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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无 “首章”:杜集祖本并未明确首章
杜甫去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集《杜工部小集》,集序称杜甫有 “正集” 六十卷,这或许是杜甫生前编订的文集规模。然而无论是首次揭出杜甫文集有 “六十卷” 的樊晃,还是承袭这一卷数的《旧唐书・杜甫传》《新唐书・艺文志》的撰作者,都没有实际见过这六十卷本,“六十卷” 这一数目不能排除讹传的可能。这一情况表明,即便存在 “六十卷” 本文集,在杜甫去世后也很快就散佚了。
北宋初,杜集处于散佚与搜佚的动态之中。直至北宋宝元二年(1039),才由王洙编成搜罗较为完备的《杜工部集》(王洙本)。嘉祐四年(1059),经王琪进一步处理后,上版刊行。由此形成的王洙、王琪本《杜工部集》(二王本),是后世杜集的祖本。该祖本今已不存,幸其编次可从今日所谓的宋本《杜工部集》中得见。
王洙在编集《杜工部集》时撰有《杜工部集记》,提到他编次杜诗的规则是 “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从宋本《杜工部集》的情况来看,该本是先分体后编次,只是粗略依杜甫行迹划分长时段以作区隔,没有指明也无法据之确定各诗的具体编年。卷一起首诸诗的编次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送高三十五书记》《赠李白》《游龙门奉先寺》《望岳》,是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首章,该诗系年已经迟至天宝十一载(案:宋人普遍认为该诗作于七载,这是由于误读两《唐书》及《韦济墓志》尚未出土等方面的缘故)。同时,后日首章争议的 “主角”——《游龙门奉先寺》与《望岳》,在祖本中也无特别突出的编年意义。可见在杜集祖本中,尚无辨析首章的意识和明确首章的结论。
二、《游龙门奉先寺》首章意义的确立与流行
北宋时期编纂了多部杜甫年谱,今存吕大防、赵子栎和蔡兴宗所编三种较为完整,但年谱中均看不出对首章的意识和态度。北宋黄伯思编集的《校定杜工部集》是目前可知最早的编年杜集,循理应 当有某一首诗作为首章,不过该书已经亡佚。为杜甫编纂年谱的蔡兴宗还编有《重编少陵先生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近时有蔡兴宗者,再用年月编次之。” 汪应辰《书少陵诗集正异》评该书云:“此书诠次先后,考索同异。” 可见《重编少陵先生集》是依编年编次,亦当有某一首诗作为首章,可惜该书也已不存。
基于今存较为完整的宋人编注杜集,确立杜诗首章的意识及具体篇目,首先是围绕《游龙门奉先寺》展开。该诗云:“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这是杜甫为龙门奉先寺之游与宿所作。一般认为,今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就是唐代奉先寺的遗迹,寺院遗址在今龙门西山南麓、魏湾村北。
约成书于南宋隆兴至淳熙间(1163—1189)的题王十朋集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以及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的蔡梦弼笺注《杜工部草堂诗笺》,是今存较为完帙的宋人编注杜集中最早将《游龙门奉先寺》视作具有编年意义的首章的两种。两注本的编次均采取逐年且详尽编年的体例,卷一起首均是 “开元间留东都所作”,第一首就是《游龙门奉先寺》。
将《游龙门奉先寺》编在首章应非题王十朋或蔡梦弼的首创。《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题 “嘉兴鲁訔编年并注”“永嘉王十朋龟龄集注”。《杜工部草堂诗笺》蔡梦弼跋云 “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作诗岁月之先后”,题 “嘉兴鲁訔编次”“建安蔡梦弼会笺”。可知两注本均遵循的是鲁訔编次。
鲁訔编有《编次杜工部诗》十八卷和《杜工部诗年谱》一卷,约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基于《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杜工部草堂诗笺》,可以推定在鲁訔编定的杜诗中,就已经以《游龙门奉先寺》作为具有编年意义的首章了。
当然,一般认为鲁訔编次大量参考了赵次公编次,不过今存赵次公注杜的版本存在严重缺憾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共六帙,包括开元天宝时期诗歌在内的甲、乙、丙三帙都已不存,林继中在辑校时主要根据《百家注》而定编次。《百家注》卷首自称是 “嘉兴鲁訔编年并注”。从现存《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的明钞本己帙来看,《百家注》编次与赵次公编次密切相关,但毕竟甲、乙、丙三帙均已亡佚,根据鲁訔编次大量参考赵次公编次,再由赵次公编次推定鲁訔编次的源头,有循环论证之嫌。加之考虑到鲁訔编次在杜诗学肇基时期的关键历史地位,因此谨慎而言,目前还是应强调在确立《游龙门奉先寺》作为编年杜诗首章上,鲁訔编次的关键意义。
南宋黄鹤编定的《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补注杜诗》)是宋代杜诗编年的集大成者。不过,此书编次基本遵循二王本《杜工部集》,并非如题王十朋本、蔡梦弼本那样纯粹根据系年排布,其时间意义上的首章需要根据黄鹤注文加以判断。
在《补注杜诗》中,杜诗编年最早的时间坐标是开元二十四年,涉及五首诗,依卷次分布分别是:(1)《赠李白》,“开元二十四年作”,“诗云‘李侯金闺彦’‘亦有梁宋游’,当是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后,游齐赵时作”;(2)《游龙门奉先寺》,“开元二十四年作”,“乃公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3)《望岳》,“按公诗云‘忤下考功第,放荡齐赵间’,乃在开元二十四年后”;(4)《刘九法曹郑瑕邱石门宴集》,“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已后作。兖与齐为邻,至兖则至齐也”;(5)《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公游齐赵,与高李同至齐兖时作”。在黄鹤的杜诗编年和杜甫年谱中,开元二十四年开始的漫游齐赵是在离开东都洛阳后进行,可知在黄鹤体系下,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下第后先至东都洛阳时所作的《游龙门奉先寺》,应早于其他各首在该年所作但已离开洛阳前往齐赵的作品。可见,在《补注杜诗》中,《游龙门奉先寺》是时间意义上的杜诗首章。
《补注杜诗》的杜诗编年对后世影响巨大,目前约有五分之四的杜诗编年承袭自黄鹤。很多后世的注杜,特别是明、清人注杜成果中具有编年编次性质的,都是承袭自黄鹤,其中就包括极具代表性的、影响极大的几种。
古代注杜集大成的仇兆鳌《杜诗详注》,就共引黄鹤编年 688 条,其中 658 条属于沿用。其诗歌的编次按照精确系年排布,首章就是《游龙门奉先寺》,并谓是引黄鹤编年。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亦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章。朱鹤龄的杜诗编年编次深受黄鹤影响。具体到《游龙门奉先寺》,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到将此诗编为首章的编次渊源,但从书中所附《杜工部年谱》可知,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的行踪,都是从鲁訔、黄鹤所作杜甫年谱而来。如开元二十五年,“按《壮游》…… 是下第后即游山东之明证,但未详起于何年。今姑依鲁訔、黄鹤诸谱”。可以推知他将《游龙门奉先寺》定为首章,亦是直接受到黄鹤的影响。此外,杨伦《杜诗镜铨》也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章。
无论是否直接承袭自黄鹤《补注杜诗》的编次,黄鹤之后大量杜诗编注本,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几种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章,表明《游龙门奉先寺》的首章性质在南宋被提出后,经黄鹤等人的持续推动,最终成为了古代最为流行的看法。
不过,受限于古代学术的体例,古代注家并没有辟出篇幅对何以认定《游龙门奉先寺》为首章作出具有明确证据的解释。题王十朋本和蔡梦弼本均是承袭自鲁訔,自然并无解说。黄鹤《补注杜诗》在《游龙门奉先寺》的题下注虽然洋洋洒洒有二百余字,但都是在辨析 “龙门” 的地望,在排除了绛州、秦州、成州等地的龙门后,具体涉及系年的文字仅 “是诗乃公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 一句,可以说是无具体证据的直接系年。总的来看,古代注家将《游龙门奉先寺》定为杜诗首章的逻辑主要在于认为杜甫在科举下第后,先至东都,其后再至齐赵漫游,在这期间出现了写作《游龙门奉先寺》的时间与地点契机。不过,这终究是一种没有明确证据的推测。
近年,为了论定《游龙门奉先寺》的首章性质,袁书会、管莉莉尝试提出新证据。袁文针对《杜甫全集校注》以《望岳》为首章的现象,希望从 “诗歌所反映的内在情感等内部因素” 提出《游龙门奉先寺》实为杜诗首章的新证据。文章认为《游龙门奉先寺》反映的整体情感更加低沉幽渺、冷寂清寒,透露出作者心情沉重、夜不能寐,这符合本是壮志雄心的杜甫不得不接受科举考试失利的情绪。在晨光与钟声中,作者对自身有了新的认识,这体现了闻钟声而解脱的禅意。在写作此诗后不久,杜甫就展开了到齐赵的壮游,表现了年轻人应有的锐气,这与《游龙门奉先寺》的感情变化连贯合理。此外,在诗歌写作的角度方面,“令人发深省” 一句落入刻意,显示出作者尚不够成熟。
三、《望岳》编次意义的出现与演化
《望岳》是杜诗中的名篇,在二王本《杜工部集》中,其编次位置一般,在杜诗学早期也未受关注。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和《杜工部草堂诗笺》里,它被编在《游龙门奉先寺》等诗之后,属于 “齐赵梁宋之间所作”。《补注杜诗》将其定在开元二十四年,但在黄鹤编年体系中,它也无特殊地位。仇兆鳌《杜诗详注》承黄鹤编年,把《望岳》定在仅次于《游龙门奉先寺》的第二首。
学界认为单复《读杜诗愚得》较早将《望岳》置于首章。单复是元末明初人,《读杜诗愚得》成书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刊刻于宣德九年(1434)。该书卷首的《重定杜子年谱诗史目录》开创以诗系年体例。单复依据《壮游》和《别张十三建封湖南参谋》两首诗,将《望岳》《登兖州城楼》系于杜甫十四五岁在兖州省亲时,把《龙门奉先寺》置于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下第之后。单复此举开创了将《望岳》编为首章的第一种编年模式,但未被后世多数注家继承。
清初周篆在《杜工部诗集集解》中,于卷首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游齐赵” 下,列《望岳》等诗,将《游龙门奉先寺》调整至开元二十九年杜甫从齐赵返回洛阳后的时段,这是将《望岳》定为首章的第二种编年模式。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附《少陵编年诗目谱》也将《望岳》定为杜诗首章,把《游龙门奉先寺》置于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 条目下,其对开元至天宝初期杜诗的编次顺序与周篆一致,表明当时将《望岳》视作首章已成为杜诗学的流行风气之一。
现当代杜诗编年中,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影响力较大。该书将《望岳》置于首章,认为是杜甫于开元二十四年科举下第后 “首游齐赵时作”,并将《游龙门奉先寺》的编年调整至开元二十九年,理由是通过对 “诗意” 的理解和比较杜甫思想发展及其他诗作内涵来推定系年。
四、洪业的两种推测:《夜宴左氏庄》与《江南逢李龟年》的首章性质
《夜宴左氏庄》因诗句缺少明确系年依据,在传统杜诗编年中不受重视,一般系在天宝初期。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指出,该诗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或更早,是杜诗之首章。他认为当时杜甫准备科举考试,诗中的 “检书”“看剑” 典故以及 “吴咏” 等体现了创作时间。若依洪业系年,此诗能展现杜甫独特的政治意识,但学界对此反馈较少,仅译者曾祥波等少数人赞同。
1962 年,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提出新观点,认为《江南逢李龟年》才是首章。此前他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把此诗置于杜甫晚年湖南诗内,后经反思,他觉得 “江南” 无误,且诗的风格更符合吴越漫游意境,应比《夜宴左氏庄》更早。不过,这一观点在学界也较少受到关注。
五、模糊化:《杜工部诗通》《钱注杜诗》的首章处理
明清时期杜诗学出现向早期回归的现象,在杜诗首章问题上出现 “模糊化”。明人张綖(1487—1543)所撰《杜工部诗通》初刻于隆庆六年(1572)。张綖认为以史传求诗意再编年易错乱,应反以诗意为主,不以具体编年为编次,仅在卷首 “大约标三宗年号”。他对《游龙门奉先寺》和《望岳》的系年都表示存疑,认为杜甫在洛阳和齐赵的行踪难以确定,从而对杜诗首章问题做了模糊化处理。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号称编次出自南宋吴若本杜集,但实际暗中修改。书中卷一编次与宋本《杜工部集》相同,但钱谦益在《注杜诗略例》中批判宋代杜诗编年,认为杜甫现存作品皆作于天宝以后,取消了先前注家的开元编年时段。不过,他的杜甫年谱中开元二十九年下标注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这暗示在他的体系中,该诗具有模糊的首章性质。
六、杜诗编年的现实与论据困境
朱东润指出诗文系年对理解作者作品的重要性,杜诗编年是杜诗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杜诗首章之争反映出的系年研究问题,不仅关乎首章,还涉及杜诗编年整体。
现实困境与编年要求:杜诗首章问题面临三重现实困境。一是杜诗早期存在严重散佚,现今存诗约 1455 首,而杜甫自云天宝九载前后创作约千有余篇,安史之乱前作品仅约十分之一留存,这使得确定真正的首章变得不可能。二是杜甫生平,尤其是开元、天宝时期行止存在大量争议,无法逐年确定其行踪,导致相关诗歌系年不确定,即便仅以现存杜诗为研究对象,也难以确定首章。三是从杜甫自述来看,《游龙门奉先寺》《望岳》等诗既非实际写作首章,也非杜甫心中首章,《壮游》中提到的 “咏凤凰” 才隐约具备首章内涵。由于宋代兴起年谱与诗歌编年风气,随着精细编年要求提高,必然要确定首章,但因上述困境,首章问题难以达成一致。
论据困境与编年争议:杜诗首章乃至更多杜诗编年存在争议,是因为论证过程存在论据困境。首先,旧本编次不能作为论定首章的可靠依据。宋人编次多因循前人,且未对首章问题明确论证、举证,王洙本《杜工部集》编次并非精确编年,宋本中编次相接的诗歌未必有编年先后意义,宋人对 “旧次” 的利用也存在随意性。其次,诗意理解存在局限。以诗意判断系年,如通过 “诗歌氛围” 判断安史之乱前后诗作,以及对杜诗首章诗意的解读,因个人感受不同难以达成共识,同一学者在不同阶段对诗意的体悟也可能变化,所以诗意不能单独或首要作为论定系年的证据。最后,存在逻辑缺陷与证据误用。如单复将《望岳》编在开元十四五年,其论证存在逻辑缺陷,且误用了张建封生年的证据。
结语
杜诗首章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定论。杜集祖本二王本《杜工部集》无明确首章意识,随着编年意识与要求增强,《游龙门奉先寺》在南宋被赋予首章地位,明代初期《望岳》也被部分学者视为首章,现当代洪业提出《夜宴左氏庄》《江南逢李龟年》具备首章可能,同时也存在对首章模糊化处理的情况。
首章编年存在现实困境和论据困境。现实中杜诗散佚、杜甫行踪模糊,决定了首章无法确定,而编年需求又要求确定首章;论据方面,注家学者使用的证据存在问题,如旧本旧次的循用、以诗意论编年、逻辑缺陷和证据误用等。
首章问题能引发多方面思考。一是杜诗系年存在诸多类似问题,首章之争是集中体现,需探索更科学的系年方法;二是首章问题展现出系年及杜诗研究中 “可为” 与 “不可为” 的关系,应加强反思;三是杜诗首章的争论对其他文人诗文集编年,尤其是唐人诗文集编年有借鉴作用。
李煜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