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学刊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论《红楼梦》诗词的“本事批评”视角

　　《红楼梦》是一部众体兼备的作品，“除小说的主体文字本身也兼收了‘众体’之所长外，其他如诗、词、曲、辞赋、歌谣、谚、赞、诔、偈语、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也应有尽有。…… 这是真正的‘文备众体’，是其他小说中所未曾见的。” 蔡义江先生的评价很是准确，除以上 “众体” 错落点缀的显性特征外，《红楼梦》实际也隐藏有古代诗话的部分属性，尤其可以视为 “纪事” 诗话的一种组合再现，从而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人雅致风味。也正因如此，对《红楼梦》中诗词的赏析评价，也应突破传统的建立在小说文体基础上的叙事批评的思维定势，而尝试以诗歌为中心的本事批评予以审视，由此掘发《红楼梦》诗词的别样特征及《红楼梦》“兼备众体” 内涵的新义。

　　一、《红楼梦》诗词的叙事批评传统

　　诗词嵌于小说，是抒情文本进入叙事文本，一方面是出于对故事人物生活状态的艺术再现，一方面则是以诗词推动故事进程，诗词作品构成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重要部分。已有学界成果对《红楼梦》诗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诗词如何服务于人物刻画。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妙玉等人，如何诗如其人，相互表里。其二，诗词如何与情节巧妙结合。关注诗词如何隐括、暗示人物命运，预示故事情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二者的视角都源于叙事批评，即诗词在小说中的叙事功用。

　　《红楼梦》中具有叙事功能的诗词，一部分为结构性诗词，一部分是人物诗词。结构性诗词以带有评说性质的标题诗、赞语诗为代表。共性特征是以旁观者视角总结或预示情节，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价。如第六回甲戌本、戚序本正文开头有诗 “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指向刘姥姥进贾府获得接济一事。诗歌前两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还有第三回的《西江月・嘲贾宝玉二首》，劝诫口吻尤其明显。此外，《红楼梦》还有一类诗词，近似于传统小说中的伏笔和线索道具。如 “金陵十二钗” 图册的判词、警幻仙子邀请贾宝玉听的《红楼梦曲》，都是情节上作者有意安排，故意穿插了带有预叙性质的诗词。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人物诗词。《红楼梦》研究中常将人物诗词的研究重点放在叙事批评，即评析其在叙事中的作用。多认为人物自作诗词与其命运发展相关，具有神秘感，可以认为是传统的诗谶。典型的是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的联诗。湘云吟出 “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以 “冷月葬花魂”。“湘云拍手赞道：‘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好个‘葬花魂’!’因又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 妙玉也认为：“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凄清奇谲之语。” 这与第二十七回黛玉自作《葬花吟》形成呼应，“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均是其个人命运的暗示。这都是所谓的诗谶，二者所不同的是，湘云、妙玉均为小说中人物，二人感受到黛玉 “葬花魂” 的不祥，而对《葬花吟》的解读则是小说外读者的理解。

　　正如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所概括，“诗赋在传奇小说中有多方面的作用，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五个方面：一、男女之间传情达意;二、人物言志抒情;三、绘景状物;四、暗示情节的某种结局;五、评论”。前三方面的着眼点在于文本批评，而第四、五方面为叙事批评。第五方面与上文所谈结构性诗词性质近似，但对读者最有吸引力的是第四方面，不过这类诗词并非单纯承担此种功能，而是往往与第二、三种功能相结合。以上几方面的落足点在于小说而非诗词，重心着眼在诗词于故事推进中的叙事功能。

　　叙事批评是诗词批评的一种方式，是将诗人生平史实与诗歌形成对应关系，表达效果上，是对诗歌中微言大义的强化，从而让诗歌的象征意义、情感饱满度得到文字之外的强化。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诗词，不应只局限于叙事批评的视角，应该还原为以诗歌为中心的本事批评。本事批评，学界界定尚有不同，但通常指的是对文学作品所依据的原始事件、真实背景或素材来源进行考察，重点探究人、事对于诗词产生的作用、影响和诗词对人、事走向的反作用。这是一种有别于 “小说中心” 的视角，而是以诗歌为中心。这一视角的成立，原因在于《红楼梦》兼备众体的文体特征之中，具有 “纪事诗话” 的文体性质。

　　二、《红楼梦》中隐藏的两种诗话类型

　　若以体例而言，《红楼梦》当然与诗话相差甚远。《红楼梦》以人物为中心，又是标准长篇规模，与片段罗列性质的诗话有根本区别。但实际上，《红楼梦》中大量的诗词创作过程的记述和人物的诗词评论，与古代诗话的两种类型均有暗合之处。

　　清代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把诗话分为 “论诗及事” 和 “论诗及辞” 两大类，又可简称 “纪事” 类和 “论辞” 类。“论诗及事” 是对诗人诗事的记述，以《本事诗》为代表。“论诗及辞” 指对诗人作品的评论，以《沧浪诗话》为代表。蔡镇楚也曾提出诗话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曰 “话”，以记事为主，讲诗的故事;其二曰 “论”，以诗论为主，重在诗歌评论，也对应了章学诚的分类。

　　“论辞” 类诗话以论为主，包括诗歌理论评析、优劣分析、作法评析等等。这在《红楼梦》中均有极为近似的情节内容。如三十七回写到结社时宝钗对于诗歌创作原因的揭示：“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再如 “香菱学诗” 情节中所渗透的对于写诗如何循序渐进的方法示范和对其所作三首诗歌的评价。黛玉评价第一首 “措词不雅”，宝钗评价第二首 “不象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众人评价第三首 “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这是典型的优劣品评之论。对诗词的评价以李纨点评众人 “菊” 诗系列最为典型：“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然后《簪菊》《对菊》《供菊》《画菊》《忆菊》次之。” 此类内容，向被视作作者的诗学思想通过小说人物来体现，几成共识。

　　除 “论辞” 类诗话的 “印记” 之外，《红楼梦》中还隐藏有 “纪事” 类诗话形式。

　　“纪事” 本是诗话的早期形式，先有《本事诗》类诗话，之后才逐渐过渡到兼有论与事的《六一诗话》之类，再到后期基本以论为主体的《沧浪诗话》等等作品。《本事诗》所开创的 “纪事” 诗话，从材料角度可以理解为历史事实与诗歌的关系，从批评角度可以理解为诗歌与人事形成的互动关系。情节性、可读性甚至传奇性，形塑了其与评论性诗话的差异。孟启在《本事诗自序》中说：“怨思悲愁，常多感慨。行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 即是着眼于诗词与人事之关系。《本事诗》共有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龚方琴总结，情感、事感两类强调触发诗歌创作的外在事件，高逸、怨愤侧重创作中主体气质个性的影响，征异、征咎则是创作中有心或无意的巧合，嘲戏则是一种语境问题。“事感” 重在因事而 “感”，诗歌创作与当时具体事件的结合，诗歌镶嵌其中，成为事件中的片段，使得事件带有更多传奇性。这种诗与事的关系的构筑模式，在《红楼梦》的人物诗词中也有类似体现。

　　《红楼梦》中人物所作诗词，多因事而发，有感而作，基本未离《本事诗》中的 “事感” 一类。比如贾雨村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有口占一首，“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是儒生对前途的追求与暗示。这首诗带有文人即兴创作特征;这一情节段落，也是典型的 “事感”。此类尤其以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所作诗词为代表。比如宝玉挨打之后，黛玉探望宝玉，满面泪光。宝玉让晴雯以送旧绢帕为名看望黛玉。黛玉领会了宝玉的心思，在绢帕上题了三首绝句，诗歌内容即与事件细节有密切关联。其他《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琴曲四章》等等也是如此，均以事件为创作的外部条件，强调诗词因时因事而创作，体现了人物诗词的产生机制。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林黛玉病卧潇湘馆，创作《秋窗风雨夕》。笔者认为，本诗当属 “事感”，而非 “征咎” 类，也就是不宜将此诗歌作诗谶解，不将其与林黛玉命运关涉。秋夜雨声淅沥，黛玉灯下翻看《乐府杂稿》，见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此处林黛玉所以创作《秋窗风雨夕》，个人遭际是内因，潇湘馆秋雨淅沥是外因，前代怨词所感是情感刺激，《春江花月夜》则是形式外壳。事与诗形成了内在的契合，并未有超越时空的个人未来命运的审视。甚至可以说，该诗在形式上仿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题目完全模拟，并照应当时的创作环境，可作新题乐府诗来探究。

　　与此相类，扩而广之，可以对《红楼梦》人物诗词以本事批评视角审视，着眼于情节当中诗歌与事件之关系，而非宏观故事内的超越时间的诗谶视角。

　　三、本事批评视角下《红楼梦》人物诗词的特征

　　诗词的 “本事” 是与诗词创作、评价、传播相关的事件。本事批评，就是强化事件对于诗词发生的作用、事件在批评中对诗词分析的导引作用。“本事的文学理论价值就在于为作品探寻出创作发生的主客体缘由动因”，促进对文本内蕴的理解，即 “获得有关该作品的具体背景资料，以追寻作者之本意为中心，达到客观评鉴的目的”。本事批评，着眼于建立时间、空间、人物与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原历史，借此以叙事方式呈现作品的创作初衷。“它沟通了美的创造和美的接受，作为理解作品的前提和中介，批评家把握住它，就把握了批评鉴赏的真谛。” 正因如此，本事批评一个核心要义在于当时事件和人物诗词的自洽。

　　事实上，因本事而流传的诗作，往往并不具备传统诗学批评中所重视的浑融意境、精巧结构等需要锤炼而成的特征。以《本事诗》为例，无论王维在宁王府对于饼妇事件即兴创作的《息夫人》，还是刘禹锡 “尽是刘郎去后栽”“前度刘郎今又来” 的两度自负，诗歌成功之处均不在艺术技巧，而在诗歌内容与创作前后事件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如《息夫人》一诗：“莫以今时宠，宁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如果对照《左传・庄公十四年》所载：“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则只是简单吟咏历史，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名作。但《本事诗》中宁王和卖饼者妇加入故事后，则诗歌的表情达意就带有小雅 “怨刺” 精神，诗中人物有情意，诗外作者有道义。所以，《载酒园诗话》“咏事” 评价：“正以咏饼师妇佳耳，若直咏息夫人，有何意味。”《絸斋诗谈》评价：“体贴出怨妇本情，真得《三百篇》法。止二十字，却有味外味，诗之最高者。” 包括此诗在内，《本事诗》所载大部分诗歌都没有题目，只是嵌入故事当中。因此在本事批评中，必须对事件如何开启诗歌创作、诗歌创作如何依附于事件这一关系展开思考。

　　以此视角观之，《红楼梦》中的人物诗词往往具备以下两方面特征。

　　其一，本事记述中的诗词多为当场即兴。即时性创作，会让诗词多充斥熟典陈词，但同时具有易读、易懂、易传的特征。这也符合才子词人追求短时间内快速构思成诗的生活真实。

　　即时性，是诗歌紧密贴合事件的发展而出现，诗话或小说中，体现为口占一绝、即席赋诗的情节居多。《红楼梦》中即有几次对于敏捷性的描写。如《姽婳词》的创作片段，“且说贾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谁先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多人皆作过几首了，胆量逾壮，今看了题，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贾环生恐落后也就有了。” 还有贾宝玉赋咏红梅，“黛玉提起笔来，说道：‘你念，我写。’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一鼓绝。’宝玉笑道：‘有了，你写吧。’” 这是继承才子佳人小说中凸显才子敏捷的传统，也符合明清文人创作习惯。明清文人常常即兴作诗，例如翻阅吴兆骞诗集，《同陈子长夜饮即席作歌》《同友人夜饮即席作歌赠之》《冬日同子长赋限韵立成》这类诗题就能证明诗歌都是即席赋诗或口占立成。同时，清代科举中应试诗题有随机性。“应试诗题，非举帖时事，则援用古典，或摘取前人诗赋中名句，或兼用及时景物，如时事，则朝贺祝诞、郊庙祥瑞，凯捷等类”(王锡侯《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引黄思斋《论诗作法》)。有时命题过于随意，商衍鎏记载，“高宗于观书之际，宫监适将灯置于其右而碍目光，翌曰以此命题试士，则等于游戏”。因此，清代文人聚会常有大量的随机题目，即时创作，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产生于此时的《红楼梦》也带有这一印记。

　　即时性创作的前提下，《红楼梦》中人物诗词惯用熟典成句。既是时间上不能充分构思所决定，也是为了显示作者胸中笔墨。如宝玉持螯赏桂，作诗一首：“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整首诗的创意来自苏轼《初到黄州》尾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诗作的游戏性质明显。同时，苏轼《老饕赋》中写道：“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 这里宝玉以此语典自指。而葛洪《抱朴子・登涉》中又记载：“称无肠公子者，蟹也。” 唐彦谦有《蟹》诗：“无肠公子固称美，弗使当道禁横行。” 宝玉即是化用此句。同时诗中杂有蟹性寒凉，需以姜、醋佐餐等常识，却嬉笑中显露才华。

　　正因为即时创作，所以《红楼梦》中的诗词语句多是通俗口语，艺术上以视觉性意象多，结构紧凑且不跳跃。此特征既符合生活实际，也为这类诗词的 “简易” 找到了最好 “解释”。如小说中第三十七回史湘云的《咏白海棠和韵二首》其二：“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 其中有大量的副词虚字，如 “也”“因”“为”，可以表现脱口而出的特征;“蘅芷”“萝薜”“玉烛”“晶帘” 也均为常见意象。还有第二十一回的《题宝玉续庄子文后》：“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在问答中，以口语为诗。其他近似的还有薛宝琴的 “疏是枝条艳是花，春妆儿女竞奢华”(《咏红梅花(得 “花” 字)》);探春的 “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簪菊》);贾宝玉的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咏白海棠》)，都是以虚字造成语句的节奏动荡、文句的语气舒缓，全诗流畅性增强，在吟诵中会显得颇为劲健。

　　第二，值得和能够记录留存的诗歌创作本事，一般都具有传奇性。传奇性可以是特殊的创作环境、目的，也可以体现为诗歌自身具有较高形式难度与构思的新巧度。

　　形式难度，在即兴赋诗的前提下，首先表现为大量组诗或者其他形式更为复杂的诗作。如《本事诗》中记载李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 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㧝。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也对此多有表现。如《两交婚》中甘颐有诗作《子夜歌》十首，《蝴蝶缘》中蒋青岩与华柔玉互相和韵传情，有七律、七绝各四首。《红楼梦》也有这种大型组诗创作。如第五十一回，宝琴以素习所经过各省古迹为题，作 “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赤壁怀古》《交趾怀古》《钟山怀古》《淮阴怀古》《广陵怀古》《桃叶渡怀古》《青冢怀古》《马嵬怀古》《蒲东寺怀古》《梅花观怀古》，既是怀古组诗，同时又是谜语。还有束缚更多的限韵诗。大观园姊妹结成 “海棠诗社” 后作《咏白海裳》，韵脚限门、盆、魂、痕、昏，形式要求严格。近似的还有第五十二回宝玉和黛玉谈论下一次诗社，薛宝钗有意给他出难题说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 就叙事批评而言，这类情节能体现作者才情，能表现不同人物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就本事批评而言，这是文人雅集诗会的记录，是金谷兰亭盛会的模拟，诗歌的规模特征和难度特征具备了传奇性和存录必要性。

　　在诗词作品的快速创作和赏读中，“新巧” 的重要性超过 “浑融” 等特征。《本事诗》中有不少此类记载，如张九龄作《海燕》表达对李林甫的态度：“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诗歌以物寄托，以小见大，以达到不能直接言说的目的。在《红楼梦》中，宝钗所作的《咏螃蟹》一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小题目 “寓大意”，“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诗中最为出色颔联两句，工整的形式下巧妙地结合了螃蟹的特征，并且说明了一定的社会意义。“眼”“皮” 均为身体器官部位，“前”“里” 为方位词，“道路”“春秋” 一时间一空间，且各自在内部意义相似相对，“无”“空” 都表示否定，“经纬” 对前文关联 “道路”，“黑黄” 修饰句前的 “春秋”。“道路无经纬” 的巧妙当然超过了前首贾宝玉写螃蟹 “横行”，皮里春秋意为肚子里有《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形容表面上不作评论但内心里有所褒贬。但 “空黑黄” 再次回到蟹黄的真实描写。写实，同时对仗巧妙，构思新奇，颇有江西诗派 “点铁成金” 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新巧” 是《红楼梦》中众人创作中较为通用的标准。再如第三十八回李纨点评众人所作的菊花诗时说：“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香菱学诗中，对第三首的评价即为 “新巧有意趣”。

　　诗词创作内容由人物所在环境、各类诱因所决定，艺术表现方式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这是传统对纪事诗话中的诗词评价中较少关注到的因素。《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其中所反映的生活真实历来为人赞许，其中的人物诗词与小说叙述之事件形成的互动关系，以本事批评理解和解读，也应当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余论

　　纪事诗话的产生本身便是后世对于诗歌产生的记录、补录、整理。比如《本事诗》“事感” 类第三则所述刘禹锡因诗遭贬的故事，显然是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首诗进行了记叙性加工。成书顺序上，诗歌在前，本事记载是之后的有意敷衍，而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以，“论诗及事” 诗话也具备小说属性。

　　蒋寅也曾说，“诗话之谈诗论人，原以‘话’为主，其‘资闲谈’的动机既与小说相通，一些记载奇闻异事的篇章也就与小说相出入，可作为志人小说或志怪小说文本来读，历来官私目录的著录也常与小说相混。” 如前文不断提及的《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将其归入集部 “总集类”;《顾氏文房小说》《津逮秘书》《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家琐记家》认为其为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如孟启《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诗话和小说在文体上有较大交融地带，已是多人的共识，这也是本文提出对小说中的人物诗词评价可以引入本事批评的原因之一。

　　以本事批评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诗词，就诗论事，就事论诗，将宝黛钗等人诗歌还原到具体情节当中，等同于总集别集中的诗词来评价，如此，故事增加了诗词特征的可理解性，诗词的独特性也符合历史或艺术的真实，一些所谓的 “缺点” 也就不再是缺点，这类诗词是否又带有了另外一层魅力呢?

刘万川;苑东志,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润德学校,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