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物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试论杭州圣果寺千佛阁的营造及相关问题

　　一、考古材料所见千佛阁的沿革

　　早在唐末诗僧处默诗《圣果寺》中已见圣果寺名，南宋《咸淳临安志》云：“圣果寺，在包家山，旧在凤凰山之右…… 中兴后以其地为殿前司，徙今处。” 另记：“石佛，梁开平四年钱氏镌弥陀、观音、势至三佛于石上。” 明代《西湖游览志》也提及：“胜果寺，唐乾宁间无著喜禅师建。吴越王镌弥陀、观音、势至三佛及十八罗汉像于石壁。” 至清代释超乾撰成《凤凰山圣果寺志》(下文简称《寺志》)，才基于文献全面梳理了圣果寺的布局与沿革。总体而言，关于圣果寺的始建年代，文献有隋、唐两种记载，但对西方三圣像龛凿造于五代已有共识。

　　千佛阁位于圣果寺佛殿址北部的山坡上，依托西方三圣像龛修建，坐西北朝东南。发掘结果显示，龛阁由下至上可分三级平台。第三级平台地势最高，为西方三圣像龛前平台，地面由山岩斩凿而成，与西方三圣像龛相连，两侧凿建有通往龛内佛坛的石台阶，每尊佛像之间、两侧台阶与佛像之间各设一处础石，共计四处。第二级平台稍矮，为夯土地面，发现柱础四处，台面见方砖铺地，部分区域见用规格不一的条砖拼替的现象。第一级平台地势最低，前檐处确认有石质排水沟和砖砌散水，在整个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依山岩而建的、纵向砖砌排水沟。

　　观察梁孔位置与柱网结构，推测千佛阁原应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木构建筑。千佛阁区域出土遗存可大致分为两期，晚期为明清遗存，早期地层出土的瓦当可对其沿革提供依据。千佛阁出土的瓦当可分为 A(莲花纹)、B(花瓣纹)两型，又以 A 型居多。莲花纹均为单瓣，莲瓣有椭圆(Aa 型)、圆尖(Ab 型)和菱形(Ac 型)三种，花瓣之间饰有 T 形间饰，当心为莲蓬形，边轮与当面纹饰之间饰连珠纹。Aa 型为八瓣莲花，花瓣呈椭圆形，普遍呈红色，隋唐洛阳城、华清宫、扬州城唐代晚期地层内均有相似者出土，其流行和使用时间相对较长。Ab 型瓦当莲花浮雕较高，边轮宽度不均匀且明显高于当面，与 Ab 型花瓣相像的瓦当在隋唐洛阳城唐晚期地层、扬州城不晚于北宋的地层、南宋府治遗址也有发现，这种花肉浑圆的尖瓣莲花纹瓦当应源于唐代中原地区，在南方地区的流行时间可能晚于椭圆形莲瓣者，但并非北宋才有的新样式。Ac 型瓦当花瓣与当心莲蓬紧密连接，均为八瓣，花肉饱满有明显折棱，每片花瓣根部均斜削一块，展现出花朵饱满的绽放之姿，与其形制较相似者多见于雷峰塔、南宋御街等杭州地区遗存的宋代地层中，具有较强的地域和时代特色。总体看，千佛阁出土的 Aa 更接近晚唐风格;Ab 型瓦当在南方地区流行时间稍晚，多见于唐以后;Ac 型则具有明显的南宋特征，三者应该存在年代从早到晚的更替关系。B 型瓦当花瓣细长呈梭形，当面纹饰清晰简洁，雷峰塔遗址中曾发现相似者，可能为宋代出现的表现某种花朵变体的新类型。

　　千佛阁的早期瓦当接近晚唐风格，与文献记载中龛像和千佛阁的始建年代基本相符;地层内出土的瓦当形制特征有较为明显的延续性，表明千佛阁的个别瓦当进行过替换，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第一、二级平台的铺砖。由此可知，千佛阁自五代建成后进行过多次修缮，并一直使用至南宋时期。

　　《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圣果寺曾迁至包家山，凤凰山原址被荒废。《寺志》又载：“高宗南渡，废为禁苑。孝宗淳熙十三年四月甲子重建……” 千佛阁坡下的圣果寺佛殿建筑区发掘出土大量兽面纹、花卉纹瓦当，如意型滴水等具有典型南宋特征的建筑构件，遗物规模显示出该区域建筑在南宋时期有重新修缮乃至复建的可能，但在千佛阁遗址中始终未见有与之相似的遗物或建筑构件大规模替换的现象。综合来看，淳熙年间圣果寺的重建，并不包括千佛阁，至多对其进行小范围修整，千佛阁的使用下限当在南宋时期。

　　千佛阁的兴废与五代至南宋统治者对佛教所持态度的变化密不可分。钱镠笃信佛教，广建佛寺，使杭州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与建寺和建塔一样，窟龛造像的开凿也是修功德的一种重要方式。西方三圣像规模巨大，不仅是钱镠虔心向佛的表现，也是一种精神象征。依托弥陀净土的信仰，龛像代表着对无忧美好的极乐净土的企盼与向往，配合了吴越国利用佛教安抚民众、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寄托着钱镠祈求安定、国祚永存的愿望。加之唐末中原地区因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开窟造像的数量锐减，周边受战乱影响较少的地区反而兴盛起来。开凿大型造像也是展现吴越国国力强盛、经济兴旺的一种举措。

　　待宋室南渡之初，都城建设一时难以完成，常有占用寺院等已有公共场所的情况。圣果寺地处宫城禁苑，占用其建筑为殿前司符合当时的情况。但实际上，南渡后杭州部分寺院得以重建，并新建了一些沿用旧都寺额的寺院，由此不难看出吴越归宋以来圣果寺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孝宗时期圣果寺虽得以重兴于凤凰山，但再未见皇室的赏赐或官僚支持，寺院经济来源单一，更难以大规模重修或重建千佛阁。

　　二、龛阁空间的凿建与规划

　　一般而言，石窟崖面或利用自然直壁，或人为斩山开凿。圣果寺龛阁位于凤凰山中峰东侧靠近山脊的位置，此处山体分布连续，植被茂盛，未见岩体大面积崩塌、裸露的现象，可排除利用断崖开龛造像的可能。观察西方三圣像龛及周边区域可见，其外壁所处的岩面平整，走向平直清晰且几乎与地面垂直，有十分明显的修整痕迹。岩面向南北两侧延伸一段距离后便戛然中断，由此判断其应为斩山形成的正壁。斩山侧壁位于千佛阁平台南北两侧 17~20 米处，均与正壁垂直。北壁虽受植被遮挡，但边界较为清晰;南壁受到山路破坏，仅见下半部分。明确两处斩山侧壁便界定了斩山范围：正壁斜长约 63 米，北壁长约 16.4 米，南壁长约 25.3 米，共同围合成一处较大的斩山空间，千佛阁台基即位于斩山空间中部。台基南侧还发现大片裸露的斩山地面，呈阶梯状延伸至斩山南壁，推测建筑以外的地面仅做了简单处理，并由斩山侧壁逐步向下倾斜至建筑地面。

　　西方三圣像龛为斩山正壁向内凿造，在三圣像之间、像龛底部，发现有与龛像一体凿造的柱础，现存四块。柱础对应的龛正壁上见有梁孔，选位大体避让、配合佛像及纹饰位置。第二级平台发现前后两排柱础，内排直接依山岩凿成。前檐柱础缺失严重，仅余东南一块。前檐散水与排水设施均位于第一级平台。结合前檐散水走向及建筑柱础位置来看，龛底柱础一线、第二排柱础及前檐散水、石质排水沟一线均互相平行，纵向近垂直，且柱础位置大体与龛壁的梁孔位置对应，即龛像与建筑朝向一致，因此可确定千佛阁确为依西方三圣像龛所建的大型窟前建筑。

　　千佛阁仅于前檐做砖铺散水，范围稍小于建筑面阔，散水铺砖均向外侧的石质排水沟倾斜。两侧散水均用青砖斜切拼接成窝角包围石质排水沟，表明散水的形制与尺寸都经周密设计。散水南端紧邻一处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南靠斩山地面、北依建筑前侧台基包砖，东段开口高度与散水铺砖齐平。由此大致推测，斩山壁面及地面的地表水、积水应先通过两侧呈阶梯状的斩山地面向中部汇集至建筑前侧的排水沟及前檐散水、石质排水沟，并利用山体坡度一同向东排出，完成斩山平台及建筑排水。

　　综上所述，由于龛阁位于寺院后方山体连绵处，斩山空间边界平直、清晰，斩山难度及工程量较大，开凿之前应有较为明确和详细的规划。石窟的开凿根据其性质与功能，具有较为清晰的分区和工序的划分，西方三圣像规模虽大但采用浅龛的设计，其龛前平台的规模也远超一般观像、膜拜等活动之需，更可能是为大型窟前建筑的建设预留空间。从发掘结果来看，龛壁梁孔、地面础石位置既相互对应又避让了造像身形及装饰;斩山侧壁排水与建筑排水配合紧密，共同完成龛阁所在区域的排水，都可以表明山体的修整已将窟前建筑的结构考虑在内。结合前文对出土瓦当的研究，基本可以确定西方三圣像龛与千佛阁为统一规划、同期修建，而非后世增筑。

　　三、龛阁的选址与布局

　　上文已述，圣果寺龛阁位于凤凰山中峰东侧靠近山脊处。关于凤凰山，《咸淳临安志》中记 “钱塘旧志正南一十里，下瞰大江，直望海门…… 其右山巅石筍林立，最为怪奇，…… 天风泠然，有飘渺凭虚之意。山上有圣果院。”《寺志》云：“自昌化竹岭起，过西天目直至凤凰山，形势飞凤，杭城王气尽属于是矣。” 凤凰山远观形如凤凰张开双翼，北为西湖，南为钱塘江，圣果寺所在的中峰 “绝顶平夷，透起石峰如屏”。其山岩陡峭，怪石嶙峋，环境清幽静谧，山中景色独特;山体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多有摩崖石刻，自然与人文景观交错辉映，圣果寺最初也因胜景梵音而取名为 “胜果寺”。凤凰山自隋唐起便是州治所在，吴越国在旧有基础上筑建王城，直至宋代凤凰山一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此外，圣果寺由高僧文喜重兴，而钱镠对其十分崇敬，往来频繁，多次请教佛法，二者颇有渊源，并于大顺元年(890 年)，“钱王奏赐紫衣，请师住圣果。乾宁四年，又奏请无著徽号”。文喜逝于光化二年，后钱镠又曾派人祭奠并重新埋葬，对文喜的重视使圣果寺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与经济支持。

　　龛阁开于半山腰处，此处山势连绵，道路幽深陡峭，依《寺志》记载，上山有一条薜萝古径。处默诗中也讲去往圣果寺的山路写作 “路从中峰上，盘回出薜萝”。明代重修钟楼时也一并修整薜萝之径，并于路旁点缀亭榭。近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薜萝径的走向进行了调查与勘探，确认山路位于寺院南侧，自山门通往圣果寺。龛阁修建时圣果寺佛殿等主要建筑早已建成使用，因此工程必须考虑已有建筑和道路。薜萝径南侧与圣果寺主体建筑相距甚远，山路相隔，一南一北，难与寺院融为一体。反观北侧不仅与主体建筑的关联性强，布局组合与排布的灵活性更高，还可最大程度利用原有道路。同时，千佛阁所处位置也是中峰东坡最接近鞍部的位置，坡面高耸如屏，两侧双峰如同双翼由此展开，位置相当优越。

　　总体来看，寺院所处的凤凰山地理位置优越、自然风光独特、政治意义突出，圣果寺此时又有备受统治者重视的高僧加持，确实是建造龛阁的不二之选。不论从自然环境、营造工程还是建筑形制的角度分析，都不难看出，千佛阁的选址是审慎考量的结果，既占据了中峰东坡鞍部的高点位置，又与寺院原有建筑紧凑组合，丰富了寺院结构，结合山势形成前殿后阁的布局。

　　阁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的高层建筑，外表高耸精巧，内部空间较大，且可登临，建造技术较为复杂，在寺院中常被用于安置造像，以阁为殿，可以丰富布局的层次感，营造肃丽、雅致的氛围，是寺院中较为常见的建筑之一。用 “千佛” 命名佛教建筑名称的情况，南北朝建造石窟时已有，宋代以来寺院中建千佛阁的记载增多，南宋时临安的净慈寺、上天竺寺等都在寺内建造过千佛阁，其主要功能与佛殿相似，利用高层空间，环列众多佛教造像。此外，圣果寺千佛阁还具备较强的使用功能。南方全年潮湿多雨，夏季潮热而冬季湿冷，裸露的佛像易受到侵害，圣果寺西方三圣像龛进深较浅，本身不具备遮蔽、保护造像的功能，需要依靠外接建筑来实现。文献记载最早的窟前木构佛阁是南朝浙江剡溪石城寺大佛营造的三重阁，江南地区另一处著名的石窟栖霞山石窟，在岩壁上发现多处横向凹槽与方形榫孔的痕迹，表明窟前可能建有大型木构建筑。这种大型龛像前接木阁的形式，其渊源可能就是南朝，并且影响到北齐一些大型佛像的凿造与建设。这种组合一直延续至唐代，受到统治者的影响，兴起建造大型佛教造像的现象，最著名的便有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如莫高窟 96 窟、天梯山 13 窟等，其中不少龛像前接大型的殿堂或佛阁等建筑。石窟造像与木构建筑组合起来，以地面建筑的形式参与布局，也是佛教建筑中国化的明显表现。同时，这种大型造像活动也是实力的象征和展现，如此便得到了此时吴越王的效仿和支持。

　　自佛教传入以来，佛教寺院的建设便一直走在与本土传统相融合的道路上，从而不断发展，逐渐形成鲜明且成熟的布局特征。唐乾封二年(667 年)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与《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佛教寺院的规划思路，无论从寺院布局规划，还是建筑形制，其实质是脱胎于当时汉地所流行的规划布局形式。二者都对理想中的祗洹寺和律宗寺院进行了描述，除了多院落与庞大的体量外，令人关注的是，它们都强调了主院轴线的建置，楼阁建筑频繁见于中轴线两侧及末端，且殿后重阁高度往往要更为突出。而这种前殿后阁的形式，除了长安城内一些大型寺院，也存在于许多城外寺院内，是唐代比较多见的一种寺院建筑组合，在许多唐代石窟壁画中也经常出现。有别于传统的洞窟，圣果寺千佛阁将龛像与窟前建筑相组合，以阁的形式置于寺院后方，建成后无疑是圣果寺的标志性核心建筑之一。千佛阁位置紧靠鞍部，相当于此坡面上圣果寺寺院的顶点与末端，龛阁与早期建筑组合形成圣果寺的台地轴线，构成前殿后阁的布局，这种做法应是对唐代寺院布局的延续和模仿。

　　千佛阁的建造将圣果寺的范围由原来的平台向上延伸至山脊，并与两峰鞍部这个特殊位置紧密联结，使圣果寺的建筑景观极具空间层次感。千佛阁建成后，山门 - 佛殿 - 龛阁沿线的大小景观全部被串联起来，将此坡面从山脚到山顶都纳入圣果寺的影响范围内，圣果寺之于凤凰山的意义便更加突出，极大程度地展现了南方山寺因势而建、错落有致的特点。而此后的文献与考古发掘材料均无千佛阁重建的证明，由于建筑的荒废，西方三圣像龛逐渐由寺院末端高阁建筑的一部分变为附属于寺院的大型石窟造像;其性质由寺院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变为寺院主体建筑群之外的佛教文化景观。南宋重建后的圣果寺寺院布局也由层次丰富、轴线意识明确的前殿后阁式布局，变为集中分布在佛殿所在山间平台的 “一正殿、多配殿” 布局。

　　四、结语

　　通过明确斩山范围与排水系统，可以确认圣果寺千佛阁与西方三圣像龛为一体规划、营造，这种窟前建阁的形制应是对南朝以来修建窟前佛阁的继承。此外，千佛阁选址于凤凰山东坡鞍部，此处相当于圣果寺寺院的末端与最高点。千佛阁的营建使寺院形成了山门 - 佛殿 - 龛阁的布局，其选址之特殊、工程之复杂，表明石窟与窟前建筑在寺院布局中充当重要角色，甚至是核心建筑之一，这可能是对唐代中原地区末端置阁的寺院布局规划的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龛阁于五代新建，年代下限应为南宋，对圣果寺的布局产生了两次深刻的影响。圣果寺两次布局的调整，不仅是山寺规划整体性的体现，更是唐宋佛教发展在寺院布局上的缩影。正是大大小小的平地、山地寺院布局随时代的更迭不断地吸收、融合，不断地调整、变化，汇集了汉地建筑与佛教相宜的部分，促进了汉地佛教寺院布局发展的成熟与稳定。但由于圣果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整理仍在继续，本文对其的分析和讨论仅基于现有材料开展。相信随着工作的推进，千佛阁建筑形制的复原与主体建筑区域的建筑形制、组合与沿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与细化。

张宛玉,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