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世界奇迹，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起了“需求−回应”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吸纳民众诉求，相机释放社会情绪，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政治和经济上有能力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并满足国内政绩合法性建设的需要。我国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来的多项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村生产力，重构了农村生产关系，但是各类要素的强流动性加剧了农村社会结构断裂和传统文化遗失，以土地为核心的矛盾纠纷成为农村社会问题的焦点。虽然部分农村地区探索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模式，但并未从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有发展无治理”或“悬浮治理”“简约治理”的困境。有统计显示，2023年我国涉农资金投入达到 6640亿元①，国投创益投资累计撬动社会资本 4000亿元投入乡村产业项目②，“十三五”期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投入258亿元③，中国乡村基金会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和物资92亿元用于乡村教育、健康、救灾等[1]。由此可见，各项涉农资金及其撬动的社会资本投入中，发展资金占比远远高于治理投入，而且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中聚集了大量的制度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这些资金和资源如何反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同理，治理资源的合理投入与使用有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社会秩序。虽然，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将其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却没有回应国家顶层设计中关于两者互嵌耦合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问题。近年来，农民年均收入持续提高，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不断书写。

　　但是,农村精英人才流失带来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使得乡村发展治理的主体为少数能人和村两委,基层政府在纷繁芜杂的指令性任务中选择回应具有显性特征的经济指标,乡村治理仍然是短板弱项。从既有研究来看,把乡村发展和社会治理放在同一平面探讨的不多,主要聚焦于制度与功能两大层面的分析。从制度层面来看,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国家重大战略是乡村发展与治理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1,两大系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和互相影响是探讨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关键”,理性选择主义者认为,基于成本收益考量,乡村发展和治理需要多元协同整合才能获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乡村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发展和治理具有主体和实现路径一致性,两者的耦合将有助于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活力!。从功能层面来看,组织趋同理论从结构视角分析两大系统资源的集成耦合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嵌入理论从过程视角阐明主动嵌入带来两大系统协同机制的稳定性,为发展和治理积累内生动力"”;系统论从“需求一回应"的功能视角解释了发展与治理的双向互动及其耦合功能,为两大系统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综上可见,制度视角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发展和社会治理主流价值观,从供给侧出发探讨发展优先的制度决定:功能视角的研究大多以经典分析框架对典型案例中的利益销接、驱动机制等从社会建构面向进行系统剖析。显然,现有研究对乡村发展和治理关系的认知逻辑存在一定的偏差,理论脉络的梳理呈现碎片化特征,资源作为两大系统集成耦合的关键载体,未能得到重视。既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国家治理的努力方向,那么乡村发展与治理及其关系平衡怎样?是基于内部还是外部变量的耦合集成?资源对于两大系统集成耦合的贡献度怎样?如何通过两者的耦合协调来实现国家对于乡村振兴的诸多战略目标?

　　本文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起点,对2013年至今的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投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根据数据的总量选择较为匹配的熵值法计算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得分;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耦合度C、协调指数T、耦合协调度D的值,并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判断耦合协调结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乡村发展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重点考察了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中资源要素的耦合情况。现有乡村场域的耦合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系统的顶层设计,或子系统对上级系统的影响,无法佐证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与治理两大平行子系统资源的耦合效应及其对耦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研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和治理现代化目标探讨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水平,以突破乡村研究的单一性或不对等性评价局限。第二,本研究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嵌人性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结构功能主义往往聚焦一个领域对特定对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研究,嵌入性理论往往强调A和B的单向嵌人或互相嵌人,缺乏对嵌入的过程与结果效应的研究。本文通过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中的资源耦合效应的研究,开辟了乡村振兴领域多元耦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先河。

　　一、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理论逻辑

　　1.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关系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农村经济领域的体制性改革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和综合性改革资金投入从1981年的110.21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4975.47亿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增强;农村文盲率下降到2.6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2005年48.0%增加到2021年61.0%"。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取得了显著性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基层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权力分配主体有较大相关性。同时,在农村公共权力使用上,基层政府赋予村两委干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享有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基层社会国家化出现退潮趋势,村民自治委员会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借助于村民小组长、老党员、乡贤等力量,就村内社会治安、公共事务、干部监督形成村规民约,自发地通过集体行动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由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传统性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村民自治不可避免地行政化,包括行政资源投人、社会资本引进、技术下乡铺陈,乡村发展与治理耦合从内生型向外源输送型转变,却带来熟知乡村情况的内生性精英退出乡村建设舞台,抑制了乡村的长期发展动能和治理的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得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域的留守群体和脱域在外的村民均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来的社会福利和现代化乡村生活条件,重新激发了村民内生性主体意识,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使得村庄经济发展与治理在组织形式组织单元、组织规则、内外部资源与技术上深度耦合。归根到底,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耦合进程是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种资源的耦合,体现“资源整合一结构互嵌一分化断裂一耦合协调”的间断均衡特征。

　　2.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机理

　　从乡村发展与治理耦合的演化进程来看,土地等村庄生产要素为核心形成的集体经济分别成为乡村发展治理耦合的介质与支点,以产业为主轴链接发展与治理的资源,促进两大子系统的政治内涵、结构内涵、质量内涵、伦理内叠加转换和耦合集成;村规民约和国家战略的制度化设计为耦合系统提供目标方案的落地保障与管理规范,维持系统的合意与稳定,并通过社会化机制使政府的主流价值选择获得多元主体的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个体和组织的价值观,以维持耦合系统的稳定与功能发挥的可持续性。尽管发展与治理资源的异质性、非均衡性和非整体性对耦合协调度有消解作用。但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定政治信仰与示范引领以及充足社会资本的支持下,政策工具理性强化耦合系统中的碱基对和DNA链制度化,促使乡村社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控制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确保耦合系统的价值体系完整地向系统成员传输和信用关系产生,特别是党员干部和专职工作者的培养,强化了系统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自觉地影响村民的价值选择,从而对耦合系统中的角色和可能的越轨行为进行事先预防,消减耦合系统的分化危险,极大提升了耦合系统的稳定性与合意性。

　　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以组织同构为基,促进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体系建设。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三合一”的同构与职能重组,促进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的主体补位和效能提升。二是以资源为本,促进发展与治理耦合的要素供给。在经济学中,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制度、管理、科技等资源均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成。乡村振兴中的上述资源在乡村党组织引领下,通过及时的政策标准供给而集成整合,在村庄内生资源助推中形成能量梯度,促使乡村发展与治理两条主链螺旋上升并在特定的链接点上交汇,然后进人下一轮耦合周期。三是以产业为要,奠定发展治理资源耦合的经济基础。乡村产业不仅具有农民就业、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致富的经济功能,也具有农耕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维护的非经济功能,不同乡村囿于各种制约条件而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进而调整着工农业和城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所带来的乡村振兴绩效,进一步强化了双螺旋耦合的根基、方向、主线与力量,铸牢了村民对村庄、党委政府的认同感。四是以两大子系统的先进制度政社资源和技术互嵌,把具有较强行动能力和经济价值生产能力的农村精英纳入到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治理体系中,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变量与作为最终选择结果的村级组织同构,促使多元主体在目标耦合中实现发展与治理的价值同轨,用整体性、科学化、精准化思维来重塑乡村社会秩序。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关于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及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乡村发展与治理体系耦合协调迎来重大机遇期,特别是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资源整合力度愈加强化。不论是专项政策、“十四五”规划还是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政策理念上均注重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政策路径上强调新型城镇化的载体作用。政策目标上在于乡村振兴和社会秩序稳定。为此,根据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效能治理的政策特征,同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以 2012-2021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2.耦合指标构建

　　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涵盖经济领域,还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因此,乡村发展包含了乡村建设、服务、治理各个环节,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既有文献中,大多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数字乡村、绿色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指标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产业合作、民主政治、乡村治理、文化发展、生态发展、精神文明等7个维度",也有研究把乡村发展的内涵等同于乡村振兴。事实上,政治、文化、生态、精神文明等衡量乡村发展的要素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研究所需的客观数据进行评价。因此,本文运用系统论将乡村发展视为与乡村治理相对应的概念,在探讨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时,对应的指标体现的也是可观测的经济性指标。为了满足耦合关联度模型的要求,本研究涉及的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指标的数据范围和单位基本一致,个别指标在参照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从统计年鉴的可获得性原则出发进行一定的修正。比如,社区工作者指标来源于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的“村建设管理专职人员”。因为,现有村级建设管理专职人员一般为村庄三会成员、村级网格员、村庄权威人士兼任,在概念转换中不考虑社工证的持有比例。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3.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时序适配性特征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与政策执行者知识体系的现代性演进差异,在制度摩擦力、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和政策图景作用下,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力度不同,使得时序适配性效应呈现低均衡耦合、无序耦合和优质协调耦合三大特点。

　　(1)制度摩擦力作用下的无序耦合(2012年以前)。制度摩擦力的研究常常用于财政预算问题的分析中,强调横向与纵向的制度摩擦对公共政策执行带来的时滞性,即制度摩擦力越大,政策间断性也越大,制度供给曲线的正太分布与实践运行曲线的尖锋分布错位,后者体现公共政策的时滞特征。党的十八大以前,对乡村的顶层设计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经营模式新农村建设、城乡要素流动等领域,受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两大要素影响,乡村发展受到双轨价格体系、央地权责模糊、倾斜性的区域政策影响而被人为调节。总体来看,阶段的农村居民人均收人跑赢全国GDP增长速度,乡村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困境,特别是涉及土地、选举、干群关系等问题成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诱因。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与耦合协调度值在图1的区间①上呈现相反演进趋势也验证了该阶段无序耦合的判断。(2)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下的低均衡耦合(2012-2020年)。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是美国公共政策学家琼斯和鲍姆加特纳在西蒙的认知行为学基础上拓展而提出的,他们认为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将使其在信息处理中不会较多参考外部环境因素,出现高估或低估信息的情形。因此,渐进主义模型和偏好模型对政策稳定的研究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却由于天然的“现状偏见"而忽略掉了不稳定和动态变迁的经常性。由于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基层政府在理解政策意图时不自觉地进行“优先性排序”,较少考虑到农民诉求和乡村其他信息的重要性,使得乡村呈现有发展却悬浮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同时,由于系列政策在农村作用的对象基本一致,前序性政策执行的注意力配置明显高于后续政策,由此带来的制度摩擦力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对信息处理做出不成比例回应,特别是乡村发展所带来的显性政治效益,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回应性不足。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乡村真正推行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时间却在2017年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后,这也是图1区间②在2017年以后出现拐点的原因。虽然 2014年-2018年间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呈现“V"形特征,但是由于精准扶贫工程和城乡社区治理意见的实施,两大系统资源的耦合明显优于区间①在制度摩擦力作用的无序耦合,相较于区间③的优质耦合来看仍然是低均衡特点。

　　(3)政策图景作用下的优质耦合(2020年至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长期稳定,这既是国家努力的方向,也是宏观政治子系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构化制度安排的结果。不论是学界把原因归咎于“绩效合法性"还是“行政吸纳政治”,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策图景的契合性为公共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纷纷出台,既反映了国家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又促使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的集成融合,及时消解实践中任务膨化和空间收缩带来的制度结构性紧张或脱耦行为。当然,治理不同于发展的单主体策略,需要多元主体形成的多中心结构来分配和使用权威性资源，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的颁布与实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为治理与发展资源耦合提供了支持性的政策图景,从而有效规避了相同公共政策多维政策图景的竞争关系带来执行的正向或负向结果,偏离国家战略目标。同时,城乡基层治理能力的长期培训与工作人员政治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巩固了政策图景的一致性,虽然区间③呈现“U”形特征,但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耦合度、协调度、耦合协调度的C、T、D值却在无限接近,使得两大系统的资源耦合呈现优质均衡态势。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2-2021年《全国统计年鉴》的22个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考察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时序性适配现状。研究表明,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在10年间的耦合度存在三个无限接近的交汇点,相互依赖与制约程度较强: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系统的响应速度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越来越慢,但系统的稳定性却越来越强,并决定着耦合协调度曲线的走向;受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指数的影响,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区间在2012年以前可能存在某个交汇点,并在2021年形成新的交汇点,即本文所研究的时序耦合协调度仅为两大系统资源双螺旋耦合时间轴上的某个区间: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整合一结构互嵌一分化断裂一耦合协调"的间断均衡使得两大系统耦合受到结构互嵌与分化的影响,当基层党组织正确领会国家战略,缩小政策图景差异时,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的制度摩擦力就会减弱,耦合质量更加优异。由此可见,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治理路径和资源禀赋均对两大子系统的资源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双螺旋耦合结构在时间序列上是一种动态耦合,在不同的梯度能量作用下使耦合区间呈现多种形态;两大子系统双螺旋耦合迭代功能的实现更加依赖于协调度指数的作用,耦合度与协调度指数并不长期保持相同趋势演进,甚至在某些时序出现背离,但不影响耦合协调度趋于1的整体趋势。

　　2.政策建议

　　(1)集成设计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体系,以减少制度摩擦力。资源是发展与治理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类资源的投入与集成耦合,并在内生型资源作用下实现既定目标。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显示,虽然耦合协调度无限趋近1,但发展与治理曲线却没有完全耦合并形成交汇点,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的学术成果也证明了乡村发展与治理两大子系统分别对对方的耦合效应是有差别的。对此,需要集成设计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政策体系。并允许相关政策及时动态调整。一是以各类涉农的短、中、长期规划赋能,赋予基层党委政府对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的统筹整合权,或者将规划制定权赋予牵头部门和辅助部门共同完成,确保乡村发展与治理行动的一致性;二是创新乡村发展与治理的集成耦合理念,促使政策理性、部门理性、基层政府理性与乡村集体理性最大程度的一致,在追求发展与效率,秩序与民主之间达成均衡,实现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目标共融:三是推动乡村发展与治理组织体系的一体化进程,以组织赋能形式促使两大子系统政策工具的耦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乡村内外部环境,及时运用创新性的政策价值理性对可能越界的错位工具理性进行调整,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奠定良好的工具结构基础;四是以信息化平台为载体,以数字驱动为核心,推动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实施路径共生,进而提升乡村振兴绩效和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

　　(2)调动村民参与,以激发双螺旋耦合的内生动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社会流动性增强,机械团结土壤日益分化与消失,家庭承包土地荒芜或流转,集体经济软弱,空心化的村庄治理更加弱化…。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政府公共性与自主性,却未能从根本上同步增强村社干部和村民的公共性与自主性,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治理大多为干部“越俎代庖”村民参与行为寥寥无几,再加上农二代、农三代的原子化熟悉社会瓦解后并未迅速建立起新型的乡村关系,淡漠的邻里关系使得大家对乡村公共事务“高高挂起”,只有涉及到宅基地、公共福利分配等权益时才有较强的参与性。从部分地区构建的乡村发展治理一体化体系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到,乡村发展与治理体系的耦合有助于强化乡村共同体建设,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此,有必要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量化与家庭及个人人股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途径,链接村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构建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只有当村民关心自己的投人与产出比时,才能真正激发其参与村庄其他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关系为乡村发展与治理系统的耦合提升内生动力,并促使耦合协调度无限接近于1。同时,要健全基层党组织引领机制、文化治理机制和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凝聚共识中提升参与能力、议事协商能力,落实好乡村发展与治理的集成政策体系,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想。

　　(3)构建标准引领下双螺旋耦合的质量评价体系,减少不成比例信息的影响。标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通过对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与红头文件的“化”,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提供技术支撑,剔除乡土社会中的人格化因素,减少政府、社区与居民因“脱域"而带来治理的机动性与可变性,从而赋予乡村社会关系以稳定的秩序!。既然乡村发展与治理资源耦合协调效能够在一定周期内出现数个耦合交汇点,推动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那么可以拉长乡村发展与治理全方位耦合的时间序列,对耦合绩效进行客观评估,再结合乡村在当下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科学制定两大子系统耦合的质量评价体系,将集成设计的耦合政策体系严格落实,避免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随意性,降低了集成政策绩效…。第一,要明确乡村发展与治理的内涵,以及两个核心概念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治理现代化的边界,避免其他概念对两者的替代;第二,要根据集成政策或分散政策整合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体系,既能合理诠释国家意图又能尊重乡村实际和村民意愿,提升政策执行效力:第三,要根据标准体系及时对乡村发展与治理双螺旋耦合的质量进行评价,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改善乡村环境;第四,要通过数字赋能方式构建起乡村发展与治理系统耦合质量的动态监测与反馈体系,以制度和技术来保证耦合质量,实现国家战略意图。

衡 霞;向洪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