 “过日子” 选择。

　　在青年体制内就业方面，研究发现，教育资本、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青年进入体制内的主要结构性因素。高学历给予青年进入体制内就业更多的机会，在青年获得体制内就业机会方面，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也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因具有较高稳定性，选择体制内就业符合新冠疫情后青年极力规避风险、寻求稳定的内在需求。体制内就业会给个人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县域环境受 “面子” 和 “学而优则仕” 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很大，这些是持续吸引青年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文化性因素。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发现的青年返乡创业或体制内就业的原因有其相通之处，那就是追求 “生活取向”，即在充满生存风险和意义缺失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可以满足生存需求，又可以满足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只不过创业的生活仍然潜藏风险，而体制内的生活则相对稳定许多。可以看出，“回流” 县域的青年虽然都是以 “生活取向” 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但具体选择方式以及所呈现的样态却不同。

　　这些研究发现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分析县域青年在外学习和工作几年后选择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这一现象。也就是说，这一现象也许是这些青年在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已有经历下形成的追求 “生活取向” 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从结构分析和文化分析这两个视角建立基本分析框架，描述在大城市的县域青年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这一现象，分析其具体成因。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具体对象是有过在大城市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而后选择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 “县域青年”。体制内单位是指具有行政性质的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

　　本研究的受访者均来自鲁西南地区的县域城市，以 T 县为主，同时还访谈了来自 Y 县、S 县、Z 县以及 J 县的 4 位受访者。本研究先选择两位受访者进行初步访谈，之后采用 “滚雪球” 的方式访谈更多受访者，最终确定 15 位 “县域青年” 作为研究对象。

　　为了进行比较，本研究还访谈了其他 6 位受访者，包括正在准备考编的 3 位县域青年、县域青年的父母辈以及留在大城市的县域青年 S1，因而，本研究的最终总受访者有 21 位。

　　通过面对面和线上访谈的形式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主要围绕职业规划、生活规划等方面展开。对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约为 50 分钟。访谈后，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将访谈录音转录为文本，文本字数约 30 万字。依据访谈资料，本研究试图描述这些 “回县青年” 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现象，并尝试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

　　三、“回县青年” 县域体制内就业及其成因

　　(一)“回县青年” 县域体制内就业

　　在大城市学习、工作的一些县域青年逐渐 “外流”

　　因丰富的就业机会、开放包容的氛围，大城市吸引大量外地青年来此工作和生活。但现在人口增加带来的资源紧张、高涨的房价以及昂贵的生活成本等方面因素也让部分外地青年选择离开。

　　大城市的高房价越来越成为阻碍一些县域青年继续留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因素，他们开始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现象，在大城市学习和工作过的几位受访者均表示，在体验了大城市的高生活压力后，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负担不起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且实际上不喜欢大城市 “996” 的工作节奏。

　　青年县域体制内就业的现象明显

　　可以看出，县域青年对大城市逐渐产生 “祛魅” 倾向，尤其是新冠疫情后，他们更多将就业目标转向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北上广深人口流入 “断崖式” 下降，总体来看，青年选择到县级市或县城就业的比例逐渐上升。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在访谈中，M1 明确表示没毕业时也犹豫是否要回到家乡所在的市或县工作，看到家乡的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就产生了回家乡就业的想法。

　　与此同时，回到县域择业时，“回县青年” 也越来越倾向于体制内工作。已有研究表明，与四五年前相比，青年在首次择业时更倾向于选择公务员、教师等看起来收入稳定、就业体面的 “铁饭碗” 工作。在本研究中，好几位受访者在首次择业时都是选择进入体制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大城市学习和工作过的部分 “县域青年” 流出大城市、回到县域环境且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县域体制内就业。

　　(二)“回县青年” 选择县域体制内就业的具体成因

　　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回县青年” 更倾向于选择县域体制内就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在县域环境中，这些 “回县青年” 更容易满足对 “稳定” 生活的需要，同时实现对 “体面” 生活的追求;他们生活中的 “重要他人” 大多仍处于县域环境中，回到县域更容易同这些重要他人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联系;在国家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推动下，这些青年看到了县域发展的前景，更坚定了 “回县” 信念。

　　县域环境助推 “体制内就业”

　　县域环境中更易实现 “稳定” 生活：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人们通过流动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但追求 “稳定” 的内在逻辑并没有改变。在流动过程中，如果没有体验到稳定，人们会通过 “再流动” 的方式寻找自己的 “安稳之地”。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会对个人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当感受到因政策变动或外部不可抗力的风险因素袭来时，青年的风险偏好会发生变化，削减了自身承担风险的意愿，他们做决策时更倾向于保守，就业选择上更注重稳定，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单位这种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权威和稳定性的组织。进入县域体制内就业的过程也充满风险，但 “回县青年” 回到县域环境中有家人陪伴，会感到 “安心”。可见，县域体制内就业带来的稳定不只在于工作的稳定，还在于父母的陪伴、组建自己的家庭等诸多方面。

　　县域环境中更易过上 “体面” 生活：以往青年离开家庭、走出县城、进入大城市打拼，主要是为了追求自由和高品质的生活。然而，近年来关于 “蚁族” 的研究却发现，留在大城市的部分大学毕业生虽然 “高智 “，但同样 “弱小”，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过上所谓 “体面” 的生活。在县域环境中，生活成本和房价相对较低、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完整，这些 “县域青年” 在大城市无法实现的愿望或许可以在这里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回到县域成为他们维持 “体面” 生活的理性选择。当然，每个人对 “体面” 生活的理解不同，在综合考虑自身对 “体面” 生活的理解后，这些 “回县青年” 做出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选择。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学而优则仕” 是备受中国人推崇的传统文化观念。自古以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视为与官吏一样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普通农家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就等于实现了 “向上流动”。同时，对中国人来说，“面子”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中国人普遍爱面子。在乡土社会，能否找到一份 “好工作” 是一件事关 “面子” 的事情，而 “好工作” 往往是指 “当官”。父母是个体的 “重要他人”，是个体生命历程重要的形塑力量，父辈的价值观念也通过社会化机制对子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学而优则仕” 的观念、对 “面子” 的关注以及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回县青年”，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这些观念，优先考虑进入体制内就业。

　　对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吸引 “回县青年” 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重要因素。重新回到县域，这些 “回县青年” 以往基于血缘、地缘和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重新建立起来。此外，在现代社会，业缘也逐渐成为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体制内身份也给他们带来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人才引进政策的推动：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机制。不少学者将其看作是 “地方抢人大战” 的 “发令枪” 和 “指挥棒”。2022 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公告》，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并给予高额的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户口迁移等优待政策。随后各省市出台条件相对优厚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派遣专门宣传队伍前往高校进行政策宣传，以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各种人才引进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基层也逐渐展现出发展潜力，不断吸引更多 “回县青年”。除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外，这些 “回县青年” 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县域环境中的就业结构并不完善，规模化的、有吸引力的企业较少，不能完全吸引青年人才留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几个方面因素共同促使 “回县青年” 做出回县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选择：县域环境更容易满足这些回县青年对稳定和体面生活的需要;县域熟人社会中 “面子”“学而优则仕” 等观念通过父母等重要他人产生影响，这些回县青年逐渐接受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是一种恰当选择;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强化了青年 “回县” 的信念，但县域环境中缺少规模化企业导致这些回县青年更多进入体制内就业。

　　“回县青年” 的共同追求

　　本研究探讨影响 “回县青年” 做出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主要结构性和文化性因素，其中，对 “稳定” 生活、“体面” 生活以及 “面子” 的追求是他们在与 “结构” 互动时做出的最为直接的反应，从这些因素背后可以看出 “回县青年” 的共同追求，就是希望过上一种兼顾发展和生活的 “稳定有闲” 的生活。

　　一些 “县域青年” 是为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留在大城市，而另一些 “县域青年” 回到县域环境则是为了兼顾个人发展和生活。体制内就业相对固定的工作时间给予个体较为自由的时间安排，可以让 “回县青年”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有闲青年”，更能好好体验生活。可以说，选择县域体制内就业的 “回县青年” 同时满足了 “孝顺父母” 与 “娱乐自己” 的需求。

　　追求 “生活取向” 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身份观念的淡化。这些 “回县青年” 会弱化体制内工作附加的符号意义，强化职业所附加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以及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可以看出，选择县域体制内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些 “回县青年” 提供了一种 “自由” 且有保障的生活，在固定工作时间外，他们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不用担心基本生计问题，这也同这些 “回县青年” 追求 “稳定有闲” 生活的内在逻辑一致。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中国 “县域青年” 从大城市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在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等诸多结构性困境约束下，在大城市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些县域青年 “外流” 现象已较为明显;在普遍存在社会风险的当下环境中，这些回县青年大多数以体制内就业的方式 “回流”。

　　究其原因，“回县青年” 在大城市往往会面临就业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等多方面风险。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工作稳定的重要性，而县域体制内单位因较高稳定性恰好契合了 “回县青年” 的 “求稳” 心态。此外，在体验到大城市较高生活负担与追求 “体面” 生活无果后，他们也会发现县域环境具备大城市所不具备的某些优点。由此，在大城市学习和工作过的回县青年产生了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意愿和行动。

　　这背后其实体现出回县青年追求可以兼顾个人发展和生活的一种 “稳定有闲” 的生活方式。在回到县域体制内就业的过程中，这些回县青年已表现出身份观念 “淡化”、生活取向 “明显” 的特征。之所以选择 “体制内就业”，主要不是因为体制内身份可以带来关系、资源等 “外在符号”，而是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 “保护性结构”，帮助他们实现在大城市很难实现的求舒适、求稳定的需要。

　　在国家相关人才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县域逐渐成为青年追求梦想的新场域。不同于以往为追求梦想和高质量生活流向大城市，现在县域环境也可以为县域青年提供较为完善的生活服务。此外，县域体制内就业给予县域青年更为稳定的生活保障，他们可以不用过于担心生计，并以此为基础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现有相关人才政策还有待完善。县域人才引进政策更多是将 “回县青年” 吸引到体制内就业，并没有扩充县域的科研力量和企业人才力量。此外，本研究也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存在矛盾：如果没有获得编制，这些 “回县青年” 可能不会长期留在县域环境中。如何让这些青年不只关注 “编制”，而是更加切实地将所学应用到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这或许是下一步人才引进政策的改进方向。

　　对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三点相关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地方规模化企业，提升企业效应和影响力，吸引更多青年投入其中;二是在优化就业结构的同时做好市场就业保障，为县域青年提供更为多元且稳定的就业渠道，引导他们不只是追求 “稳定”，不要只把目光聚焦于 “体制内就业” 上;三是要引导青年打开思路、勇于探索，各种风险因素固然存在，但也要主动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努力实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受访者主要以中国东部几个县域城市的青年为主，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政策各有不同，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更适合说明东部县域青年的情况，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 “回流” 的 “县域青年”，较少关注继续留在大城市的 “县域青年”，未来研究需要发现不同 “县域青年” 的需求，为他们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提供政策依据。

刘 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20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