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研究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学意义

　　民族地区需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内涵，把握区域对国家战略回应的能力外延，厘清相关认知困惑：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打通发展堵点卡点，同时要防止一哄而上、找准着力点。对民族地区而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从发展视角，要围绕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构建路径框架;从改革视角，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传统发展伦理视角下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的变革性发展。

　　从发展历史来看，民族地区受资源场、资本场、人口场、技术场等发展要素聚集的场域性困境制约，传统生产力培育发展尚未完成且存在参差不一的压缩性特征，新质生产力构念的认知与价值伦理亟需澄清;从宏观层面，民族地区处于契合国家多重战略诉求的叠加期与回应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实现的两难期，生产力的 “工具理性” 与 “经济理性” 高模糊性、高冲突性并存;从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语境与路径的整合关系相互纠葛，高质量发展价值与微观主体的资源依赖既处于紧张状态，又被控制在有限竞争中，需审慎对待传统生产力结构内外部的相关问题;从域观层面，国家始终将民族地区的价值发现与实现框定在现代化载体中，民族地区生产关系牵引生产力持续整合，历史理性主义时域下发展空间 - 时间的作用机制需更多理论观照;从位观层面，民族地区肩负实践生态文明战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特殊国家战略任务，其由地理位置等层面型塑的 “位观” 赓续了上述四方面的 “大分流”，亟需从发展落差视角回答差距形成原因及新质生产力的消解路径。

　　长期以来，传统发展经济学伦理视域下的学者多从发展主义视角对民族地区发展进行 “规训”，而民族地区学者则基于本土历史意识理解发展伦理下的 “大分流”。本文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质生产力构念对话的基础上，基于 “五观” 特征诠析民族地区生产力结构变迁关系，为探讨其新质生产力构念难题提供分析思路。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现阶段，民族地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战略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与新动能培育，仍受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双重困境：传统生产力发展要素尚未完整建立，新质生产力又亟需构念，同时现代产业体系弱、散，生产方式存在 “傻大笨粗黑” 的路径依赖，对新质生产力的转型支撑基础缺陷、能力缺失。

　　本文的研究重点为：在民族地区未完成传统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建构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初建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进入民族地区的方式;以及如何在民族地区多重战略推进中，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基点载体、谋划布局，丰富完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指导。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方面：立足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前中期特征，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民族地区现代经济体系建构中引出新质生产力切入点;明确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空间中的形成逻辑;将民族地区国土空间建构的 “五观” 与新质生产力价值趋向结合，探索传统生产力转型方向。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阐释、实践导向及路径探索方面：理论阐释层面，从国家战略政策、科技创新、政治经济学等视角，界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本质;实践导向层面，重塑生产力要素、坚持科创引领、重视人才培养、优化生产关系等成为发展导向;路径探索层面，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以科创为引领、发挥市场机制、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绿色发展等一系列路径，且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实际案例借鉴。

　　反观民族地区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质量发展方面，得出的结论包括：新能源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度不大;光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力资本及技术革新，辐射能力差;乡村振兴、区位优势、文化旅游可助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可见，现有新质生产力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未分区域研究具体实现方式。民族地区传统生产力的资源禀赋型经济结构与 “小散乱” 的产业体系，无法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诉求，其禀赋资源导向下的生产力三要素，也难以成为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的载体。因此，需从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发展伦理、发展理论等层面完善制度机制，明晰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目标与边界，建构其构念的阶段、路径与制度，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可能路径与时间逻辑。

　　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构念，需以其 “五观” 发展属性与培育新动能为落脚点，其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转型，是在生态、绿色等发展战略和模式直接作用下的生产力革新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动能导向下，民族地区需以生态价值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发展边界，实现这一转变，具体构念思路为：以空间换时间，弱化时空压缩后的价值总量式微;以新质激活生产力，补齐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的短板;以位观襟域观，凸显发展要素缺失的价值支撑;以潜力引责任，具象生态价值实现的迭代底色。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化及价值发现

　　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引领下，立足区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发展的生产力。民族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找准培育方向、目标及边界，与中东部地区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化

　　新中国成立后至西部大开发之前：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经济呈现跨越式增长、产业结构快速现代化特征，但与中东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从经济数据看，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中部但落后东部，人均 GDP 远低于东中部，产业结构虽实现从 “一二三” 到 “三二一” 的转变，但生产力要素呈现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型、资本进入少且产品初级加工型特征。这一阶段，民族地区小农经济是乡村基本属性，第二产业以初级资源开采粗加工为主，第三产业近乎空白，与中东部要素流动少、区域隔离明显，经济活动围绕特色农畜产品等展开。“一五计划” 中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要素投入，布局轻工业和能源工业;“三线建设” 背景下，民族地区依托域观优势和资源禀赋，在国防工业、重工业带动下，发展起有色金属冶炼等制造业。改革开放至 1999 年，民族地区承接东部成熟产业或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支撑完善，但生产力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粗加工为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诉求被强化为资本、投资双中心，发展伦理与传统发展经济学高度契合，承接东部产业能力提升，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完善，生产力形态转向资本劳动双密集型。从经济数据看，2000-2022 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 GDP 均实现大幅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一产业占比降低，第二三产业占比提升。第二次西部大开发阶段，民族地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培育特色产业、激活内生动力，形成服务融入全国大市场的生产力形态，科技创新等生产力效能凸显。2022 年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就业人口集中于第一、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产业以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工业产品发展滞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破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确定了民族地区的 “位观”，使其肩负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等使命，生产力向能源资源基地、新能源高地等方向衍生，绿色、低碳等科技属性和未来属性逐步形成。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发现

　　产业布局层面：民族地区虽早有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布局，但未实质性落地。民族地区长期以农副产品加工、煤炭石油化工等资源依赖型工业为主导，形成重工业导向的固化发展模式，处于产业链上游，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差，产业结构矛盾突出。而生态保护是民族地区的首要任务，其长期的重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理念相悖。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是对现有生产力的生态性创新，为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提供技术保障，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成为能源资源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趋向。

　　区域发展对比层面：东部与民族地区的差距本质是发展导向的差异，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差距。从 “五观” 属性分析，东部地区是产业发展领先者、国家经济发展统领者、科创与新兴产业主阵地，是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板区和先进生产力代表;民族地区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生态型能源资源补给基地，以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生态旅游目的地为发展方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二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向存在本质区别。

　　生产力发展层面：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现阶段民族地区虽已实现脱贫，夯实了经济根基，但科创能力欠缺，导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面临卡脖子困境。2022 年相关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在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成效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民族地区作为能源资源聚集区，构建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是符合实际的战略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当前，民族地区在 “五观” 属性和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固化经济模式，与生态导向的发展需求不匹配。因此，民族地区必须打破固化模式，明确新质生产力在科创、产业优势、竞争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的新要求，从多重战略中寻求价值回应。

　　三、民族地区建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厘清产业发展基础是民族地区建构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的前提。通过分析民族八省区产业发展趋向发现，其产业发展集中于特色农畜加工业、资源禀赋型加工业及现代服务业，广西、贵州已逐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指明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主要为绿色有机农畜产业、战略资源产业、能源产业及生态旅游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作为开拓性、原创性新概念，反映了高质量发展与先进生产力的同频共振，总结其实践规律、构建理论体系，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也能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贡献民族地区现实案例。

　　(一)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建构的理论方位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始终面临双重经济发展任务：一是作为落后地区，需以更快速度增长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即后发追赶;二是需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开放经济中，与发达地区同台竞争，即前沿发展。两类任务相互交织，不同民族地区因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差异，发展重点和任务构成有所不同，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区别于发达地区的重要特征。

　　长期以来，双重任务的交织削弱了民族地区前沿发展的竞争力，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新质生产力” 概念，为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指南，也为发展经济学在民族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开辟了道路。新质生产力具有一般性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发展经济学需重视民族地区的前沿发展竞争问题，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呼应

　　生产力的时代属性催生新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竞争能力提升的基础。从宏观来看，民族地区在多重国家战略推动下，迎来多次发展生产力的机会，但也陷入生产力发展的 “时空压缩”，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耦合作用未充分发挥。这一方面因生产力更新发展多发轫于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因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重心聚焦后发追赶，而非前沿发展竞争。只有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发优势减弱、发展阶段进阶，发展重心才会从后发追赶向前沿发展竞争转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才会真正凸显。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且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低收入阶段，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全国产业链中分别处于中低端和高端，互补性强，民族地区通过 “以资源换资本、以宏观换微观、以域观换位观” 实现经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民族地区比较优势变化，资本积累、劳动力减少、科创逐步自主，生产效率提升不再过度依赖比较优势，而是开拓新部门、重塑新竞争优势，与发达地区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民族地区，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展，迫切需要新质生产力。

　　当前，民族地区发展重心在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主导下朝前沿发展转移，一方面需在同时间不同空间完成双重任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时代变革推动民族地区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为民族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动能，助力其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前沿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三)新质生产力给民族地区发展提出新课题

　　民族地区现代生产力的建构与发展具有四大特征：以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推进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确定发展取向、以制度建设划定发展边界、以资源禀赋为主参与发展，这也意味着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构念，离不开党的领导、国家在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及民族地区对国家战略的有效回应。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需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为新质生产力理论贡献民族地区智慧与解决方案，甚至探索新的发展经济理论，这需要民族地区在新质生产力构念视野中，回答发展经济学未涉猎的新课题，突破既成观念和理论误区，从以下四方面形成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的正确趋向，奠定新质生产力构念的方法论、发展目标与建构边界。

　　以空间换时间，弱化时空压缩后的价值总量式微：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以自主创新为导向，与传统产业承接、技术转移不同，民族地区的自主创新需具备前沿性、原创性、颠覆性，且能重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民族地区快速现代化偏于 “做大”、忽略 “做强”，成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瓶颈，因此需在追求经济总量的基础上，强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 “新质” 建设，推进生产力内在发展与深刻变化。

　　只有生产力载体与各类发展动能同步配合，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现代化建构与新动能长期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非高质量发展的副产品。以新质激活生产力，补齐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短板：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以资源要素聚集为导向，重塑新的比较优势。低收入阶段民族地区采取的比较优势战略，已无法适应发展需求，而传统发展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研究缺乏时代性、动态性。这要求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动态更新科创技术，补齐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部门的要素聚集短板，确立新比较优势，助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聚合、聚焦、聚力，通过培育新质要素与产业载体激活生产力，找准着力点补齐短板，实现事半功倍。

　　以位观襟域观，凸显发展要素缺失的价值支撑：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以区域竞争为导向，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竞争格局发生转变，从过往的经济互补变为前沿领域的同台竞争，而发达地区会通过产业链、价值链等手段挤压民族地区发展空间。如何运用民族地区的位观优势，凸显其前沿发展的价值支撑，掌握发展主动权，是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元问题。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构念，需考虑其发展时空特点和 “五观” 属性，从社会主义特色优势和制度创新角度梯级融入、全程参与，利用东西部经济合作和国家在场的制度优势，合作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特色优势、加强制度创新是其内在动力。

　　以潜力引责任，具象生态价值实现的迭代底色：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将能源资源要素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探索试错具象生态价值实现，推动三次产业创新性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变革体现为产业横向联合与现代产业链形成，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纵向结构升级，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民族地区 “做大产业” 的模式，若缺乏高新技术、高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支撑，易受市场波动反噬，形成市场失灵。民族地区最大的责任、价值、潜力均在生态，其新质生产力的涵育与构念必须源于生态，需探索新质生产力在生态层面的配置情况和生态价值实现的具象底色，展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迭代转化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下的产业发展特征，提出制度建设方案，厘清转型的阶段、路径与制度。

　　四、多重战略下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回应

　　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结合多重战略视角、区域发展导向及重点进行价值回应，梳理十四五规划及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的 “六个坚持” 可知，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需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民族文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大方面，形成价值回应与发展落脚点。民族地区的核心定位是生态功能区，发展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边界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基于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新课题，其构念方向为在生态文明导向下，建设国家能源资源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生态旅游目的地。

　　(一)以生态文明为根本，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筑牢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基底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资源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基底，确立了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同向而行的发展方向，即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衍生绿色产业，推动民族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生态旅游目的地等领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崛起奠定产业基础;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高效利用资源、降低生态破坏，倒逼产业动态推进科技创新，研发绿色生产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注入产业活力;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在健全的制度和政策体系监管下推进，为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的企业绿色落地生产提供完善保障，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需立足位观优势，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从市场需求、产业活力、保障体系等方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绿色支撑。

　　(二)以乡村振兴为基点，在粮食安全生产中建构新质生产力的模式业态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而民族地区受史观影响，难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体系，乡村产业发展的堵点，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搭建了乡村产业平台。首先，乡村振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承接平台，新质生产力需聚焦提升农牧民素质、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建构适配乡村振兴的模式业态;其次，乡村振兴拓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空间，民族地区的位观劣势成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竞争的生态支撑，但受技术限制，其市场竞争优势未充分激活，需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重塑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市场新优势;最后，乡村振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粮食安全生产是新质生产力实践的首要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为农牧业育种安全、农机装备更新、发展模式业态等提供政策保障，支撑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

　　(三)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导向，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助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新

　　“一带一路” 倡议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民族地区占据 “一带一路” 的域观优势，能快速聚集技术革新要素。首先，“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推动各国经济互补与合作，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加速生产力传播融合，助力民族地区聚集新质生产力技术革新要素;其次，倡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通信便利性，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为民族地区生产力跃升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倡议深化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为各国生产力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民族地区科技创新，使其在交流中反思自身短板，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动态革新。

　　(四)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支撑，在文化传承建设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化遗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民族传统文化赋予经济属性、融入生产力跃升，是建设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文化遗产的核心。首先，创新传统文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支撑，鼓励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能增强文化自信、产生精神共鸣、实现文化兴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振精神指引;其次，推进民族传统文化数字化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突破传统宣传方式，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转型，更新文化产业传承创新模式，积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源基础;最后，民族传统文化衍生的文创产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展市场空间，文创产业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结合的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更新助力文创产业迭代，满足并拓展消费市场。民族地区需将科技创新融入传统文化建设，以新技术传承、传播传统文化，提升文化产品竞争力，在文化传承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化遗产。

　　(五)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保障，在开放经济建构中疏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

　　民族地区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拓宽市场、产业、政策支持空间，掌握市场主动权，疏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首先，国内大循环盘活市场需求，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技术更新迭代的内生动力，传统生产力下的供需矛盾影响市场循环，民族地区资源依赖型初级加工产品已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新质生产力能动态更新发展动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演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疏通供给端堵点;其次，民族地区的域观、位观优势，是确立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推动结构升级的基础，居民收入提升推动消费结构转型，新质生产力指引民族地区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培育新兴消费产业，凸显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明确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空间;再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格局聚焦构建安全、创新、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而新质生产力是克服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畅通市场循环、完善供应链的重要支撑;最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让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掌握主动权，格局的核心是动态提升科创能力，民族地区受生态、地理条件制约，只有通过新质生产力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生态化、高端化转型，才能重塑国内国际市场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

　　(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民族广泛交往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群众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育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群众基础的核心，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民族隔阂冲突，促进各民族团结合作，这是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提;其次，共同体意识能培育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新质生产力的培养依赖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而共同体意识为其提供思想基础，推动个体与集体良性互动，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再次，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创新完善，强化共同体意识能构建公平、公正、透明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养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最后，铸牢共同体意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参与，在人民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发展中，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基因，为新质生产力培养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五、结论

　　新质生产力构念视角下，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与新动能培育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要求民族地区对基于价值发现的发展系统和价值实现的结构系统进行变革。新质生产力既是转型变革的对象，也是民族地区回应国家战略、实现新动能转型发展的关键基础，这些变革需要重新解构和重构民族地区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伦理下形成的生态 - 社会 - 经济关系，重视新质生产力在时空压缩空间下的跨时空动力，突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新质生产力” 性质。

　　民族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并非与传统对立，核心在于如何构念新发展经济学伦理下的新质生产力，以及如何将这一发展价值引入民族地区的发展结构与空间：是打破传统还是融合传统，是重构发展伦理还是丰富 “五观”。对此，应以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核心价值原点，摒弃发展主义的 “技术霸权” 和激进环保主义的 “原生态禁锢”，因为二者均忽视了发展的元问题，未给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留下位置。

　　民族地区国土空间发展建构的 “史观 - 宏观 - 微观 - 域观 - 位观” 发展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式，决定了传统生产力发力与转型的技术变迁方向，而传统生产力又决定了民族地区对新质生产力的选择。但放眼全局，任何生产力变革都可能在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权下，忽视本体的时间与阶段属性，压缩生产力发展空间，这也意味着民族地区发展空间 - 时间的作用机制需要更多理论观照。当前，悬浮性数据增加，技术性、工具性 “理性” 发展权力式微或缺失，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力。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虽在发展权力中尝试改变快速现代化的话语与价值结构，但未能制约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变迁，反而被技术变迁覆盖。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属性，决定了其价值体现与实现的发展权力，而这一机制的运转，受民族地区自身认知结构与回应能力的制约。在多重发展与现代化概念代入民族地区的背景下，需锚定其回应与实践中主客观时间维度的错位问题，摒弃时间的迷惑性，厘清时间与空间单向延展制造的矛盾，让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得到更多理论观照。

陈文烈,王 娟,青海民族大学,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