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林经济管理学报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随着 5G 网络、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并促进乡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农村政务的数字化服务让农民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然而，农民在数字化过程中也面临着数字意识不足和数字技能缺乏等问题。《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 (2024)》显示，农村地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较低，与城市居民之间仍存在 “数字鸿沟”。部分农民因缺乏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无法有效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从而抑制农民创业意愿和乡村数字经济活力。在数字乡村治理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有效提升农民创业意愿，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民创业意愿反映农民对创业活动的态度和动机，现有关于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核心因素。社会环境方面，政府的引导政策为农民创业提供制度性保障和便利条件。如扶贫政策和创业支持政策显著增强了农民的创业意愿，并促进了农民创业决策能力的提升。同时，政府提供的创业辅导和技能培训能够助力农民有效应对创业风险。农民个人特征方面，农民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创业经验等个人特征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此外，随着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加快，学者开始关注农民个人能力层面的影响因素，如风险承受能力、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数字技能。当农民具备较高水平的数字技能时，依托农村电子商务技术，农民能够更便捷地构建创业关系网络，获取数字金融服务，进而增强其创业意愿。创业过程中需要创业者不断接受培训、学习新知识和解决问题，因此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农民是农村重要的潜在创业者。

　　二是数字素养构成影响农民创业意愿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是农村创业者弥合数字鸿沟、融入数字社会和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能力。因此，数字素养也是影响农民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李晓静等提出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个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帮助个体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数字资源，从而快速适应数字社会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在数字乡村治理研究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可以显著增强农民使用和转化数字技术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农民收入并缓解农民贫困，最终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柯全山等认为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和激发农民创业活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民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开展数字创新创业活动可以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数字素养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这为本文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农民个人特征层面的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缺乏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如何通过具体路径影响农民创业意愿，以及社会资本和创业风险感知等情境因素如何影响两者关系。基于此，本文基于创业机会理论，构建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数字乡村治理政策提供学理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素养与农民创业意愿的关系

　　根据创业机会理论，创业机会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商业价值。当农民能够有效识别创业机会时，其创业意愿会增强。具有高水平数字素养的农民通常拥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快速了解新技术动态和新产品资讯等信息，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新的创业机会。同时，农民通过利用数字工具能够有效识别创业机会，激发创业意愿。此外，数字素养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农民可采用数据驱动方法来评估创业机会的风险与收益，进而提高其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和创业意愿。因此，数字素养可以提升农民在创业机会识别和评估中的表现，使农民有效地结合自身资源来利用创业机会。当农民创业者面临资金、商业信息等资源获取困境时，数字素养有助于农民打破资源和信息壁垒，把握创业机会，进而激发农民创业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₁：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创业决策受个体的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资本分为脱域型社会资本和地域型社会资本。其中，脱域型社会资本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建立的开放性和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拥有较高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农民能够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信息，并与网络中的个体进行资源交换。随着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脱域型社会资本不仅增加农民接触商业信息和行业动态的机会，还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当脱域型社会资本较弱时，农民受限于个人社会网络，其数字素养水平也相对较低，这会削弱农民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进而使其创业意愿难以得到显著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₂：农民脱域型社会资本在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地域型社会资本是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代表农民能够获取和调动的本地资源。当地域型社会资本较高时，农民借助邻里和亲友间的交流，快速地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进而有效地整合本土资源。随着数字素养提升，农民通过强化亲友的联系和社会网络，能够共享本地资源和市场机会信息，这将会增强农民的创业意愿。相反，当低地域型社会资本匮乏时，农民与他人间的信任度较低，会限制高数字素养农民调动本地资源的能力，从而减弱数字素养在激发农民创业意愿的正面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₃：农民地域型社会资本在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创业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创业风险感知是农民创业者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因素的评估，会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具有高创业风险感知的农民，能够敏锐识别风险信号，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随着数字素养提升，农民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数字工具来管理风险，从而作出合理的创业决策。因此，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变强。相反，低创业风险感知的农民虽然具备信息获取的优势，但缺乏利用数字工具应对创业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这种局限性导致农民易忽视市场机会，进而削弱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₄：创业风险感知能力在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四)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创业机会理论，数字素养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利用间接影响创业意愿。首先，数字素养可以提升创业者系统地收集、处理和识别信息能力。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民，能够借助数字技术迅速接收并处理信息，进而发现潜在的创业机会。因此，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民信息处理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最终提升农民创业意愿。其次，创业机会利用是创业者将识别到的创业机会与资源相进行匹配，进而创造价值的过程。当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后，农民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资源利用能力，这意味农民能够更好地将资源与创业机会相结合，通过提高创业机会利用能力，激发其创业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₅：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机会识别来促进农民创业意愿;

　　H₆：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机会利用来促进农民创业意愿。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3 年 7-9 月开展关于数字素养影响农民创业意愿水平的专项调查，调查采用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发放线上问卷。调研组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随机抽取 10 个样本省，东部地区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中部地区为安徽省、河北省和江西省，西部地区为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地区为辽宁省，样本覆盖 55 个县(市、区)。

　　问卷量表均采用成熟量表，各项文字表述针对调查对象进行适当调整和逻辑优化，方便调查对象快速理解语境。问卷内容除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外，还包括脱域型社会资本、地域型社会资本、创业风险感知、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创业机会利用能力等内容。调查共回收 390 份问卷，剔除 19 份未通过陷阱题测试和数据不完整的问卷及 76 份所有题目得分相同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 295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75.64%。样本中的农民在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经历、社会地位、地区分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符合研究目标群体的总体特征。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创业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 Liñán 等的研究，根据调研对象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主要从创业动力、创业目标和创业准备等角度测量创业意愿。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照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DigComp2.1(2017)的分类标准，并结合李晓静等和苏岚岚等的研究，充分考虑调研区域农民的生活生产实际状况，通过数据使用素养、沟通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等 5 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量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每个维度设立 3 个测量条目。

　　调节变量：本文选取脱域型社会资本、地域型社会资本和创业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基于脱域型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参考叶子等的研究，从业缘网络、业缘互惠、业缘信任和业缘参与等 4 个维度测量。地域型社会资本是农民基于地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从地缘网络、地缘互惠、地缘信任和地缘参与等 4 个维度测量。创业风险感知是创业者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因素的评估，参考现有研究，从确定决策结果、估算结果可能性、决策风险控制、估计潜在损失和决策风险应对等 5 个条目进行测量。

　　中介变量：本文选取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利用作为中介变量，参考张红等和 Kuckertz 等的研究，创业机会识别是发现可行的商业机会或有价值的新产品服务市场，从发现商机、寻找商机和寻找新产品、新服务等多个角度来测量。创业机会利用是创业者通过资源整合来识别并利用潜在的商业机会，从组建团队、发现新商机、招募团队和获取资金等 4 个条目来测量。

　　针对以上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 0.9，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 0.9，说明变量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超过 0.7，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 0.5，说明变量之间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拟合指标，χ²/df 为 2.212，RMSEA 为 0.064，CFI 为 0.943，TLI 为 0.935，所有指标均小于临界值，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控制变量：参考何良兴等的研究，选取可能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农民的个体特征、工作经历与创业经验、家庭与经济状况等 3 个方面。个体特征方面，选择性别、年龄、和学历等 3 个变量，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差异性，较高的学历有助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并可能增强创业信心。工作经历与创业经验方面，主要选择外出务工与创业经历两个变量，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民接触城市生活方式并掌握新技术技能，从而开阔视野;而创业经历则可能为其积累初始资金和人脉资源，从而影响创业意愿。家庭与经济状况方面，选择家庭支持、村干部任职和副业意愿等 3 个变量，家庭支持对创业者至关重要，能够显著影响其创业意愿。

　　四、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采用 Stata18.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 1.20，远小于临界值 10，这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与被解释变量创业意愿，可以看出数字素养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是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调整后的 R² 由 0.300 增加至 0.449，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变好，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系数(β=0.726，P<0.01)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农民创业意愿。据此，H₁得以验证。

　　(二)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检验了脱域型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其中数字素养与脱域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系数(β=0.132，P<0.05)显著为正，这表明脱域型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素养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据此，H₂得以验证。模型(4)检验了地域型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其中数字素养与地域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08，P<0.05)，这表明地域型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素养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据此，H₃得以验证。模型(5)检验了创业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其中数字素养与创业风险感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06，P<0.05)，这说明创业风险感知正向调节数字素养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据此，H₄得以验证。

　　(三)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采用逐步回归法，选取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利用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创业机会识别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6)为基准模型，表明数字素养显著提升农民创业意愿，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个条件;模型(7)的数字素养系数(β=0.424，P<0.01)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素养显著促进农民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这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个条件。模型(9)是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创业机会识别的综合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素养(β=0.529，P<0.01)和创业机会识别的系数(β=0.465，P<0.01)均显著为正，模型(9)中数字素养系数相比基准模型(6)中数字素养系数减小 0.197，这表明创业机会识别在数字素养提升农民创业意愿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据此，H₅得以验证。

　　其次，创业机会利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6)是基准模型，符合第一个条件。模型(8)的数字素养系数(β=0.209，P<0.05)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素养显著促进农民的创业机会利用能力，这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个条件。模型(10)是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创业机会利用的综合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素养(β=0.667，P<0.01)和创业机会利用的系数(β=0.281，P<0.01)均显著为正，模型(10)中数字素养系数相比基准模型(6)中数字素养系数减小了 0.059，这说明创业机会利用在数字素养提升农民创业意愿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据此，H₆得以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利用的中介效应，使用 Bootstrap 抽样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529，数字素养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影响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0.197，且显著为正，因此创业机会识别在数字素养和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₅得到进一步验证。同样，数字素养通过创业机会利用影响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0.059，且显著为正，因此创业机会利用在数字素养和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₆得到进一步验证。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 295 名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创业机会理论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农民掌握数字内容创建、沟通与协作等数字技能时，更易激发创业热情。第二，从异质性分析来看，脱域型社会资本、地域型社会资本和创业风险感知均加强了数字素养对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素养更显著提升具有较高脱域型社会资本、地域型社会资本和创业风险感知能力的农民创业意愿。第三，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民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利用两个影响机制实现，其中创业机会识别在数字素养和农民创业意愿的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积极推动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政府部门应制定激励政策和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服务，提升农民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鼓励农民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创业。加强农民数字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为农民创业提供融资贷款和管理咨询等创业服务，以及场地扶持、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发农民创业活力。其次，引导农民建立社会资本、培养创业风险感知能力。积极推动农民基于数字工具和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鼓励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利用外部社会网络关系在乡村进行数字创新创业。围绕数字创新创业开展培训，推动创业风险认知普及，帮助农民创业者识别创业风险并做好风险管控，提升农民的创业风险感知能力。最后，加强农民创新创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培训应着重培养农民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提升农民利用数字工具对创业资源的整合能力。

孟猛猛,柏晓琛,叶江宁,雷家骕,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