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业大学学报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收益认知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引言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不断增强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中国居民猪肉消费占据肉类消费总量的 60% 以上，猪肉产品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排放量占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的 60% 以上。无论是产品安全还是环境友好均需要生猪养殖走绿色发展道路。中小规模养殖户的绿色生产行为是绿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一方面，中国生猪中小规模养殖场和散户占全部户数的 98% 以上，存栏量占全部存栏量的 50% 以上，其绿色生产行为直接决定着产品安全及环境友好;另一方面，中小规模养殖存在防疫不到位、产品质量监测难、粪污处理不到位等问题。中小规模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受众多因素影响，包括外在的环境规制驱动、内在的收益认知等，但内因是关键，认知是行为的先导，绿色生产收益认知是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从内在驱动力的收益认知角度探索其绿色生产行为发生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认知对农户生产行为或意愿的影响研究较多。孙世民等认为，兽药使用认知、残留危害认知等对质量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张园园等认为，清洁生产趋势认知和政策认知等生态认知对清洁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杨彩艳等认为，农户生态、社会、经济效益认知对其绿色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影响。王全忠等基于 “角色 - 认知 - 行为” 理论，认为农户耕地保护权责主体非己认知对行为发生数、中长期行为和深入改进型行为均有负向影响。蔡莹枢等基于 “知 - 信 - 行” 理论，认为风险认知和个人信念对种粮大户采取气象灾害适应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已有文献研究了绿色生产行为的产生机制。何悦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根据 “内外因素 - 主观感受 - 意愿 - 行为” 的逻辑，认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于农户知识能力与市场环境感知;杨钰蓉等认为外部不同激励方式对绿色生产行为发生有重要影响。

　　现有文献基于不同认知对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借鉴，但亦存在 2 点需要拓展的地方：一是从收益认知视角分析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农户作为 “理性小农”，绿色生产行为施行与否关键是成本与收益的认知比较;二是对中小规模绿色生产行为发生机制分析不足，中小规模养殖户既是 “理性小农”，同时也是 “社会化小农”“生存小农”，绿色生产行为发生与大规模户有所不同，现有文献较少进行不同规模的比较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借鉴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探索收益认知对其绿色生产行为发生的机制，同时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丰富小农户行为研究，并为促进生猪养殖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概念界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对绿色生产行为进行了界定，认为其是既能保障和增加农业生产与盈利能力，又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村环境污染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相对宏观，对于农户而言，绿色生产行为必须具象化。本研究采用郑伟程等对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界定，认为其包括投料合理化、疫控科学化、管理规范化、粪污资源化等 4 种行为。其中，投料合理化行为是指合理的饲料配比结构，如降低豆粕比例，减少氨气排放，或者添加生物发酵剂提高饲料转化率;疫控科学化行为是指遵守强制免疫及停药期规定，做好疾病预防或及时治疗;管理规范化行为是指严格按照生物安全操作规程加强猪舍环境管理和日常饲养记录;粪污资源化行为是指及时处理粪污，并将粪污资源化利用。

　　1.2 变量关系

　　按照 ATANU 等的观点，如果施行一项新的技术或生产方式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施行该方式就是最优选择。而孔祥智等认为，施行一项新技术或方式后的净收益大于施行前的收益时，也会施行。本研究认为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首先考虑的是相对确定的经济收益，并且是在参照比较施行前后的净收益变化后所作出的决策。

　　1.3 研究假设

　　1.3.1 收益认知对行为发生的影响

　　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确定性决策，可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加以解释。前景理论由 KAHNEMAN 和 AMOS 在 1979 年提出，主要探讨行为主体如何在不同决策条件下考虑预期收益而做出行为选择决策。其中，确定效应、反射效应、损失规避、参照依赖是决策选择的重要原则。确定效应即 “见好就收”，表示在确定的收益与不确定的收益之间，决策者多选择确定的收益;反射效应即 “两害相权取其轻”，表示在确定的损失和不确定的收益之间，决策者多选择不确定的收益;损失规避即 “得失不等”，决策者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不对等，损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的快乐感;参照依赖即 “得失参照”，决策者对得与失的判断来自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比较，当相对于参照点而得到的多时选择 “得”。

　　按照前景理论，养殖户决定是否施行绿色生产行为首先考虑能否获得 “确定收益”，基于 “理性小农” 假设，这一收益直接表现为经济效益，即预期有确定的经济利益时，养殖户施行该行为;其次考虑 “损失规避”，即避免面对损失的重大痛苦，由于环境规制严格，一旦环保处理不达标可能面临严重的处罚，为避免处罚，养殖户可能选择施行绿色生产行为，此时行为带来环境效益;再次考虑 “反射效应”，养殖户在绿色化转型初期成本大于收益而存在 “确定的损失”，但带来的不确定收益，如高品质安全猪肉，可能会为养殖户带来额外利润，此时养殖户也会选择施行绿色生产行为，此时行为带来社会效益;最后考虑 “参照依赖”，养殖户会比较施行绿色生产行为前后得失，若得大于失，也会选择施行该行为，但这种 “得” 可能考虑到长远，即成长效益。

　　1.3.2 外部压力与资源能力的调节

　　一般说来，个体在行动中感受到的来自外部重要的他人或团体(群众、政府、消费者等)压力越大，行为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实际行动。就生猪养殖而言，地方政府肩负统筹社会、经济、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责任，通过出台政策和规制，限制养殖户非环保的生产经营活动;社区群众要求养殖生产经营活动不给社区带来环境污染等不利影响;消费者会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并可能通过追溯体系监督产品形成全过程。生猪养殖户在面对上述群体的不同诉求时需要及时作出行为反应，以利于长远发展。

　　行为的发生不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实施行为的能力和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养殖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要求具备技术、设施、土地等各项资源，如必要的农地以消纳粪污，必要的装备以处理粪污等。而且资源和能力越强，施行绿色生产行为的条件越充足，越有可能施行该行为。

　　2 估计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养殖户绿色养殖行为包括投料合理化、疫控科学化、管理规范化和粪污资源化等 4 类行为。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绿色生产行为发生，而不是绿色生产水平，因而认为每个具体表现中只要有 1 个答 “是” 即表示施行了该类行为，取值为 1，全部都答 “否” 者，表示未施行，取值为 0。

　　根据理论基础确定本研究的解释变量，选取 5 类共 16 个解释变量分析生猪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收益认知包括养殖户对施行绿色生产行为预期经济收益、环境收益、社会收益和成长收益的认知。经济收益指养殖户预期施行绿色生产行为后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状况;社会收益指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预期对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环境收益指养殖户预期绿色生产行为带来的环保效应;成长收益指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促进养殖户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成长状况。认知指标均根据养殖户认知程度，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分为 5 个层次，分别用 1~5 代表。

　　外部压力包括政府规制、消费诉求和社会规范几方面。政府规制指政府通过出台政策和意见敦促养殖业绿色发展，用政府对绿色生产的倡导程度衡量;消费诉求指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提升的诉求状况，用对绿色产品的要求衡量;社会规范指社会各团体尤其是社区群众通过监督督促养殖业绿色生产，用社会对绿色生产的监督力度衡量。外部压力指标均根据养殖户认可程度，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分为 5 个层次，分别用 1~5 代表。

　　资源能力包括养殖户开展绿色生产的资源禀赋和养殖能力。资源禀赋指生猪绿色生产要求具备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用养殖场周围是否配备有耕地或林地来衡量，“是” 则记作 1，“否” 则记作 0;养殖能力指养殖户开展绿色生产具备的技术与装备，用养殖场内自动化技术装备的配置状况衡量，将条件基础划分为 5 个层次，具备的条件越多则能力越强，用 1~5 代表。控制变量也即养殖户的个体特征和经营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养殖场场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所学专业，经营特征包括养殖场养殖时间、上年底存栏量和上年底养殖利润。

　　本研究的数据为 2022 年 1—2 月对河南省 115 个县(县级市、区)的生猪养殖户开展问卷调查获得。调查对象基本包含河南省全境，由于河南省是中国生猪养殖大省，调查具有典型意义。调研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面向生猪养殖户共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问卷 789 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76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5.3%。其中中小养殖户 747 户，包括散户 169 份，所占比例为 22.6%，小规模养殖场 408 份，所占比例为 54.6%，中规模养殖场 170 份，所占比例为 22.8%。

　　养殖户负责人以男性为主，所占比例为 91.4%;处于 40~59 岁的负责人所占比例为 75.2%，养殖户多由壮年经营;纯养殖和半养殖占总体的 95.0%，养殖专业化程度较高。此外，负责人以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主，占样本总体的 79.3%，中型养殖户学历层次高于散户和小规模养殖户。样本与当前农村生猪养殖现状基本相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养殖户实施投料合理化行为、疫控科学化行为、管理规范化行为和粪污资源化行为的均值分别为 0.70、0.70、0.76、0.77，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养殖户所占比例较大。收益认知中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环境收益和成长收益等均值分别为 3.69、3.67、3.64、3.66，处于一般偏上水平，表明生猪养殖户对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收益认知还不够高。外部压力因素中，政府规制、消费诉求和社会规范的均值分别为 3.62、3.66、3.63，养殖户认为的政府、社会和组织对绿色生产行为的要求程度接近较高水平。资源能力因素中，资源禀赋均值为 0.59，即平均 59% 的养殖户配备有耕地或林地，能够开展粪污消纳等种养结合绿色养殖活动;养殖能力均值为 3.59，表明技术装备的配置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控制变量来看，91.4% 的养殖场主为男性，场主年龄均值为 49.34，从业者年龄适中。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1.97，多数养殖户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接受过畜牧养殖和经营管理相关专业系统学习或培训的场主所占比例为 43%，不到一半水平。养殖户养殖时间平均为 12.92 年，从业时间较长。2021 年中小规模养殖场生猪平均存栏 102.01 头。2021 年利润平均 115.18 万元，标准差较大，各养殖场间存在较大差异。

　　3.2 结果分析

　　运用 Stata14.0 对式 (6) 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 1 是对不同绿色生产行为全部 16 个变量通过 Logit 模型回归后所得，模型 2 是针对模型 1 选出的在 10% 水平上显著的变量进行的再次回归结果。

　　投料合理化行为、疫控科学化行为、管理规范化行为和粪污资源化行为回归模型中的模型 2 的R2值分别为 0.581、0.859、0.664、0.683，且在p<0.01下显著，表明数模型拟合较好。

　　由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知，首先，就投料合理化行为而言，经济收益认知、社会收益认知、成长收益认知、社会规范、资源禀赋、养殖能力等 10 个因素对投料合理化行为有显著影响。环境收益认知对该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养殖户在决定是否施行投料合理化行为时考虑到了降本增效、学习成长、产品品质等，而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外在压力因素中，政府规制与消费者诉求影响不显著，养殖户投料合理化行为不受这 2 个因素影响;在资源能力因素中，2 个因素均显著，表明资源能力强的养殖户施行投料合理化行为。

　　其次，就疾控科学化行为而言，经济收益认知、社会收益认知、环境收益认知、成长收益认知、政府规制、消费诉求、社会规范、养殖能力等 11 个因素对疫控科学化行为影响显著;收益认知因素均对该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养殖户充分认识到疾控科学化行为事关各方面的收益。外部压力因素均对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资源禀赋因素对该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无论资源禀赋强弱的养殖户都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进而施行疾控科学化行为。

　　再次，对管理规范化行为而言，经济收益认知、社会收益认知、环境收益认知、成长收益认知、政府规制、消费诉求、社会规范、养殖能力等 9 个因素对管理规范化行为影响显著。收益认知类因素均对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养殖户充分认识到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外部压力因素均对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无论资源禀赋强弱，养殖户均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施行管理规范化行为。

　　最后，就粪污资源化行为而言，经济收益认知、社会收益认知、环境收益认知、成长收益认知、政府规制、社会规范、养殖能力等 9 个因素对粪污资源化行为影响显著。收益认知类因素均对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养殖户充分认识到粪污资源化行为带来的预期收益。外部压力因素中消费诉求因素影响不显著，表明养殖户施行该行为不受消费者诉求影响，而受到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的显著影响。资源能力因素中，资源禀赋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无论资源禀赋如何，养殖户均施行粪污资源化行为。

　　上述分析表明，假设H1、H2和H3均得以验证，表明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发生受内在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成长等收益认知驱动，受外在的压力和自身的资源能力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解释模型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都是常用的概率模型，用于分析分类因变量。Probit 模型是一种二元选择模型，主要用于二元响应变量 (例如，事件是否发生) 的分析;而 Logit 模型则是一种多类选择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多分类响应变量。尽管这两种模型在应用上有所不同，但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都是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因此可以使用 Probit 模型代替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经济、社会和成长收益认知对 4 类绿色生产行为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其次是外在压力，如政府规制，消费诉求，社会规范等，可以看出外在压力对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影响显著，压力越大施行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是养殖户的资源能力，资源禀赋、养殖能力等，这些能力越强，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这与前文的假设以及实证结果相吻合，这说明改变了实证模型之后，原假设依然成立。

　　3.3.2 剔除部分样本

　　剔除样本中兼养殖户的样本，因为根据收入占比，纯养殖户和半养殖户更专注于养殖活动，对养殖技术的掌握可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因此他们的养殖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和可复制性，能够为其他养殖户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和借鉴。兼养殖户往往涉及多个行业或领域，如种植、贩卖等，这些非养殖业务可能会分散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影响他们对养殖技术和管理的研究和掌握。因此采用纯养殖户和半养殖户作为研究对象，更具有代表性。

　　认知类因素，经济、社会、环境认知对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文假设相同;其次是外在压力，可以看出，外在压力对养殖户的绿色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压力越大其越会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最后是资源能力，与主回归的实证结果相同。由此可见，剔除了兼养殖户的数据后，结果依旧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前景理论分析收益认知对绿色生产行为发生的机制，用 747 个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外在压力与自身资源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受预期收益认知的驱动，包含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环境收益、成长收益在内的预期收益认知是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2)环境收益认知对投料合理化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中小规模养殖户还没有意识到合理投料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3)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绿色生产行为受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周围群众监督的影响，受自身资源能力特别是技术与装备拥有状况的约束;其中，政府规制对投料合理化行为无显著的调节性影响，消费诉求对投料合理化行为和粪污资源化行为无显著性调节影响。

　　相对于现有文献，本研究体现以下创新性：一是检验了包含成长收益在内的收益认知因素对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如一些学者认为效益认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 3 类，本研究将成长收益认知纳入收益认知范畴，并检验得出成长收益认知对绿色生产行为发生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扩展了现有研究对收益认知的界定。表明当中小规模养殖户预期施行绿色生产行为有助于提升自身技能时也会施行该行为。同时，这也验证了前景理论中的 “参考依赖”，即相对于实施前状况，实施过程所学即为 “得”，这种 “得” 有助于行为发生。二是分析了收益认知因素对四种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一些学者仅分析某一类绿色生产行为，如质量安全行为、清洁生产行为及绿色生产行为等，本研究分析了包含投料合理化、疾控科学化、管理规范化和废弃物资源化 4 类行为，并检验了收益认知因素和外部压力因素对其的影响，这一分析深化了现有对绿色生产行为分析的深度。尽管发现环境收益认知因素和政府规制及消费诉求等外部压力因素对投料合理化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其他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也揭示了中小规模养殖户认知的差异性，即没有认识到施行投料合理化行为也可以带来后期的环境生态效益。

　　基于研究结论，为促使生猪养殖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绿色生产培训与教育，强化收益认知。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内在因素是收益认知，而认知源于了解与掌握，这就需要加强绿色生产的培训与教育。在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可以让行业专家制作绿色养殖小视频并通过官方平台广泛推送给养殖户，可以开展线上研讨，交流绿色生产的好处。当然也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下培训或教育。

　　第二，加强绿色生产政策支持，稳定收益预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生猪养殖环保政策逐渐趋紧，居民健康需求逐渐增加，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由最初的被动逐渐转变为生态自觉，也体验到了绿色生产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表明既往的政策支持有效。为此，一是继续加强政府防疫补贴、质量检测、污染处理等支持政策，提升养殖户经济、社会、环境等绿色生产行为的收益预期;二是继续实施示范区、示范场建设的政策支持，设立补贴资金，支持新建规模化养殖场，支持散养户和小农户实施标准化养殖场改造。

　　第三，加强监督与监管，强化外部压力传导。外部监督是促进绿色生产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为此，一是完善监督体系，通过大众媒体、社会舆论等手段对养殖行为施加压力，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周边群众的监督作用，督促养殖户施行绿色生产方式。二是强化政府环境规制的执行，引导养殖户严格遵守绿色生产执行标准与规范，加大疫病防控和污染物排放检查和惩罚力度，敦促绿色生产行为发生。

　　第四，加强资源能力建设，强化技术装备保障。创新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金融工具，降低金融机构抵押贷款门槛，为养殖户绿色生产方式改造提供资金放贷支持，鼓励养殖户引进自动化、清洁化、节能化养殖设备，改造厂房，以装备设施改造促进绿色生产行为发生。

何泽军;侯博超;朱盼盼;刘晓永,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