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民族丛刊投稿格式参考范文：集体记忆视角下鄂伦春生计方式转型研究

　　引言

　　现代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础与动力，没有经济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现代化。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存在阶段论、模式论和动力论等现代化理论。“十四五” 规划提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我国现代化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背景下，生计方式转型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但民族传统生计方式改变引发了文化传承问题。由于经济和文化任一方滞后都会影响现代化进程，所以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而集体记忆的延续与建构能传承传统文化，从集体记忆视角研究生计方式转型，可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对象特点

　　鄂伦春族是我国狩猎采集民，新中国成立时仍保持原始狩猎采集生计方式，不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与世界上部分狩猎采集民一样实施了定居化政策。70 年间，其生计方式实现现代化转型，从狩猎采集，先后经历 “以猎为主、以农为辅”“以农为主、以猎为辅”，发展到如今 “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的现代化生计方式，涉足农林牧副渔、工商业、旅游业、外出务工等领域，融入现代化浪潮。与其他群体相比，鄂伦春族生计方式转型有两点特殊性：一是转型次数多，并非从农耕直接转向市场化，多了一次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的转型;二是转型速度快，以 1953 年定居化政策实施为节点，到实现生计方式现代化仅用几十年。也正因这两点，其文化传承断裂更严重，狩猎文化、语言文化、桦树皮文化等受严重冲击，费孝通先生还提出了保 “人” 还是保 “文化” 的现实问题。当前对鄂伦春族的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志和调查报告，但成果多集中在社会文化领域，涉及衣食住行、语言保护及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现状、问题与成因，更关注生计不适应问题，尤其是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阶段的不适应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对记忆的研究始于微观层面个人思维或行动的生物学，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将其引入社会学，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奠定研究基础。集体记忆既是雕像、纪念碑等物质现实，也是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为群体共享的象征符号或精神内涵。在此基础上，保罗・康纳顿更注重集体记忆的连续性，认为其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传递，“体化实践” 和 “刻写实践” 组成身体实践，区别在于信息传达者和接受者是否在场，“刻写实践” 与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作为物质现实观点相通，且实践需借助身体，日常行为能让记忆积淀到身体，身体成为集体记忆传递媒介，身体感受可唤起集体记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继承自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但更侧重文化维度。集体记忆在不同权力主体影响下不断建构，在群体中共享，通过体化实践和物化表现传递。结合鄂伦春族生计方式转型特点及文化特性，其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交织建构生计记忆，且主体话语权不同作用各异。该民族曾无文字，使用汉字前生产经验靠身体实践传递，如今虽有汉字记录文化利于保存，但内部生产经验及文化传承主要方式仍是身体实践，已形成的物化表现是其在不同主体共同记忆建构下对文化选择的结果。此外，以新生村为例，该村位于 “北方游猎第一乡”—— 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现有 285 户 585 人，其中鄂伦春族 161 人。村民虽不再从事狩猎生计，但凭借狩猎文化，先后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寨。

　　二、多元主体互动下的生计方式转型

　　集体记忆由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记忆载体组成，三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因主体不同，同一历史事件在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就有多少种叙事立场，不同记忆由各社会阶层在较长时间内逐渐建构，拥有不同权力的主体在共同建构集体记忆时作用不同。政府、市场、其他民族兄弟、文化学者及鄂伦春人共同构成建构鄂伦春人集体记忆的主体，推动其延续狩猎生计记忆，同时建构现代生计记忆，且部分鄂伦春人在生计方式转型中身份发生变化，定居后分化为 “干部” 与 “猎民”，干部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中更具话语权，接受高等教育的鄂伦春人也从 “自观” 角度记录保存民族文化，补充了其他文化学者 “他者” 视角的研究。

　　(一)狩猎采集阶段(集体记忆建构主体单一)

　　狩猎采集是鄂伦春人持续时间最长的生计方式，此阶段集体记忆建构主体主要是鄂伦春人。生计方式在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互动制衡中形成，二者相互形塑。鄂伦春人世代生活在山林，以狩猎采集为生，“乌力楞” 是狩猎生产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由男性祖宗带领若干子孙小家庭组成，猎物平均分配。其生产生活周期与动植物生长周期一致，是直接从自然获取食物的攫取式生计方式，森林空间是集体记忆承载地点，既为其提供生产保障，也成为与外界交流的屏障，使其未发现野生谷物，未受其他古民族从采集转向原始农业的影响，很少与其他主体交往，建构了狩猎采集的生计记忆。以新生村鄂伦春人为例，他们原本游猎在瑷珲县附近森林，兴安岭动植物资源丰富，当地鄂伦春氏族以枪、猎马、猎犬为生产工具，主要猎取鹿、野猪、狍子等野兽，狩猎活动四季进行，围绕猎鹿形成鹿胎期、鹿茸期、鹿尾期和打皮子期的狩猎生产周期，体现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观。狩猎所得用于解决食物、制作衣物、充当药材，狩猎加采集构成其衣食住行全部，形成狩猎文化，传统建筑 “仙人柱” 由桦树干和兽皮搭建，满足游猎迁移需求。

　　(二)定居初期(集体记忆建构主体多元化起步)

　　新中国成立时，鄂伦春人仍以狩猎采集为生，生产力处于原始阶段，生活艰苦，国家号召其定居并发展农业生产，政府成为鄂伦春人集体记忆建构主体，鄂伦春社会内部也出现身份分化。1953 年，瑷珲县附近的鄂伦春人在党和政府帮助下下山定居，结束 “林中百姓” 生活，生计方式首次转型，从 “单一狩猎生产” 转向 “农业” 生产，初期 “以猎为主，以农业为辅”，并计划发展畜牧业和其他副业。

　　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具备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能提供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在集体记忆建构中发挥多方面作用：一是改变生活空间，集体记忆承载空间从森林转为村落，但森林记忆仍延续，政府选址定居时考虑鄂伦春人狩猎习惯与文化，将新生村选在依山傍水处，延续 “森林记忆”，同时建构 “村庄记忆”;二是改变生产组织，从 “乌力愣” 变为互助组，分为猎业、农业、副业和护林队 4 个组，组长由氏族中有话语权、地位高的鄂伦春人担任，他们多了国家干部身份，有工资性收入;三是改变分配方式，从平均分配变为评工计分;四是助力生产发展，为猎民更新狩猎工具提高狩猎生产率，号召有农业专长的其他民族兄弟到新生村，鄂伦春人与汉族同胞互助，以人工换马匹发展农业。

　　1953 - 1963 年，新生村狩猎收入占比从 76.8% 降至 47.75%，农业收入从 9.4% 升至 13.2%，鄂伦春人建构了农业生产的集体记忆，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鄂伦春人多有父辈开荒学种地的记忆。同时，市场也逐渐成为集体记忆组成主体，人民公社时期新生村兴办铁木加工厂和皮革厂，铁木加工厂生产锄头之类的简单农业工具，皮革厂由鄂伦春妇女组成，依托其手工生产经验对狍皮制品、桦树皮制品进行商品化，推动农业发展，改变鄂伦春人关于生产工具的集体记忆，使其融入市场化，促进传统农猎经济向现代化商品经济过渡，此时集体记忆建构主体从单一鄂伦春人转向政府、市场、其他民族兄弟共同建构。

　　(三)多种经营发展阶段(集体记忆建构主体进一步丰富)

　　随着鄂伦春人农业生产技术掌握程度提高，生计方式发展为 “以农为主，以猎为辅”，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业以种植大豆、小麦为主，也种植土豆等其他作物。1963 - 1983 年，农业占比逐年递增，1983 年农业收入占全年总收入超 80%。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市场化程度加深，新生村先后成立玛瑙厂、淀粉厂等，淀粉厂盈利高，50 名职工中 20 名是鄂伦春族。此阶段狩猎收入占比降至 5%，且主要来自养鹿场，养鹿场收入占猎业收入 70%。

　　养鹿场在政府帮助下建成，使用政府资金从长白山购入梅花鹿，同时由鄂伦春猎民活捉野生马鹿饲养，这一实践改变了鹿仅作为狩猎对象的事实，实现从 “猎” 到 “养” 的转变，该实践记忆在猎民及后代中延续，鄂伦春人对鹿的记忆从吃穿来源变为商品经济来源，但鹿在其心中的神圣感不变。同时，因农业收入增加和兴安岭野生动物减少，新生村狩猎活动从四季进行变为仅冬季进行，狩猎活动减少导致狩猎文化传承面临断代，众多年轻鄂伦春人未经历狩猎生产，其狩猎生计记忆来自祖辈口述和对父辈狩猎活动的记忆。针对文化传承问题，文化学者开展研究，进入村庄调研并参与鄂伦春人生活，成为集体记忆建构者之一。如今新生村每年仍有大批学生和专家学者前来写生、摄影、考察与参观，多所高校在此设立实践基地，文化学者深度参与鄂伦春人日常生活实践，其研究成果保护和宣传了鄂伦春文化，还推动了鄂伦春人副业发展。

　　(四)全面发展阶段(集体记忆建构主体协同作用)

　　鄂伦春族农业技术水平和市场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受不能继续狩猎影响，生计方式完全转向 “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形成稳定生计结构，狩猎从实体生计方式抽象为民族象征符号。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村中鄂伦春团结户拥有家庭农场，成为种植大户，不少鄂伦春人有外出打工从事市场化工作的经历。政府、市场、其他民族兄弟及文化学者共同建构鄂伦春人生计记忆，其中鄂伦春族民族精英作用更为重要。定居政策实施时，民族精英最先发挥作用，政府代表团先与鄂伦春族上层人物、民族精英交流沟通，他们成为连接政府与普通鄂伦春人的桥梁。

　　在第一届非物质文化展演中，鄂伦春族村民 GCY 作为狍皮技艺非遗传承人参加，积极展示民族文化，其事迹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从 “单一狩猎生产” 到 “以猎为主，以农业为辅”，再到 “以农为主，以猎为辅，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直至 “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新生村鄂伦春人集体记忆建构主体从单一鄂伦春人发展为政府、市场、文化学者及其他民族兄弟。在不同主体共同推动及本族干部、文化学者努力带领下，鄂伦春人顺利实现生计方式转型，在延续狩猎记忆的同时，建构了农业生产、市场化等现代生计记忆，这一过程反映了其生计方式的变迁，且不同主体交织互补，推动生计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传承保护了传统文化。

　　三、身体实践：生计方式转型的途径

　　身体实践是鄂伦春族传递集体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狩猎采集生计阶段该民族无文字，仅靠语言，生产实践全通过言传身教进行，形成狩猎技艺、兽皮技艺、桦树皮技艺、“仙人柱” 搭建技艺等，且因长期游猎对自然充满崇敬，在狩猎和日常生活中有独特仪式表达敬意。技艺、仪式是身体实践的表现形式，以身体为储存媒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传递记忆。虽狩猎生产活动减少，“狩猎” 成为民族符号，但仍通过身体得以延续与展演，技艺延续与仪式展演是唤醒鄂伦春人集体记忆、推动生计方式转型的途径，在向 “全面发展” 尤其是旅游业发展中作用显著。

　　(一)传统技艺传承：身体实践承载记忆，推动副业发展

　　传统技艺本身是集体记忆，既是知识也是身体记忆，传承人的身体实践是集体记忆传递的关键，他们通过早期教育或后期系统学习掌握传统技艺。鄂伦春人在狩猎采集生计中，技艺传承是在生产活动中跟随长辈通过看、学、做习得，以家庭教育为主，年轻一辈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学习技艺。以狩猎技艺为例，新生村 N 的打猎技术从舅舅处习得，15 岁首次上山打猎，舅舅教授其打枪、校枪、辨别动物印记、甩风等技巧，其他猎民狩猎技艺也多来自父亲或家族男性长辈。如今虽狩猎活动减少，但冬天到来仍能激发 “猎人们” 的狩猎热情。狍皮技艺传承同样艰辛，制作狍皮制品需长时间梳理皮子，还要用熬狍肝的水软化皮子，味道难闻，现在因狍子成为保护动物，皮制品改用牛皮，一双皮手套市场价约 500 元。

　　这些传统技艺通过身体实践传承，相关记忆深深烙印在传承人身体中。这些经身体实践传承的传统技艺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 继承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副业和旅游业发展的 “助推器”。“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传承人从过去延续至今的精神财富与集体记忆，基于民族传统技艺认定，传承的技艺是鄂伦春人主观认同并想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且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更能体现其对传承文化的认同。新生村已为 12 项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获得 2 项国家级、3 项省级、7 项市区级项目。非遗传承人有不同级别资金补贴，还能以技艺为新谋生途径，如省级兽皮技艺继承人 G 在家旁经营民族工艺坊，旅游团到来时一年能多挣不少钱。

　　(二)仪式展演：身体操演延续记忆，助力旅游业发展

　　仪式通过身体操演实现并延续记忆，体化实践是身体实践的途径与方式。在仪式中，身体以自身风格重演过去形象，借助表演技艺动作的能力有效保存过去。节日仪式是对过去最好的重现，狩猎采集生计阶段，鄂伦春族因游猎离不开火而敬畏火，有祭祀火神传统，形成独特传统节日 —— 古伦木沓节(鄂伦春语意为祭祀火神)。如今，古伦木沓节已超越单纯祭祀含义，展示鄂伦春族过去游猎生计方式与现今融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一年一度的团聚盛会。新生村村民定居后，庆祝该节日保持 5 年一小庆、10 年一大庆的频率，依托黑河市中俄文化大集，举办规模更盛大，还有俄方少数民族代表团出席。节日期间，村民携带好酒好肉参加，与各地鄂伦春人共同庆祝，节日内容除祭祀外，还包括迎宾仪式、祭祀山神仪式、民族体育竞技会、文艺演出等。在这些仪式与活动中，鄂伦春人通过跪拜、围绕篝火舞蹈、唱歌、射箭、赛马、摔跤等身体实践，唤醒身体中沉积的记忆，同时也吸引游客，助力旅游业发展，推动生计方式向 “全面发展” 转型。

　　四、物化表现：生计方式转型的物质基础

　　鄂伦春族的生计记忆在权力主体多元互动中建构，通过身体实践的技艺与仪式延续，同时在以身体实践传递记忆时，记忆还附着在一定媒介上，以物化形式储存传递。文字、地点和建筑等物化形式是其向多元生计转型的物质基础。

　　(一)文字记录：弥补口传记忆不足，保存文化与转型过程

　　文化学者进入鄂伦春人生活成为集体记忆建构主体后，通过调查形成调查报告、文献、论文、著作与民族志材料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以物化形式保存文化，成为鄂伦春人集体记忆的内容。文字(汉字)记录下其狩猎生计记忆及衍生文化，使鄂伦春人集体记忆传递除身体实践外，还能通过文字记载保存，展示狩猎文化。以《新生鄂伦春族乡志》为例，它是全国第一部鄂伦春族乡志，也是鄂伦春族定居 50 周年的献礼，其编纂离不开当地政府、文化学者及鄂伦春族干部、文化学者的努力。乡志出版后，在政府与当地文化学者推动号召下，新生村每户人家都收藏一本。这些文字书面资料弥补了口传记忆的劣势，成为鄂伦春族群众向他人介绍本民族文化的文本支撑，也见证了其从狩猎生计方式到多元生计方式的转型过程。如今很多传统狩猎禁忌与仪式被遗忘，如猎民 W(下山定居第三代、狩猎技艺传承人)表示，很多禁忌他并不知晓，为更好传承民族文化，他会找老一辈了解，也会通过书本学习相关知识。

　　(二)地点：承载集体记忆，影响生计发展

　　地点通过物化将集体记忆固定在特定空间，体现持久延续性，是集体记忆的空间建构，即使离开该空间，关于地点的记忆仍会留存。森林是鄂伦春人共同生活空间，在政府推动下其生活空间转向村落，但森林记忆始终未消失，森林空间承载着鄂伦春人具有游猎特征的生计记忆。政府为鄂伦春人选址定居时，考虑其游猎生产习惯，将村庄选在依山傍水处，为其向农业生产转向奠定物质基础。不过，村庄山地地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与周围村庄相比，新生村农业收入较低。但鄂伦春人凭借在森林空间长期狩猎采集积累的经验，尤其是良好的视空间记忆能力(受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影响，且对后代有影响)，在采集方面具有优势，能通过采集补充农业收入差距。如鄂伦春族 MCQ，14 岁跟随父亲学习打猎，熟悉山林地形与植物生长方位，婚后与妻子上山采集药材，每年能轻松挣两三万，比不熟悉山林的人采集成果更多。

　　(三)建筑：体现民族文化，推动特色旅游

　　建筑作为居住环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会依据自身信仰和对祖先的集体记忆建造家园，形成本民族记忆场所。鄂伦春族传统建筑 “斜仁柱”(“仙人柱”)，由桦树干搭建，夏季用桦树皮覆盖，冬季用兽皮覆盖，方便搭建拆除，符合游猎迁徙需求，是其生计记忆的物化表现之一，其建筑经历 “仙人柱”“木刻楞”“土房”“砖房” 的转变。新生村住房分别于 1953 年、1982 年和 2013 年翻修与新建，最初房屋按汉族房屋形式搭建，符合农业生计需求，但刚定居时部分老人不习惯住房屋，有的在房屋外搭 “斜仁柱”，有的在屋内搭 “斜仁柱”，制约了向农业生产转型。随着人们适应定居生活，习惯居住砖瓦房，但狩猎集体记忆仍在。1982 年和 2013 年房屋翻修重建时，在鄂伦春民族干部主张努力下，将 “仙人柱” 记忆融入新式现代化住房，住房为砖瓦房结构，外观按 “仙人柱” 修饰，具有民族风情。如今村中装修为复古风格，融入鹿角式挂灯、弓箭形路灯、斜仁柱大门等民族元素，这些建筑物化形式能唤醒鄂伦春人过往回忆，同时彰显少数民族特色，推动特色旅游发展，助力生计方式向 “全面发展” 转型。

　　五、结语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久远，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高度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生计方式实现现代化，但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关系，集体记忆作为内在精神力量深刻影响生计方式转型，转型过程中蕴含传统延续。鄂伦春人从 “单一狩猎生产” 到 “以猎为主，以农业为辅”，再到 “以农为主，以猎为辅，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直至 “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的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记忆主体逐渐多元，生计记忆更趋多样。

　　文化学者对鄂伦春文化的调查，不仅使其成为鄂伦春群众生活的一部分，还推动了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转型过程中，鄂伦春人身份分化，干部和文化学者身份在生计方式转型中更具引领性。政府、市场、文化学者及鄂伦春人作为集体记忆建构主体，让鄂伦春人在延续狩猎记忆的同时，建构了农业生产、市场化等现代生计记忆，集体记忆建构过程反映了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不同主体交织互补，推动新生村生计方式现代化转型，同时传承保护了传统文化。而技艺、仪式、节庆等唤醒了鄂伦春人身体中沉积的记忆，让人们更直观感受狩猎文化，为民族特色旅游发展创造可能，进而推动生计方式向 “全面发展” 转型。

马潇骁,张思琪,陈怀谛,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