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21 世纪以来，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持续升温，从 2000 年提出的 “日印全球伙伴关系”，到 2006 年的 “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再到 2014 年的 “日印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两国关系逐步升级。两国首脑互访频繁，并向机制化模式发展。近年来，日印通过外长与防长的 “2+2” 会谈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等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安全合作。与此对应，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也逐渐增多，特别是 2016 年日本提出 “印太” 概念以来，印度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智库主办的期刊和网站上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这些文本中的印度形象并不是对印度这一客体的客观机械的反映，而是由作为建构主体的日本智库在国际变局的情境下通过一系列表征符号建构起来的。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以往研究大多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视角出发，从双边、多边或印太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日印关系日益紧密的现状、动因和未来走势。在既往研究中，印度常被定义为日本的 “主要合作伙伴” 或者 “准盟友”。有学者指出日印安全合作强化的动因有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亚洲地区安全结构变化的应对等，也有学者认为日印两国强化关系的动机缘于有着鲜明中国指向特征的地缘对抗思维和经济竞争逻辑，学者们还对印太视阈下的日印关系总体状况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日印基础设施合作、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等具体合作领域的进展和挑战等进行分析。

　　既往研究普遍认为是国家利益推动了日印关系升温和合作强化，但是对于日印战略合作的观念基础及形成过程尚缺乏深入研究。建构主义学者认为，任何社会体系的结构都包含三个因素：物质条件、利益、观念，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立，观念结构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结合国家形象理论和符号学分析方法，从国际秩序观、双边关系以及区域秩序中互动三个层面对近年来日本智库的涉印报告进行质性分析，试图厘清当前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通过何种机制、选择哪些符号、如何进行诠释来建构印度形象，如何建构起日印合作的共同观念基础，从而为研判今后日本对印政策走向提供参考。解析这些符号被赋予意义的过程，有利于为我们在国际变局下对这些符号进行重新解码、编码提供参考，思索对原有意义进行拆解，根据中国外交的需要赋予这些符号新的意义。

　　(一)国家形象理论

　　形象、知觉或刻板印象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正如博尔丁所说的，“直接决定行为的往往是形象，而不是事实。” 形象理论是一种战略决策理论，关于世界事务中其他行为体的想法被组织成具有明确认知元素的群体图式或形象。国家形象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评价，包括对客体国家的动机、领导能力和主要特征的认知和信念等。从主体来讲，国家形象的塑造分为 “自塑” 和 “他塑” 两个层面。自塑是指本国政府、民间、媒体等主体对国家形象进行自主建构。他塑是指他国政府、机构等对一国形象的引导和塑造。本文重点从他塑层面把日本智库文本视为一种媒介，探讨日本智库建构起来的印度形象。

　　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评价是以一定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的。符号文本的建构和展开有两个向度：聚合轴和组合轴，聚合轴的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的功能是连接黏合。哪些符号被选择以及被认知主体赋予什么意义，并不仅仅由客体国家的物质和自然属性所决定，而要经过主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选择。而且，主体对客体国家的认知和评价过程始终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的。情境指的是主体在对客体国家进行认知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或背景。因此，国家形象并不等于客体国家的 “客观真实”，而是一种 “符号真实” 和 “主观真实”。“符号真实” 是指通过文学、艺术或媒介等描述后的符号表征，主观真实则是由受众在接受来自社会情境或者媒介的信息后形成的个体认知。

　　(二)作为建构主体的日本智库

　　日本关于外交和国际问题的智库包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国际论坛、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等。随着 21 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升温，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明显加强。2006 年日印建立 “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后，2007 年年底到 2008 年上半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期刊《国际问题》连续五期刊登专栏 “印度的崛起与亚洲地区秩序的展望”，认为印度实现了显著经济增长，不只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安全领域都迅速增强了存在感。2009 年，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公益财团法人日印协会创立季刊《现代印度论坛》，邀请日本的南亚研究学者和印度学者对印度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形势进行分析，刊物持续至今。2016 年日本提出 “印太” 概念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国际问题》和日本外务省主办的《外交》等期刊推出的印太专题中印度出现的频率也明显增加，也有网站推出印度专题，邀请日本专家对印度进行详细讲解。

　　由于智库既能作为智囊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又能通过媒体发声来引导大众对印度的认知，具有 “承上启下” 的作用，有较大影响力，因此日本知名智库的报告、智库主办的期刊、智库学者在媒体的言论等文本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就时间点来说，为更好研判当前日本对印政策走势，本文重点关注 2016 年以来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因为 2016 年以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 “脱欧”，日本提出印太战略，2017 年高举 “美国优先” 口号的特朗普上台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些事件都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作为建构情境的国际变局

　　日本智库在国际秩序变动的情境中建构印度形象。近些年来日本智库频繁论及 “自由国际秩序” 的动摇。日本把现行全球秩序概括为：以主权国家体制为基层，美国主导的霸权型秩序因权力转换而变化，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 “自由国际秩序”。自由主义价值和规范反映在国际秩序上，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面：肯定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 “经济自由主义”、重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 “制度自由主义”、重视民主和人权的 “价值自由主义” 以及关注非政府行为体跨境影响的 “社会自由主义”。西方世界一度期待冷战结束后这种自由国际秩序扩大到全世界，但近年来自由国际秩序却在内外部都遭遇多重挑战。内部因素主要是指美国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感和意愿明显减弱，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 “美国优先” 政策等都对该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外部因素是指新兴力量崛起，国际权力格局逐步发生变化。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成为民粹主义攻击的对象，但是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却利用全球化浪潮急速扩大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国际大变局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呈现增强趋势，把中国崛起作为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日本智库报告往往把中国表述为 “崛起的强国” 和 “改写国际秩序的修正国”，指责中国在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试图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来 “改写” 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

　　在此情境中，日本调整了自身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角色定位。首先，日本谋求从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二战后，日本奉行 “吉田路线”，在国家防卫上依靠美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和受益者。日本把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视为战略机遇，积极利用这次机遇主动构建 “大战略”，引导国际秩序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印太战略就是日本积极构建区域秩序的一种尝试。其次，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激化的情况下，日本谋求充当中美博弈的战略平衡者。再次，将自身定位为 “自由贸易旗手”，从规则遵从者向 “高水平” 规则的制定者转变。一方面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强调全球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力争在构建新型广域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另外，日本坚持价值观外交，主张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民主等，使其成为全球治理框架的基本概念。日本对国际秩序变动情境以及自身角色的认知对于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都有很大影响，国际秩序观、双边关系、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三个层面可视为实现符号文本的连接黏合的三个组合轴，而每个层面的聚合轴都包含很多可供比较与选择的符号。

　　二、国际秩序观与印度形象

　　形象的建构需要一定的符号媒介才能产生。“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些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 在国际秩序观层面，虽然印度有其战略文化特性，国际秩序观也与日本迥异，但是日本智库提取出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他者化、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选择这三个日印的共通之处，成为日本有望与印度建立 “共有观念” 支点的符号。

　　(一)多极世界

　　有中国学者主张古代南亚地区存在一个以印度为核心文明体的独特的国际体系即 “大法体系”。孔雀帝国时代南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从当时的权臣考底利耶构建的 “曼荼罗” 模型中得到印证。与曼荼罗模型类似，日本学者也把印度的国际秩序分三个层次来把握。岐阜女子大学教授堀本武功把印度外交分为全球、区域、亚区域三个层次，各层次都有当前和将来的目标，都在积极推进相应政策。日本外交官多贺政幸对堀本的 “区域” 和 “亚区域” 的用法表示异议，根据多年驻印经验，主张把南亚称为 “区域”，把亚非称作 “扩展区域”。中京大学副教授溜和敏没有采用 “区域” 或 “亚区域” 的说法，而是分为南亚、扩展邻国、全球三层。这种分层方法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为了解释印度看起来有些矛盾的做法，特别是一方面与日美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与中俄保持合作关系。

　　在承认印度独特外交逻辑的同时，日本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印度追求 “多极世界”。堀本武功认为，在全球层面，印度当前目标是 “美欧日主导的国际秩序多极化”，对应政策是为实现多极化与中俄等国合作，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保持核能力，强化外交基础设施能力、强调战略自主性。印度将来目标是作为世界大国获得形成新国际秩序的能力，通过扩充海军力量实现海洋大国。溜和敏也认为，在全球层面印度保持了现存秩序改革势力这一传统立场，推进 “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把集中在一部分国家的国际政治权力分散开来。印度与日本、德国、巴西组成 “四国集团”，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其具体表现。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上席客座研究员菊池努也提出，冷战结束后的印度为阻止美国单极结构、实现 “多极世界” 而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但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在，为了阻止中国 “霸权”、实现 “多极亚洲”，印度已经转向与美国合作。

　　“多极” 一词也出现在日本所主张的 “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 的描述中。日本所主张的 “印太秩序” 是指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建立不被中美博弈所主导的多极多中心的秩序。具体来说，坚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同时与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各国开展合作，形成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多层合作网络。日本对印度国际秩序观的分析从曼荼罗模型开始，从中抽取出 “多极世界” 这个符号，日印都希望把自身视为 “多极” 中的一极，拉住美国，争取 “入常”，与其他中等力量加强合作，构成平衡中国的力量。于是，该符号就被赋予在当前国际秩序变动中契合日印双方利益的主张的含义。

　　(二)中国的他者化

　　在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把中国夸大为在确保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方面 “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须与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应对”。因此，日本对印度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把中国塑造成共同他者的倾向。其实日本智库学者也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领域是拥有共同利益的重要伙伴。中印都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国，银行总部设在上海，首任行长由印度人担任。印度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该机构的第三次年会在印度孟买召开。但是，日本智库界往往对此一带而过，在解读中印关系时更多是从多方面刻意凸显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性感知。

　　一是强调边界争端是中印紧张关系的根源，如 2017 年的洞朗对峙事件、2020 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等。

　　二是渲染印度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反对姿态，认为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中尼铁路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都有很强警戒感，印度担忧中国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可能威胁到自身作为地区支配性大国的地位。同时，印度对中国智能手机等企业的动向抱有不信任感。

　　三是夸大中国对印度在海洋问题上的威胁，认为中国可能获取可用作军事用途的港口的建设权和运营权，在印度洋扩大军事存在感。而且印度是传统的陆军国家，对于急速扩大的中国海军，特别是潜水艇可能进行的行动感到强烈不安，担忧自身与中东的海上能源航线会被切断，自身海军会受到威胁。日本学者认为，在印度洋区域，日印对中国在海洋的行动都怀有强烈的警惕心理，从应对中国这个角度来说是 “天然的合作伙伴”。但是，日印强化关系是有瓶颈的，因为印度把印度洋秩序视为印度的霸权秩序，与日本提倡的基于规则的自由透明的海洋秩序有很大区别。而且，在南海和东海，由于印度与中国有不少共同利益，不会轻易实施支援。

　　四是指出印度面对中国时怀有不可磨灭的战略自卑感。在军事力量方面，中国军队规模是印度的 2~3 倍，现代化程度也领先 10 年左右;在经济方面中国也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资本储备等指标上的优势明显，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也令印度不满。同样，2010 年 GDP 总量被中国超过之后，日本就无法继续俯视中国，但也无法仰视或平视。日本智库的叙事方式显示，印度对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之后产生的心理落差与日本有相似之处。

　　(三)中美战略竞争下的 “自主” 和 “自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实行 “东向政策” 和 “东进政策”，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迅速改善。印度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促使美印合作有了很大进展。美国把印度视为共享所谓普世价值和区域战略利益的伙伴，密切对印接触。2016 年莫迪总理访美时，美国宣称印度是 “主要防务伙伴”。同年，在两国国防部长的共同声明中，美国除了同意将与印度在防卫领域的贸易及技术共享提高到与最紧密的盟国及合作伙伴国同等的水平外，还与印度签署了《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防卫研究所的伊豆山真理认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是围绕印度在国际系统中地位和责任的一场交易。印度同意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担负一定责任，美国许诺印度在现有秩序中地位上升，并支持印度强化履行责任的能力，这就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构。

　　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础的日本不同，印度一贯宣称奉行 “战略自主性” 原则。日本智库认为，尽管莫迪政权谈论 “战略自主性” 的次数明显变少，因此被外界认为已放弃 “战略自主性”，向印美同盟迈进，但是 “战略自主性” 依然是印度对外行动的指针。印度对美态度慎重，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担心在推进与美合作的过程中被卷入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丧失本国对外行动的自由。

　　溜和敏撰文解读了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0 年出版的专著《印度方式》。苏杰生引用《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情节来说明当下中美两个大国激烈竞争背景下的印度智慧。溜和敏认为，印度方式就是不依附于中美任何一方，而主体性地完成 “平衡器” 的作用，向尽可能多的方向扩展，使本国利益最大化。他分析说，印度会保持对美 “自主” 和对华 “自立” 的平衡。对华 “自立” 是指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及在中印边界纠纷后采取的各种对华抵制政策。也就是说，印度对中美对立成为区域秩序的基轴保持警惕，既避免卷入与中国敌对的美国战略，又留给美国继续干预亚洲事务的空间。

　　俄乌冲突发生后，印度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了弃权票，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动向保持了距离。日本智库对于印俄保持 “特殊特权关系” 难掩失望，评价说 “印度陷入两难境地”，或者印度 “与西方各国、中俄、新兴国家都开展等距离外交”，并把原因总结为历史上印俄关系一向密切，印度在武器进口方面有对俄依赖，而且印度希冀俄罗斯在印巴发生武装冲突时为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等。即便如此，日本智库专家仍对今后印度外交走势保持乐观态度，认为近年来印度从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增加了武器进口，因此长期来看俄罗斯对印度武器装备的影响力会下降。另外，近年来在美印、英印、日印首脑会谈的共同声明中，加入了强烈敦促巴基斯坦采取反恐对策的语句，因此，将来对印度来说美国更重要。

　　总之，国际秩序变动是日本对印度形象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印度的国际秩序观呈现曼荼罗结构，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合组织等机制与中俄保持合作，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而且对外奉行 “战略自主性” 原则，这些与日本在二战后长期受益于美国主导的 “自由国际秩序”、强调日美同盟的国际秩序观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日本智库通过 “多极世界”、“中国”、“自主”、“自立” 等符号，找到了日印国际秩序观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建立不被中美博弈所主导的多极、多中心的秩序，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在不断加大，充当中美博弈的战略平衡者等，这成为日本希望与印度建构的 “共有观念” 的支点。在国际秩序变动期，日本谋求从国际秩序中的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由此希望塑造、引领印度，将其建构为合作伙伴。

　　三、日印双边关系中的印度形象建构

　　日本对印度 “拥有共同国际秩序观的合作伙伴” 这一角色的期待也反映在日印双边关系中印度形象的建构上。具体来说，就是对日印关系历史中象征友好的符号进行再发掘和确认、对标志当今印度的战略重要性的符号进行再发现。

　　(一)从历史叙事中建构 “亲日国” 形象

　　日本智库关于日印关系历史的叙事中频繁可见很多象征两国关系友好的符号，如佛教、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日本对印度国民军的支持、东京审判中的印度法官、印度送给日本上野公园的小象等。日本对印度的好感最早来源于佛教传播。其实日本早期的 “三分天下” 观念是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但其后随着自身实力增长，日本开始蔑视朝鲜，转而将日本之外的重要世界理解为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这种转变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不无关系。但古代日本对印度的认识总体上还只是一种遥远异邦的模糊意象，是一种文化上的憧憬。

　　在日本智库的叙事模式中，日本成功的近代化轨迹是印度对日怀有尊敬感的源泉。前日本驻印大使平林博认为，明治维新后，印度对日本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成功投以憧憬的目光，日本为印度民族解放和建设新国家提供了范本。在日俄战争中，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打败了俄罗斯，鼓舞了印度致力于民族解放的领袖和知识分子。曾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在著作中也特意提到，他的祖父岸信介访问印度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欢迎群众说，之前以为日本不如印度宗主国英国，但没想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罗斯，这鼓励尼赫鲁为印度独立而奉献终身。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与日本知识分子冈仓天心、横山大观等多次交流。二战期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也得到了日本的支持。钱德拉・鲍斯也受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推崇，2022 年莫迪在印度为其雕像揭幕。

　　也有日本学者指出，上述叙事其实是有选择性地、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 “神话”。京都大学教授中沟和弥认为，事实上包括甘地和尼赫鲁在内的印度领导人都曾强烈批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关于日印之间不存在二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的说法，中沟也指出，事实上日军在英帕尔战役中试图入侵英属印度，而且曾对印度和锡兰沿孟加拉湾的主要城市进行过空袭和轰炸，给印度社会带来痛苦和损失。但是，类似观点的文章不多，而且多为英语，被排斥在日本智库的主流话语之外。

　　舆论调查也为日本智库界的主流叙事提供了一定印证。根据日本外务省进行的舆论调查，印度对日本的好感度很高，而且近年来有所上升。2013 年，80% 的印度受访者认为日印关系良好，2019 年该比例升至 95%。2013 年，印度受访者中认为日本是重要合作伙伴的比例仅占 17%，居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2019 年这一比例升至 52%，日本成为印度人眼中最重要的伙伴。相比之下，很多日本人因印度贫穷、基础设施落后、种姓制度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对印度的印象消极。根据 2019 年日本内阁府舆论调查，日本人中对印度 “有亲近感” 和 “没有亲近感” 的比例平分秋色，各占 45.6%，认为日印关系 “良好” 的占 63.6%，远远超过认为 “不好” 的 22.8%。这显示日印相互认知存在微妙温度差。

　　(二)对印度实力的认知

　　印度在国际秩序中地位和实力的提升成为日本关注的重点。日本外务省近些年来密切关注其 GDP 增长率、人口数量和国防预算等指标，将印度称为 “崛起的全球性力量”。首先，除 2020 年为负增长之外，印度在 2008 年至 2021 年都保持了较高的 GDP 增长率，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迅速的经济体之一。其次，印度总人口为 14.12 亿，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联合国预测其人口在 2050 年将达 16.68 亿人，与中国拉开一定差距。印度人口结构相比其他国家有优势的地方是年轻人占比高，劳动人口多。而且中间收入阶层庞大，这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同时海外印度人数量众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强有力的人脉网络。再次，印度兵力 146 万人，2020 年国防预算为 641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日方相关文献在提及上述数字时通常以中国的相关数据为参照系。

　　从意识形态上讲，日本智库报告普遍强调印度是 “民主国家”，与日本、美国等国家共享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所谓 “普世价值”，而且内政稳定，独立以来不曾发生过军事政变。印度地理位置重要，处于海上通道和亚欧大陆的中央。印度 IT 产业发展迅速，20 年前以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为中心发展起来，近年来已蔓延至印度全境的主要城市，成为印度的支柱性产业，仅直接就业人数就达 370 万人。这些因素都是日本把印度视为合作对象所看重的。在日本看来，印度自身在世界政治层面上并不满足于 “均衡势力” 角色，而是希望成为世界 “主导性角色” 或 “主导性力量”，有明确的大国志向。但是，日本把印度定义为中间力量和南亚地区大国，认为定位为像中美那样的世界大国有点勉强，甚至算不上亚洲大国，更恰当的说法是 “大国化发展中国家”，即向大国迈进的发展中国家。

　　(三)对当前双边关系的认知

　　在双边关系层面，日本智库界认为日印关系在顺利发展且日益紧密，而且由于两国没有直接冲突，日印关系今后发展空间很大。日本《外交蓝皮书 2019》提到，2018 年安倍晋三邀请莫迪总理到自己在山梨县的别墅是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到自己的别墅，这是 “特别且多层的日印关系” 的象征。21 世纪前十年的后半期，日印展开了两国领导人每年互访的 “穿梭外交”，在亚洲构筑了 “特别牢固的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被邀请参加美印马拉巴尔海军联合演习等，多次进行共同演习。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印度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之后第六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定的国家。

　　让日本智库颇为失望的是，在日印政治、安全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日印经济关系并没有以令人期待的速度深化。2011 年日印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以来，日印贸易额并没有显著增长。2021 年，日本对印出口额仅占日本全部出口额的 1.7%，从印进口额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 0.8%。相比之下，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到 21.6%，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到 24.1%。日本高铁项目在印度也遭遇阻碍，进展缓慢。日本智库分析认为，日印经济关系发展不如人意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印度的商业环境虽然已有大幅度改善，但与中国、泰国等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印度的税制依然复杂，且存在土地征用、劳动争议等商业上的遗留难题，印度各邦政府权限大，改善投资环境的相关改革很难推进。第二，随着东南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东南亚各国经商环境更好，经济增长率高，因此东南亚地区是日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时能够替代印度的一个更好选择。而且印度赴日游客数量相对较少，低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赴日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人数也非常有限。日本希望今后采取措施加强人员往来，从而为日本产品赢得印度消费者的好感创造条件。

　　总之，日本智库关于日印关系的历史叙事中，表达印度对日本的尊敬、憧憬、善意支持和帮助的符号频繁出现，由此塑造了一个亲日感情由来已久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印度形象。当前印度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上升使日本将其看作 “崛起的全球性力量”，印度的人口规模特别是年轻人口比重、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IT 行业的发展、意识形态上所谓与日本的趋同性都使日本将印度视为可以拉拢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在双边关系层面，虽然两国在政治方面建立了 “特别且多层” 或者 “特别牢固” 的关系，但是经济合作、人员往来状况仍差强人意。日本一边将印度定位为大国化发展中国家，一边对印度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怀有很大期待，抱着 “投资于未来” 的心态发展日印关系。

　　四、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中的印度形象

　　乔治・赫伯特・米德和赫伯特・布鲁默的互动符号论也是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其核心主张是自我和他者的有意义的符号互动造就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近年来，日本将 “自由开放的印太” 构想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此概念是 2016 年安倍晋三提出的关于区域秩序的愿景，陆续得到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国家的回应。印度莫迪政府也于 2019 年 11 月提出涵盖七个支柱的 “印太海洋倡议”。日本印太战略宣称要维持和强化支撑该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自由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印太区域秩序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非增长走廊等都成为日印不断展开互动、建构各自国家身份和利益的符号。

　　(一)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中的印度

　　印太概念下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是日印互动的重要符号之一，而且对日印来讲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日本来讲，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有多重意义。首先，这一机制有望发展成对维护和加强印太基于规则的秩序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多边制度。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日本希望维持包容性的逻辑，在经济和开发援助等领域 “悄无声息” 地缓和中美战略竞争所导致的 “脱钩” 效应，提供一定稳定感，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其次，日本学者认为美国从 21 世纪初就一直鼓励同盟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加强合作。美国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定位为自身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重要手段，因此日本遵循美国的意愿积极推进四边安全对话。最后，由于拜登政权希望四边对话不只停留在抽象的联络上，而是拿出具体合作成果，因此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在功能性领域正缓慢地开展务实合作，包括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安全保障、反恐对策、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支援和灾害救援等。在 2021 年 3 月的首次美日印澳视频首脑峰会上四国决定成立疫苗专家、关键和新型技术以及气候三个工作组，供应链和产业链摆脱对华依赖也成为重要话题。

　　日本学者把印度看作促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意义发生转变的因素。安倍晋三在 2006 年 “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建立时发表演讲，把日印定位为 “扩大亚洲” 两端的民主国家，把美澳也拉入日印伙伴关系中，使区域性网络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带有明显的制衡中国的意味。但是，2018 年 6 月四国在新加坡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谈之后，所发布的成果的内容有明显变化，开始使用 “自由、开放、包容性的印太地区” 的措辞，而且首次使用 “支持东盟中心性” 的说法。变化原因之一是 2018 年 6 月莫迪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宣称的：“非排他性、开放性、东盟中心性和团结是新印太的核心，…… 印太不能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 日媒也宣称，正是出于对印度的考虑，在 2021 年 9 月美日印澳四边会谈共同声明中才没有出现 “中国” 字样，淡化安全色彩。也就是说，印度扮演了 “意义改写者” 的角色，促使四边安全对话的意义从不加掩饰地制衡中国向宣称 “东盟中心性”、淡化安全色彩转变。

　　日本智库认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对于印度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一，这一机制是印度发挥全球性角色的立足点，印度的角色由此得以超越南亚地区大国，而在印太这一广阔的舞台上担当塑造区域秩序的角色，在这一点上莫迪政府的态度比之前的政府更加明确。第二，印度把这一机制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印度对四边机制的态度变化与中印关系有直接联系。2017 年中印洞朗对峙发生之前印度态度并不积极，但此后向四边机制大幅度倾斜，2020 年 6 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加快了接近四边机制的步伐，有政治、外交上牵制中国的意图。但是与此同时，印度会强调四边机制不是为了封锁中国，而是为了接触中国并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印度把提高与东盟的连接性作为印太政策的支柱。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提出的 “东进政策” 强调通过贸易、文化、人员交流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印度东北地区与东盟的连接性。

　　(二)区域经济合作互动中的印度

　　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缺位，将日本推向全球经贸合作最前沿。日本试图在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强化和维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推进制定公正、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形成把劳动者权利和环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都囊括在内的新经济秩序。日本在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规则制定功能遭遇挑战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欧经济合作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力争成为制定 “全面、均衡、高水平规则” 的引领者。日印关系中《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印太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成为重要的互动符号。日本智库通过对这些互动过程的分析，塑造了一种 “特殊对待对象” 的印度形象。

　　当前印度并未提出加入 CPTPP，但日本私下没有放弃劝说印度加入的努力。2021 年 12 月，日本知名智库 “日本国际论坛” 与印度知名智库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共同举办研讨会，就地缘经济学视角下的印太地区日印合作交换意见。日方专家提出，CPTPP 是实现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工具之一。中国正在设法加强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中美 “脱钩”。而 CPTPP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采用高水平的规则，这有利于实现 “志同道合” 的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经济相互依存，有效地减少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脆弱性。印度与澳大利亚、欧盟、以色列和英国等美国的主要盟友已经签署或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所以日本希望印度能加入 CPTPP，并借此吸引美国回归。尽管劝说印度加入 CPTPP 的说法在公开场合并不多见，但是日方专家在日印智库交流中强调此事，说明日本仍在试探印度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中国释放加入 CPTPP 的信号之后，日本第一反应是非常震惊，对中国能否接受高标准规则表示怀疑，但却积极拉拢印度。

　　2022 年 5 月，美国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 启动。与包含关税削减等硬性规定的 CPTPP 不同，IPEF 用前瞻性视角关注尚未形成规则的新兴产业领域，为今后规则的形成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IPEF 在日本被解读为 “暧昧的对华包围网”，是为了使印度和东南亚在经济上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威胁、实现经济安全保障而设计的。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的高桥俊树认为，美国事先向各国说明，成员国并不被要求参加该框架的全部四个支柱。印度暂时退出贸易支柱的谈判，因为印度很难在该支柱下跨境数据流通的协商中与其他成员国达成一致。而美国对于印度参加供应链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两大支柱寄予厚望。美国希望 IPEF 可以在半导体等方面形成稳定的供应链，期待印度发挥半导体开发和制造据点的作用。同时由于印度在国际太阳能联盟这一平台的打造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因此美国期望印度在清洁能源领域做出贡献。

　　日本一直力主印度加入 RCEP。当印度宣布退出 RCEP 谈判后，日本智库专家并未进行批评，反而对其进行合理化，其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反省模式。日本专家承认原本就是日本为削弱中国的谈判能力而拉印度参加谈判的。印度希望 RCEP 协议能为本国信息服务业的跨境服务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更多便利，但其他国家态度消极，日本也未能在谈判中对此给予充分考虑，因此日本专家认为印度的退出是必然趋势。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把印度退出的原因与中国因素联系起来。首先，印度与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各国等许多参加 RCEP 谈判的国家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担忧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是促使印度离开 RCEP 谈判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日本认为，印度与中美双方都没有缔结双边协定，将来可能既会加入 RCEP，也加入美国重返后的 CPTPP，来谋求中美之间的平衡。在无法预料美国何时重返 CPTPP 的情况下，印度只加入 RCEP 会在中美之间失去平衡。

　　(三)日印在亚非地区合作

　　2017 年日印联合推出 “亚非增长走廊” 计划。其动机是日本企业囿于非洲的陌生环境，对非投资踟蹰不前，而印度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进入非洲，在非洲拥有移民基础和经营经验，因此日企积极与印度企业开展合作，使其成为进入非洲的抓手。同时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多年，认为自身在亚洲的经验可以供印度借鉴。日印联手也有防止中国在亚非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大影响力的意图。尽管有智库批评该计划停留在 “愿景” 阶段，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但是事实上日印两国仍在推进在亚非地区的商业交流和合作。2019 年年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印度工业联盟签署备忘录，成立 “亚非地区日印商务合作平台”，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定期交流，在印太框架下促进商业合作。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印度工业联盟发布的调研报告称，日印企业在非洲有很强互补性。根据该报告，日本民间企业与非洲各国经济关系呈现深化趋势。2003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日本对非投资额约 170 亿美元，投资行业以汽车组装和销售、物流、化学纤维制造为主，创造了超过 8.2 万个就业机会。而在此期间，印度对非投资 450 亿美元，以通信、金融服务、软件 / IT 服务为主，创造超 11.7 万个就业机会。报告指出，约九成日企认为在非经营的最大风险来自 “法律规定和业务方面的应对”，而印度在日本 “理想的在非第三方合作伙伴” 中排名第一。日印在非合作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很多在印的日企对非出口汽车、汽车零件、消费品等。这些企业不仅出口到非洲，还邀请非洲的管理人员到印度进行研修，学习经验后回非洲开分店。第二，日印企业共同致力于迷你发电厂运营等基础设施项目和汽车服务产业。第三，日印合资企业在非开展石油、天然气、通信等合作项目。第四，印度软件实力强，日本硬件实力突出，双方在数字领域合作空间大。日印在非合作既可获得经济利益，在战略上也试图进行对华围堵，又能与美协调，配合落实 “美日印澳” 四方机制，推进 “自由开放的印太”，追求 “一石三鸟” 的效果。

　　总之，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各类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日印在亚非合作等都是日印两国在印太区域秩序中开展有意识、有意图、有意义互动的符号，两国在互动中赋予这些符号不同的含义，通过谈判确认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对于日本来说，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是为了中和中美竞争所带来的 “脱钩” 效应，也是为了响应美国鼓励同盟国之间加强合作的 “号召”，并希望在此框架下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发挥日本在民生、技术等方面的长处。但因为印度的加入，该机制不得不避免明确表达制衡中国的意图，转而支持 “东盟中心性”。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当印度表示退出 RCEP 谈判，以 “自由贸易旗手” 自居的日本叙事模式并未指责印度，而是进行自我反省，认为自身未能充分考虑印度利益，并归咎于中国。日本仍在积极推进日印在亚非地区的合作。可见，印度在印太区域秩序中既是日本积极拉拢的合作伙伴，又是 “意义改写者” 和 “特殊对待对象”。

　　结语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与 21 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升温呈现一致趋势。既往研究往往认为国家利益推动了日印关系升温和合作强化，但是，观念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对其行为也产生影响。在国际秩序变动期，日本谋求从国际秩序中的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由此希望对印度的角色和身份发挥塑造和引领作用，将印度视为在国际秩序变动进程中可以拉拢的重要合作伙伴。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形象建构过程具有三个特点。首先，这并非一种客观真实，而是 “符号真实” 和 “主观真实”，是通过各种表征符号的选择和黏合来为日本政府提供在国际变局下有望与印度建立的 “共有观念” 的支点的过程。国际秩序观、双边关系、印太区域秩序中互动三个层面可视为诸多符号文本的三个组合轴，互相黏合补充，而每个层面都包含很多可供比较与选择的符号，形成聚合关系。

　　其次，日本智库文本对印度的分析、评价与阐释看似中立客观，但是在每个组合轴中的符号选择上具有极强的指向性，那就是强调可以成为 “主要合作伙伴” 或者 “准盟友” 的因素，排除或消解不利因素。在国际秩序观层面，日本在承认印度国际秩序观的 “曼荼罗” 结构、“战略自主性” 原则等与自身相异点的基础上，找到了日印国际秩序观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建立不被中美博弈所主导的多极、多中心的秩序，共同应对中国这一 “共同他者” 的威胁，充当中美博弈的战略平衡器等，这成为日本希望与印度建构的 “共有观念”。在双边层面，关于日印关系的历史叙事中，象征印度对日本的尊敬、憧憬和善意的符号频繁出现，印度的重要地理位置、当前印度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上升以及意识形态上所谓与日本的趋同性等也成为日方强调的重点。在印太区域秩序互动层面，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日印在亚非的合作等都是日本用来建构共同利益的符号。今后日本还会在各层面发明出更多符号发挥 “以言行事” 的作用来拉拢印度并积极在国际社会兜售。

　　最后，印度的 “主要合作伙伴” 或者 “准盟友” 形象建构进程并不是完结状态，而是正在进行中，但也时常与现实有一定差距。对于印度与己相异的观念和利益，日本智库总是轻描淡写带过或自我反省，很少加以谴责。实际上日印不是铁板一块，印度有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并不会完全按照日本的期待前行。日印双边经济合作并不如日本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在区域秩序符号互动中印度又成为 “意义改写者” 和 “特殊对待对象”。

　　中国应警惕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构建的消极影响。日本对印度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中国的 “威胁者” 和 “挑战者” 想象，中国应防范日本与印度轮番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做文章并在国际上破坏中国热爱和平、走和平道路的形象。日印在涉华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和考量，日本清楚印度并没有形成中国包围网的意图。中方可继续强化中日、中印经贸领域合作，强健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合作。同时，在国际竞争一定程度上呈现符号化趋势的情况下，中国应密切关注日印在符号领域的互动，思索对原有意义进行拆解，按照中国外交的需要对这些符号进行重新解码、编码，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中国表态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态度就是对 CPTPP 符号进行重新编码的良好案例，中方对日关系主导权和话语主导权都由此得以增强。

张 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