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身体新知: 在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引言

　　1857 年 2 月，上海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月刊 ——《六合丛谈》，该刊第 2 期刊登了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以人体器官为例论证上帝能力的故事，借助显微镜技术讲解身体知识，传播神学思想。这种 “以人身向征” 传播神学的方法明末已传入中国，但在 19 世纪的中国，解剖生理学知识不仅被传教士用于批判中国医学，还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应用到哲学研究和政治运动中。以往研究多聚焦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史领域，忽略了传教士科学活动与宗教神学的联系以及传教士的宗教使命和殖民意识。本文试图从科学思想史角度考察相关内容对中国身体观建构和中医科学化自改革运动的影响。

　　一、“造化论”：自然神学的身体观

　　1873 年起，韦廉臣以《格物探原》为题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连载，其英文名称始终是 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从 17 世纪开始，自然神学家借用科学成果论证上帝造化的 “目的论”，19 世纪，他们多兼具多种身份，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阐释自然神学。英国牧师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负责的《布里奇沃特论集》等是代表作品，韦廉臣的文论就选译自这两种著作。

　　佩利基于解剖学和自然史解释 “目的论”，其思想和研究方法影响深远，达尔文几乎能背下《自然神学》。《布里奇沃特论集》有多部与 “身体” 相关，如约翰・基德、贝尔爵士、罗杰特等人的著作，都证实了 “神设计一切” 的观点。

　　这些学术思想被传教士带入中国知识界。1864 年丁韪良将佩利的《自然神学》译为《天道溯原》，1876 年《格物探原》单行本发行，配有解剖图和图谱。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博恒理编译的《省身指掌》，从宣教作品逐渐转化为解剖教科书，始终保留自然神学内容。还有《省身初学》《体学易知》等著作，以普通百姓和小孩为对象，融入意识形态思想。

　　深受自然神学影响的来华医生，借助解剖学知识阐释上帝缔造生命的合理性，宣传 “造化论”。1851 年出版的《全体新论》被视为近代第一部中文解剖生理学著作，但实际上其内容取自佩利《自然神学》和《布里奇沃特论集》，自然神学思想贯穿其中。合信通过展示耳朵等器官结构和功能，论证 “上帝赋畀之神能”。《全体新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但以往研究忽视了编译者传播神学的初衷。

　　传教士编写的解剖学译著也渗透着自然神学思想，如 1881 年益智书会出版的《全体阐微》，在翻译自《格氏解剖学》的基础上添加了相关神学内容。传教士利用解剖学知识纠正中国医学 “心主神明” 的认知，阐发基督教思想。

　　晚清中医家对 “造化论” 有不同解释。彭宗海认为西医的 “造化主” 与中国人 “本天地之中以生” 之义相合;廖平以中国传统观念否定鬼神的造化功能;谭嗣同将灵魂学与全体学纳入格致学，受到章太炎批评;章太炎不相信上帝，驳斥 “上帝造人” 之说。华人教徒能从传道作品中领悟身体知识与医学治疗、生命保养的关系，如贾乃真、谢恩增等。中国人更接受 “造化论” 背后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思想，传教士也注意到这一点，尝试与中国经学对话。“造化” 一词还被日本人借用再创造，应用在宣教和科学著作中。

　　二、“文明论”：自然科学语境下的身体认知

　　合信编写《全体新论》期望阐明上帝的力量，但吸引华人的是其中的科学图谱。19 世纪中叶，解剖学知识渗透到中国官方学堂和士大夫阶层，传教士编写的解剖生理学著作批评中国医学，介绍西方解剖学史，主张中国人学习西方革新精神。

　　晚清维新人士、清廷官员接受西人对中国身体观的批评，对西方解剖学教育形式印象深刻。1869 年志刚带回人形图，1871 年京师同文馆以此为教具开设解剖生理学课程，1881 年李鸿章创办天津医学堂并购买人体纸模型，1886 年中国官方出版第一部解剖学著作《全体通考》，受到清廷官员重视。《申报》作者也指出中医存在谬误。

　　19 世纪末，解剖学著作传达的 “人种论” 震动中国知识界。合信提出 “天下分为四洲，人分五等”，其解释受上帝设计论影响。欧洲解剖学家从 17 世纪开始对人类族群肤色展开研究，18 世纪布鲁门巴赫创建人种学，将人类种族分为五类，19 世纪相关研究使体质人类学成为解剖学一部分，构成欧洲人的 “种族” 概念。法国博物学家戈比诺提出 “文明优劣论”，为传教士和殖民者扩张提供依据。这些理论通过《遐迩贯珍》《格致汇编》等刊物传入中国。

　　“人种学” 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还与达尔文进化论在华传播有关。虽然当代学界认为进化论终结了自然神学，但达尔文的研究也是在神学框架下进行的。传教士最早在中国介绍进化论，进化论的 “适者生存” 竞争意识为传教士主张人种等级之分提供依据。中国士大夫对自然神学和进化论区别不明显，维新人士关注达尔文 “人种学” 中的科学成分，以身体特征和地理环境区分人类文明起源和人种高下。这一学术思想的传播开启了中国人类学教育与体质人类学研究，1903 年 “人种学” 被列入课程表，早期研究多由西方和日本学者操纵，后来中国学者逐渐加入并取得重要成果，如 “北京猿人” 的发现。

　　三、中医科学化与中医身体观的重构

　　自然科学方法和思维模式的传入，修正了中国哲学和医学中固有的身体观。中国医学有自己的身体观察和认知体系，但 “解剖” 一词原本在中文语境不存在。被西方人批评后，中医人士开始反思，陈垣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解剖行为与西方解剖学不同，章太炎承认西方医学在解剖实验方面的优势，主张改革中医理论。

　　章太炎将解剖学应用于重构中医藏象学说，以心血运行理论重新阐发中医理论，用淋巴系统解释三焦理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医学被分为 “科学医” 和 “玄医学”，梁启超、陈独秀等批评中医缺乏科学知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受中外学者欣赏的中医医生往往有解剖学意识，如王清任。中医人士为应对批评，学习全体学知识，重释藏象学说。廖平研读西医书籍，虽认为中医治疗不一定需要解剖知识，但仍将西学知识纳入对《内经》身体观的解释;唐宗海编写的书籍将西人脏腑图与内经形迹相印证。中医界还通过爬梳史料自证解剖学在中国古代存在。

　　民国初期，中医界兴办刊物，介绍西学和西医知识，讨论 “中医与科学” 问题，部分文章重释中国医理。新式教育模型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知识构架，1912 年徐润之倡议将生理学、解剖学课程纳入医学堂，1927 年张山雷编写中医教科书，强调生理知识的重要性。

　　20 世纪 30 年代，中医界推进 “中医科学化”，仿照西医学院模式创办中医学堂，规定统一用西医解剖学术语讲述中医经典，采纳动物实验研究中药。但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以《实用中医学》为例，其结构西式，全面改造中医脏腑知识。中医身体观在经络学说方面也进行了解剖学嫁接，用现代器官概念替代藏象说，疾病分类体系按照系统解剖学原则调整。中国医学史的书写也遵循自然科学范式，中医逐渐走上生物医学的科学化道路。

　　结语

　　英国社会学家希林将身体观分为自然主义、社会建构论和文明化三个层面。在欧洲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时代，解剖学在西方自然神学中具有特殊话语权，“种族学” 建立了欧洲人与异域人民的政治关系，传教士和医生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 “上帝缔造” 的自然秩序和 “人种” 不平等意识。

　　中国近代以来的身体观建构存在被传教士 “神造化”“文明化” 和 “科学化” 的过程。西方人用 “解剖学” 批评中国文化，夹杂种族中心主义，否定中国医学和自然观。但中医知识的科学进程是由内部产生的，开明中医主动接受科学知识，创建学堂，培养新型中医。中医知识重构是一场由身体观引发的思想史和学术史革命，其源头是认识生命起源和 “人在自然中定位” 的历史性命题。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