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从黑色雅典娜到绿色中国：全球南方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跨文化传播

　　1987 年，“黑色雅典娜” 命题在欧美学术圈引发震动。英国犹太学者马丁・波纳尔通过史料挖掘与学术考证，揭示被白人中心主义包裹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指出希腊文明深受非洲文明影响，是 “黑色的”，这对欧美学术圈的白人种族文化优越感构成挑战。

　　2023 年 8 月，“从全球到村庄：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 活动在浙江缙云举行，30 余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与。该活动旨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深度学术交流，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密码及其跨文化传播路径。活动中，“生态现代化” 命题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凸显，学者们重新发现 “绿色”，将多种理论资源统摄，为非洲国家思考现代化命题提供起点，也为 “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传播提供新机遇与方法论启示。

　　一、被垄断的 “绿色”：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故事

　　自现代化理论诞生起，有关 “绿色” 的故事就层出不穷。但多数故事以西方社会的定义为准绳，对概念的知识谱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探问不足，导致生态环境故事被西方话语秩序与权力机制高度垄断，因此需要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生态环境作为全球性问题，在话语层面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欧美因两次工业革命出现诸多环境问题，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 1962 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推动了全球现代环境保护运动。面对生态危机，西方国家将内部问题外部化转嫁，包括 “技术性转嫁”“空间性转嫁”“时间性转嫁” 三种类型。中国与津巴布韦以不同方式被动纳入这一转嫁过程。

　　在中国，西方国家产业转移与中国工业化愿景耦合，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2000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间，承接了大量西方劳动密集型高污染产业。中国煤炭开采历史悠久，但之前并未引发像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环境灾难，这与 “李约瑟之谜” 相关，工业革命源于 “战争资本主义” 推动，煤被纳入现代 “世界体系” 才引发环境问题。到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显著环境压力，外部的空间性转嫁在国内复制，农村地区承接了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后果。然而，在国际传播中，中国环境问题的矛盾产生背景被媒体 “哈哈镜” 遮蔽，还被西方指责为生态保护理念缺失、“先污染后治理”。

　　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后延续了殖民地时期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不彻底成为发展 “病根”。“绿色革命” 倡导借助化学与生物技术增加粮食产量，但在津巴布韦却出现 “更多粮食，更多饥饿” 的情况。津巴布韦曾是 “非洲粮仓”，后因殖民地时期种植烟草，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森林面积减少，环境污染严重。

　　中国没有在现代化探索中停滞，而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两山” 理念，这一理念经历了从理念到政策化再到制度化的过程。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还将 “两山” 理念与生态现代化之路带到非洲，帮助津巴布韦开展绿色转型，推动生物多样性发展，展现了亚非国家在后殖民时代生态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谋求国际平等新秩序的决心。

　　二、去垄断：田野中的中国绿和中国红

　　在 “从全球到村庄：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 活动中，津巴布韦驻华大使提出 “80 年代，津巴布韦比中国富裕，但是现在中国比我们发展得好，这是为什么” 的问题，津巴布韦学者对中国的发展变化也很感兴趣。这源于两国共同的历史遭遇，津巴布韦学者希望从中国寻找启发。

　　在跨文化对话中，津巴布韦学者看到缙云乡村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其关键在于 “组织”。缙云乡村的 “村 BA” 比赛等活动体现出高度组织性，这种组织性源于群众力量与基层党组织力量有机结合的 “参与式社会主义”，与 “生态权威主义” 不同。

　　缙云乡村振兴先行村庄从重建乡村共同体和重振集体经济开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功能退化，农村出现凋敝景象。随着对 “三农” 问题的重视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强调，农业经济的组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集体” 理念重新受到关注。在缙云，“集体” 体现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努力和制度创新上，如湖川村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实现集体创收，为村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集体精神与集体文化在缙云乡村也逐渐回归。“村 BA” 开场表演、婺剧演出等活动彰显了这种回归。集体的唤回重构了乡村人文价值，凝聚了集体精神，推动了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农民在集体中成长为新型农民，缙云烧饼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该产业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通过各基层组织的支持，从路边摊发展成为大产业，背后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智慧与团结。

　　组织的关键在于 “谁来组织”。津巴布韦学者发现中国人具有勤奋、进取与谨慎的特质，“谨慎” 体现在不让成果被资本家攫取。在中国乡村发展中，“资本下乡” 存在风险，如对乡村社会经济的过度改造。而缙云仙都景区在发展中，政府注重景区建设、生态保护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融合，当地村民参与经营，体现了 “谨慎” 的发展理念。

　　真正让各国学者惊叹的是 “红绿融合”，即 “以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缙云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的强大能力，以及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基础，津巴布韦等全球南方国家若能借鉴中国经验，将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国际传播的正立

　　长久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钳制下，经济发展艰难，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也受到西方指责。通过在缙云的田野调研和文化观摩，津巴布韦学者冲破了西方现代化想象的局限，体悟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国际传播” 也在这次活动中重新正立起来。

　　国际传播的核心在于定位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但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后，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维度常被忽视，中国国际传播方向常被窄化为朝向西方。这导致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临困境，如在国际传播中 “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本次跨文化田野对话让中国学者对国际传播的接受主体有了新的认知与定位，在第三世界发展脉络中重新建构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性。中国与津巴布韦学者的交流复活了亚非团结的集体记忆，结合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反思了西方传播学的局限，强调国际传播应上升到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重塑层面。

　　在 “传播什么” 方面，中国虽走出别样现代化之路，但在表述自身现代化实践时存在困难。国内新闻媒体在传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常采用宏大叙事框架，内容单一，过度强调经济发展易引发警惕。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个面向，国际传播需要深入地方，结合具体社会情况，避免抽象叙述，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化实践。通过实地调研，外国学者看到了中国乡村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 “红色中国” 与 “绿色革命” 的有机结合，国际传播应展现这些真实的中国乡村图景。

　　通过真实的国际传播体验，“中国特色”“中国道路” 不再空洞模糊。中国与津巴布韦等全球南方国家在交流合作中，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权力结构进行检讨，调动本土思想资源，为建构平等的世界秩序而奋斗。中国乡村在国际传播中既是 “死穴”，也是 “命门”。对于西方学者，中国乡村的发展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观念;对于全球南方学者，中国乡村则是重新勾画世界乡村图景、展开 “新地球村” 想象的契机。

　　四、结语

　　发现绿色中国的过程比绿色中国的发现更具意义，不同肤色学者在交流中碰撞出的火花，蕴藏着重新找回传播学学术活力和天下情怀的希望。但活动也体现了 “交流的无奈” 和传播本质主义的局限。下一步将转换场景，深入亚非拉国家的村庄或社区，继续推进跨文化对话。

赵月枝;陈 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