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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农化生计转型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在于发展与共享的协调统一。农村地区,尤其是脱贫地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然而目前仍存在部分低收入群体,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发达地区存在发展差距。脱贫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和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降低低收入人口比例,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发展,这一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人口长期低收入的关键原因,一是赖以谋生的资源匮乏,参与现代部门高水平增长的资本短缺;二是有限的资源多配置在传统部门,难以分享现代部门的发展成果。实现共享和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家庭资源丰裕度,并推动农户家庭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
从农户资源配置行为角度来看,农户会将家庭资源从低水平领域向高水平领域优化配置,这种行为表现为家庭生计形式的改变。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农村新型生计形式不断涌现,农户的生计活动呈现出动态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非农化趋势明显。生计活动是农户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的根本,生计转型不仅助力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也具有重大影响。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户生计转型的内涵、类型与动机:生计是指谋生的方式和手段,相关理论以贫困等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围绕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展开,构建了包含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计资本建设内容及可持续生计框架。该框架认为家庭生计活动是在衡量外部风险、内部生计资本与脆弱性的前提下做出的理性选择,生计活动的变化意味着生计转型。
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户生计转型具有必然性,但也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过程复杂。目前对生计类型的划分方法较多,常见的是以农户所属职业类型为主要评价标准,依据劳动就业领域的不同来划分生计类型。生计转型的特征和方向包括多样化、非农化和专业化等多种形式并存,其动机是提高家庭生计质量,存在向优势生计方向演变的规律。
关于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及其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多为微观考察,受样本限制难以得出一致结论;较少从资源效率配置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探讨农村居民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对脱贫地区面临的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双重压力研究不足。
2. 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研究从家庭劳动就业视角,将脱贫地区农户家庭生计类型划分为务农、务工、非农经营、兼业四种。
非农经营生计通过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实现较高生产效率,带来可观经营性收入。虽然会扩大与传统农业家庭的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和规模扩大,其溢出效应和带动效应能促进家庭向高收入、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设 1。
外出务工生计依据相关理论,实现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和再配置,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改善了农民工家庭生计质量。大量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与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格局,据此提出假设 2。
兼业生计是农户利用农业劳动季节性特征和家庭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或外出务工的多样化生计形式。它基于家庭内部分工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辟多元化收入渠道,规避风险,稳定家庭收入,改善低收入家庭资源禀赋结构,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据此提出假设 3。
三、实证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西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年在甘肃省开展的 “甘肃省农村社会入户调查” 项目。调查范围涵盖甘肃省 10 市(州)14 县(区)的 16 个样本村,均为脱贫摘帽县,样本覆盖面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共发放问卷 1500 份,回收后经数据清洗、逻辑检验,获得有效问卷 1417 份,剔除变量缺失值样本后,最终采用 1302 份有效样本。
研究方法:本研究重点考察脱贫地区整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格局,核心是对生计转型引起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由于收入分配格局是整体概念,难以做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一一对应,因此采用 Firpoetal. 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该方法通过构造反事实框架进行回归估计,比传统 OLS 回归更稳健,能有效减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且能反映样本中解释变量分布的边际变化对被解释变量分布统计量(如基尼系数、分位距等)的影响,目前已成为研究收入不平等相关问题的重要工具。以 RIF 为回归基本框架,构建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模型。
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为收入差距指标,选取基尼系数与分位距作为衡量农户收入差距的核心指标,同时将排除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家庭人均收入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的差值即分位距作为补充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生计类型划分,选择务农、非农经营、务工、兼业等四类生计类型,按照各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进行定义。控制变量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家庭生计资本和家庭基本特征方面选取,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等相关指标。
四、实证结果分析
描述性统计:样本农户共 1302 户,户均人口 4.60 人,户均劳动力 2.76 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7.68 年。按生计类型划分,务农家庭占比 27.18%,兼业家庭占比 29.95%,务工家庭占比 33.41%,非农经营家庭占比 9.75%。样本农户家庭平均收入 5.97 万元,人均收入 1.35 万元,务农家庭人均收入 0.71 万元,与其他类型家庭存在较大收入差距。
通过对不同生计类型与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分析,发现将纯务农家庭从总样本中剔除后,不平等指数最低,说明纯务农家庭的低收入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剔除务工、非农经营、兼业组后,不平等指数显著上升,表明这些生计形式对收入差距有明显抑制作用。不同生计类型家庭的收入分位数变化显示,务农组与其他三组在各分位数上都有较大收入差距,且随着分位数上升差距扩大;务工、非农经营及兼业三组在 85% 分位数以前收入差距不明显,85% 分位数之后非农经营组收入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2. 实证结果分析:基于 RIF 技术的回归结果显示,以务农组为参照对象,农户由务农转变为非农经营、务工、兼业时,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分位距都会显著减少,说明非农化生计转型对抑制农村收入差距作用明显。在控制变量中,家庭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耐用资产数、耕地质量与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逐渐下降,说明由农业组转变为非农组,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更大,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存在明显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
3. 稳健性检验:采用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以生计多样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会使收入的基尼系数减少,分位距缩小,且回归系数随分位数增大而减少,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二是以家庭总收入更换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发现农户非农生计转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且对家庭总收入对数进行分位数回归后,回归系数随分位数增大而减小,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4. 进一步讨论:通过基尼系数分解讨论不同生计活动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及边际效应,发现外出务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程度最高,务农次之,非农经营最低。农业经营收入低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或推动务农生计向非农生计转型,都有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非农化生计转型使土地流转趋势明显,但农户规模化经营效果不明显。务农组和兼业组是土地净流入户,务工组和非农经营组是土地净流出户;务农组和兼业组在耕地数量和质量、农业投资、农业收入方面优于务工组和非农经营组,不过大部分经商组和务工组仍保有耕地资源。
对务农组进行组内分解,发现务农组内部分家庭因劳动力资源短缺、赡养系数高,存在残障、大病等非健康人口或老年人口和学生负担沉重等情况,导致组内基尼系数过高,拉大了与其他组的收入差距。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探讨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对农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户从单一农业生产向非农化生计转型,实现了资源从较低生产率部门向较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提高了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抑制了农村低收入,具有 “帕累托改进” 性质;现阶段脱贫地区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务农生计家庭和其他生计家庭之间,原因包括农业生产效率低以及务农组内部分家庭难以进行生计转型。
分位数回归表明,农户生计转型使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家庭,抑制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非农化生计转型通过家庭资源流动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格局。细分生计类型,非农化生计转型对抑制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为务工、兼业、非农经营,务工为主的生计活动对抑制收入差距贡献最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动农村非农化进程,加快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步伐,通过加大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提高农户非农化生计质量;加快乡村振兴,推动脱贫地区产业兴旺,依托农村特色资源促进产业融合,为农户就地非农化创造机会,提高农户收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带动脱贫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完善土地制度,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探索和完善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关怀特殊人口和家庭,释放家庭劳动力资源,保障家庭生计可持续转型。
张永丽;杨乐乐,西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