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语境转换、话语重塑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引言

　　社会科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历史发生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近年来，面对 “两个大局” 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 “三大体系” 建设工作尤为迫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因此，厘清中国社会科学形成、发展、转型和变革的历史过程，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 建设的应有之义，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之举。

　　在西方知识界，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学科概念的 “社会科学” 成熟相对较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 “进步年代” 带来的多重复杂社会影响，美国学者开始思考如何用 “自然科学以外的方法来探讨和研究社会问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马里安纳首先提出 “社会科学” 的研究方法，并将之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加以使用。此后，“社会科学” 一词逐步被学界所接受与运用。社会学家谢宇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社会科学起源于达尔文”，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将其 “总体逻辑” 的思想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最终促成了 “社会科学” 的形成。除此而外，也有学者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出发，探讨 “社会科学” 起源的多样性。

　　在中国知识界，社会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清末民初 “西学东渐” 过程中的传入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五四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逐步萌发。“我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适应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产生的。” 与此同时，在内外挤压的艰困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学术进程也陆续展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话语工具和理论武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面转型变革奠定了知识来源和理论基础。

　　一、由 “科学” 到 “社会”：“社会科学” 在近代中国引入的语境转换

　　不论西方知识界如何界定 “社会科学” 的起点，“科学” 都是 “社会科学” 建立初期最为直接的学术语境和参照对象。与之不同的是，“社会科学” 一词及其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传播，经历了由 “科学” 到 “社会” 的语境转换。伴随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学者最初将 “科学” 视作 “社会科学” 最根本的学术基础。五四运动后，“社会” 转而成为 “社会科学” 更为现实的问题导向。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中国学者开始重新认识、研究和思考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解决之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思想空间也由此萌发。

　　(一)参照 “科学” 的 “社会科学”

　　根据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在中国人编译的著述中，1908 年 10 月，由清末留日法政学生陈敬第根据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塚喜平次口述讲义和相关著作编辑出版的《政治学》一书中较早指出：“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科学之别：自然现象者，人类五官所能感觉之宇宙万象也。…… 人类对自然现象中(广义之自然现象即宇宙也)，提其关于人类之一部分，名为人类社会之现象，其他残余之一部分(即除人类一部分)，名为自然现象(狭义)。…… 人类社会科学者，即研究以自然现象中(广义)，所提关于人类一部分之现象也。”

　　1913 年 6 月，由法国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莱昂・狄骥所著、主要介绍法国宪政情况的《法国宪政通诠》一书由清末学人唐树森编译出版，该书认为：“法学者，社会科学也。研究社会科学之法乃观察法也。往古之论理学者，发明是法，以适用于研究伦理政治等科学。迄乎今日，吾人于此等科学，概名之曰社会科学。”

　　1915 年 5 月，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叶景莘在《学理与经验》一文中对 “自然科学” 与 “社会科学” 的异同进行了明确说明：“凡科学之学理，非经无数之研究无由成立。…… 若叠试而与多数之事实无不符合，始得成为科学之理论焉。…… 社会科学之学理，因社会现象复杂，且多不可以试验其信实，或有视自然科学之学理为逊者。…… 故运用学理，必先视所处境况之如何，以定其方术。社会复杂，其境况之难周知远过于自然界之现象，故社会科学之学理运用较自然科学之学理为难。然因此而谓人事不可以学理衡之者，则又因噎废食矣。”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发现，叶景莘直接使用 “自然科学” 的标准来定义 “社会科学”，在强调社会科学具有 “科学性” 的同时，也承认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更为复杂。进一步而言，“科学性” 既是社会科学存在的基础，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则。

　　1919 年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受邀来华讲学，他在学术演讲中指出：“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都想创造社会的科学 —— 关于人生的科学。把从前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律令，渐渐用到人生社会方面去，拿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科学，这便是科学的精神对于人生社会上发生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则提出：“现在研究经济学上的事实，第一，自然要采取博物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 广东青年皆平在致陈独秀的信件中也表示，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研究极其重要的知识基础：“译著界受现在所谓‘新文化’底空气包着，只有些哲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我觉得没有自然科学底基础，那哲学对于学者是广漠的;没有自然科学底基础，那社会科学是很年轻无知的。”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正在法国留学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周太玄同样认为，在社会科学建立的过程中，必须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至于对人事，所谓社会科学逐渐成立，亦颇采取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的态度：实事求是，即事抽律。于是人事界中，诸般现象，亦渐渐因果明了生灭可知。是以我们在人事界中，亦如对于自然界一样可以执因期果，由实验以证之。”

　　上述所列文献都充分说明，与西方知识界相类似，“科学” 是 “社会科学” 在近代中国引入与传播初期最为重要的学术语境和参照对象。但是，随着 “社会科学” 概念的传播逐步深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与西方不同的景象 ——“社会科学” 的引入向 “社会” 语境转换的情况。

　　(二)转向 “社会” 的 “社会科学”

　　事实上，“社会科学” 一词及其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除了具有学术和学科层面的意义外，更具有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视角转换的隐喻 —— 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对于中国 “社会” 本身的研究。

　　五四运动后，借助社会科学理论重新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向趋势愈加明显。1923 年 6 月，《新青年》杂志在复刊后的首篇文章中即明确指出，“《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杨杏佛在题为《科学与社会问题》的演讲中也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研究社会本身为前提：“现在人谈社会问题的很多，然而没有解决，乃因只谈问题而不研究社会的本身之故。如医生只知道病，争开药方，而把病人的强弱、男女、老少全不顾问，何能治病?” 政治学家杨幼炯则强调，研究中国社会必须将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社会科学是推倒封建社会神秘性文化的利器，“应用科学的法则，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使民众对于环境生活有明白的认识，这便是今日中国治社会科学者应有的努力”，“中国以前很少有人注意社会科学的研究，近年以来，一时研究的趋势大盛，从前国内各大学很少有专科，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有专科的设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社会科学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乃至变革如此重要，但杨幼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发展情况却并不满意。他不仅详细剖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弊病，而且直接列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第一，“只图为西洋原理与社会秩序的介绍，而不能实地的研究中国本身社会情形，甚且有不屑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者”;第二，“抄袭外国材料，以外国学者片面的理论作根据，结果发表不少的误解”;第三，“把社会科学当作哲学研究，不从事社会实地调查”。基于此，杨幼炯呼吁：第一，“根据科学的方法，把中国目前的现象，作根本的考察”;第二，“拿社会科学的方法，解剖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情状，而加以具体的讨论”;第三，“要改造目前中国混乱的社会，当对症下药，求其病根之所在，社会调查就是最重要的工具”。

　　一年后，针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界的发展近况，杨幼炯再次重申，“各种社会科学的应用，目前遂成我国急切的需求了”，不但需要 “注重近代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介绍”，而且应 “尤着眼于我国社会问题为科学的研究”。

　　综合以上论述，此时 “社会科学” 的引入语境已经从 “科学” 层面转变为 “社会” 层面，中国知识界对于 “社会科学” 的关注重心也从 “学理” 层面转移至 “应用” 层面。随着《新青年》等刊物对话题的讨论，这种 “语境转换” 不但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对当时普通读者的阅读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在清末民初 “西学东渐” 的过程中，以 “科学” 作为参照的 “社会科学” 在引入中国时，仍然将 “科学” 作为其存在的学理依据。事实上，这种 “科学” 语境与 “新文化运动” 的影响不无关系。也正是因为社会科学的 “科学性”，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地位才更为稳固地得以确立，并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壮大提供理论基础。在 “社会科学” 一词及其概念逐步被中国的知识界所接受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社会” 便成了 “社会科学” 更为现实的语境，“社会问题是直接间接同一切社会科学有关系的”;“研究社会科学，目的是在认识社会，我们并不是要成为社会科学专家”，“只要能领会它的一般的原则，并且能将这原则应用到自己生活实践中就行了”。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在转向 “社会” 的语境转换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对于自然科学的 “祛魅”，呈现出 “科学” 与 “社会” 的视域融合、互通互鉴。值得注意的是，在 “社会科学” 引入语境转换的背后，一批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具有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初步探索的强烈意识，并为之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间。

　　二、由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到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重塑

　　话语是影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为了论证和维护政权的 “合法性”，国民党在推行 “党化教育” 政策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鼓吹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与之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科学研究 “科学性” 的前提下，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全新概念，用以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清除阻碍。

　　(一)“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曾长期受到国民党 “党化教育” 政策的钳制。推行 “党化教育” 是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核心理念，其影响不仅限于教育本身，还包括学术、艺术、娱乐、生活和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目的在于向广大的社会民众灌输国民党的 “党化” 思想：“中国从来的教育，只是关于支配行动的教育…… 自从施行新教育制度后…… 附加一种关于从来所无生产行动的教育;而且关于支配行动的教育，是全然以现代政治科学为基础。…… 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在于推翻从来关于支配行动的一切原理，及从来关于生产行动的一切方法;而扶植一种为中国从来所无的政治组织的新原理，及中国从来所无的经济组织的新方法。”

　　上述引文的作者为许崇清，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引文中所说的 “为中国从来所无的政治组织” 即指国民党，他强调：“中国今后的教育政策，当然亦应该与这个革命的一般政策相并动，然后所施设的教育，才能成为确有实效的教育。…… 亦只有与这个革命的一般政策所进取的方向相一致;然后所设施的教育，才能尽致发挥他固有的价值，教育的发达才能预期。” 简言之，许崇清认为，中国今后的教育当以现代社会科学为基础，必须服务于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的 “价值”。

　　1927 年 7 月颁布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议决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几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

　　在此背景下，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国民党试图将其 “改造” 为全面推行 “党化教育” 政策的思想载体和宣教工具。1929 年 3 月，在国民党 “三大” 上，由中央训练部提交的《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案》经大会表决通过。该提案认为，国民党需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理，建立 “新的社会科学” 即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总理创建之三民主义，体大思精，其于一切社会科学之理论，无所不包;亦即三民主义系以最高之观点综合社会科学之全部所成。故欲阐发三民主义之理论，先不可不从三民主义之观点将所有社会科学为一度之整理。…… 如与三民主义相关最切之各种社会科学，则一任其立于歧异观点之上，是不独党义课程与社会科学间，将有扞格之虞，抑恐三民主义之立场。…… 欲确立三民主义之科学性的一贯的理论，非从社会科学方面着手不为功。…… 创建新的社会科学，实为吾党之责!

　　至此，宣传和推行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正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此后，国民党又凭借一系列配套 “奖励”“激励” 措施的颁布，推动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渗透和灌输。例如，在 1931 年 9 月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关于课程设置的部分，特别强调了对于社会科学课程开设的要求：“一、应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贯东西文化之所长;二、应以中山先生全部遗教贯通教材，以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三、应精研学理之究竟，以期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价值。” 仅仅两个月后，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国民党 “四大” 上又通过了《三民主义文化建设案》，该提案再次明确提出需要建立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并认为：“其研究之内容，应分为两大部。其一为总理遗著与本党政纲、政策，及党史、革命史之研究;其一为三民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论理学、伦理学之研究，及对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之批评。”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产生，其实质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试图通过推广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并在学术领域内灌输其政治理念。然而，不少在利益驱使下编纂的、冠之以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各类社会科学理论著述，对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系化发展是毫无益处的。此外，“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产生也阻碍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建立与运用，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学术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壮大

　　在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共产党即在传播、建构与运用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以前，陈独秀便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尽管社会科学也属于 “科学”，但是陈独秀却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科学过于轻视：“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 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 1923 年 11 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中共中央便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于社会科学常识的宣传和介绍，并在此后组织编印《社会科学讲义》。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施存统、董亦湘、蔡和森、萧楚女、韩觉民和杨贤江等共产党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积极宣传和介绍社会科学理论外，面对中国受到的封建主义的长期影响，邓中夏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让哲学披上了 “科学的花衣”，在去伪存真中实现了 “科学化” 的蜕变：“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 —— 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 —— 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散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

　　恽代英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则进一步指出 “科学的方法” 的指导意义：“我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有人以为我看轻了‘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原故。我究竟反对不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在 “社会科学” 的概念逐步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科学引入的 “科学” 语境的影响，同样将 “科学” 看作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这些讨论中显示出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话语开始登场。中共 “一大” 代表刘仁静，在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文章中，也将 “科学” 作为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基本依据。刘仁静用自然科学的评判标准来考察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至于我们尊敬马克思，我们也不过如自然科学家等敬牛顿、达尔文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着科学的方法在各科学的领域中发见了很重要的法则，裨益人类的。…… 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还是十九世纪反对赫胥黎的牧师，十六世纪反对加利略的愚昧的民众罢了。”

　　五四运动后不久，杨匏安即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自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 施存统进一步认为：“我们最初研究社会科学，必须先研究一种最合理的最能圆满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然后才宜进而研究各派社会科学理论及各种具体事实。…… 但我们要问，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呢?我以为莫如马克思派的社会科学，因为只有它最能圆满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所以研究马克思学说，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第一个需要。”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中共党员提及社会科学的相关论断，留有社会科学的引入转向 “社会” 语境的印记，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话语的登场，则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考。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在国民党提出构建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进行重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共中央在 1929 年 8 月发布的全国通告中明确呼吁：“争求研究思想学术的自由，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并且要尽可能的指出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根据…… 研究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曾经领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

　　1930 年 9 月，翻译过多本马恩著作的吴亮平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 在中国遂蓬勃怒发，社会科学的书籍，遂如雨后春笋，普遍于全国。…… 在社会科学思潮风起云涌之际，思想界的分化，自然也随革命斗争的发展，而更形深入。这种思想界的分化，在社会科学上尤其显明。” 在此基础上，吴亮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分化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阵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民族改良主义之合法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客观而言，无论是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产生还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壮大，都是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后 “语境转换” 的结果。相较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吁与推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学术进程的关键所在。“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为追求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的壮大却为这一探索提供了科学的话语基础，并在 “新社会科学” 提出和 “新社会科学运动” 兴起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三、由 “新社会科学” 到 “新社会科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关键阶段。在 “语境转换” 和 “话语重塑” 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具体呈现，伴随着 “新社会科学” 概念的陆续提出与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全面兴起，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最终得以实现。

　　(一)“新社会科学” 的提出

　　“新社会科学” 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过程中的关键性和标识性概念。阎书钦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被时人称作‘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日渐兴盛，至 30 年代臻于壮大，形成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流派。”

　　根据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1924 年 3 月，陈启修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较早使用了 “新社会科学” 的提法：

　　新俄的社会科学教育政策，为俄政府主要政策之一，他们几可谓倾全力以赴之。他们的中学、劳动学校、普通大学，是拿新社会科学作主要科目的。他们全国的出版物中，这新社会科学的书，占了一半以上。他们对于智识阶级的待遇，除技术家外，以对于新社会科学者为优良。他们的新社会科学，是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中的社会科学，他们认为是真的社会科学。他们主张从来的、旧的社会科学，是覆育于资产阶级(或权力阶级)之下，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说法的。…… 若再假以岁月，我想新社会科学之势力，必定要风靡全世界的。

　　从上述介绍可知，陈启修对于 “新社会科学” 的界定是相较于 “旧社会科学” 而存在的。“旧社会科学” 是指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社会科学，“新社会科学” 则是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社会科学。进一步而言，新、旧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政权性质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陈启修实际上并没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在 “新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陈启修所提出的 “新社会科学”，相较于 “新社会科学运动” 中所倡导的 “新社会科学”，仍然显得较为粗浅和模糊。

　　需要注意，“新社会科学” 的提法在同一时期的社会科学著述中有时也会有另外的含义。《东方杂志》曾刊文称：“五十年来，没有一种科学，无论是有机的或无机的，不受重大的变化，而且有许多新社会科学增加出来，他们的名字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亦都不知道。” 该文所认定的 “新社会科学”，是指新近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门类，例如心理学、教育学等。

　　在黄凌霜所写的《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一书中，也设有 “新兴社会科学” 一节。该书介绍的 “新兴社会科学”，指的是西方 20 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影响下形成的、脱离了 “幼稚” 的社会科学，即 “科学” 的社会科学，其内涵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界所推崇的 “实证主义社会科学”。

　　由中华社会科学学社主编、创刊于 1934 年 2 月的《新社会科学季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同样没有任何具体的介绍。该刊所提倡的 “新社会科学” 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强调借助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知，上述这些相关著述中提及的 “新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并没有直接联系，在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属于陈启修所说的 “旧社会科学” 的范畴。

　　1930 年 3 月，中共党员、左翼学者、翻译家柯柏年在《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书中，完整、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 “新社会科学” 的概念：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二大敌对的阵势;一是布尔乔亚汜的社会科学，一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社会科学(我们简称之为新兴社会科学)。我们所应该研究的，是哪一种的社会科学呢?这个问题，换另一种说法，就是：哪一种社会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 “唯物辩证法” 呢?…… 能够以这种唯物辩证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也只有新兴社会科学。因为只有新兴社会科学采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故我们所应该研究的，是新兴社会科学。

　　在上述引文中，柯柏年将 “无产阶级” 和 “唯物辩证法” 作为 “新社会科学” 的本质特征，其中 “唯物辩证法” 又是 “新社会科学” 最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柯柏年在批判 “旧社会科学” 采用形式逻辑研究法的同时，又详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五条基本准则，即 “从各种现象之变动的方面去研究”“从诸现象之相互的联系去研究”“一切对立的事物，是结合于绝对的统一”“一切事物包含内在的矛盾性” 和 “一切事物之变化是从量的变化进而为质的变化”。

　　柯柏年并没有否认新、旧社会科学具有共同的学术追求 ——“社会科学之任务，是要在社会现象中发见社会的因果律”。换而言之，从 “科学” 的角度而言，新、旧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然而从 “社会” 的角度来看，新、旧社会科学的最终归宿又是截然相反的。

　　左翼经济学家曹鸿儒同样将唯物辩证法看作 “新社会科学” 的根本研究方法。曹鸿儒将唯物辩证法的法则简化为三条，即 “对立统一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 和 “质量互变法则”，并强调：“科学的目的，在探寻事物之因果关系，而这因果关系，非在这唯物辩证法之下研究不可;即非在其流动过程中，相互关联上，全体的，具象的，以行研究不可。因不如是，则不能得到该事物之本质。” 与柯柏年相比，曹鸿儒更多强调的是 “新社会科学” 在研究方法层面的进步，而对于新、旧社会科学背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差异并没有过多的论述。

　　1932 年 8 月，《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一书问世。该书认为，“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中精神的产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只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来区别”，“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成立及发展”。该书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更能 “毫无顾忌的去接近真理”;研究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在说明社会，还要变革社会”。与柯柏年、曹鸿儒的著述不同，《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一书在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同时，更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加以分析阐释。客观来说，该书虽然以 “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 为题，但是就全书的内容而言，却更像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体系的介绍性读物。

　　1935 年 7 月，《科学论丛》杂志刊发了题为《新社会科学原理底注解和补足》的文章。该文最初的标题为《关于物质史观》，但其实只是翻译了恩格斯的三封书信，内容主要涉及恩格斯本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分析。1936 年 4 月，河上肇《第二贫乏物语》一书的中译本在北京出版。该书的译者、留日归国的雷敢教授认为，河上肇是 “日本新兴社会科学界之巨擘”，因而将书名改译为《新社会科学讲话》。实际上，《第二贫乏物语》一书主要论述的内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以上这些著述尽管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无直接关系，却仍能看出作者对于 “新社会科学” 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除此而外，王明之在 1939 年 9 月出版的《新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一书中，将 “唯物辩证法” 称作 “动的逻辑”，并认为只有 “动的逻辑” 才是 “合乎实际的科学方法”，才是社会科学研究 “正确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上述著述中关于 “新社会科学” 的定义与表述可以发现，坚持唯物辩证法是 “新社会科学” 最为本质的特征和最为根本的研究方法。“阶级性”“科学性” 等围绕在 “新社会科学” 周围的其他修饰词，并没有能够深刻揭示出 “新”“旧” 社会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事实上，在 “新社会科学” 的概念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使用后，即便是初中生所办的同仁刊物，同样认为 “新社会科学” 的研究 “以唯物论为出发点，辩证法为研究的法则”。“新社会科学” 的提出对于中国知识界正确认识、研究与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继续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兴起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兴起与 “新社会科学” 的提出相伴而生，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向燕南将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起点界定为 20 世纪 20 年代末，“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中兴起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可以说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明显的领导作用，特别是通过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 “社联”)对 “新社会科学运动” 产生直接影响。虽然 “社联” 与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 “左联”)一样，都是接受中共直接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但是和 “左联” 相比，目前学界对于 “社联” 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1929 年秋，在国民党开始鼓吹构建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旋即成立了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 “文委”)，以领导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开展。1930 年 5 月 20 日，在潘汉年、李一氓、熊得山等中共党员的直接帮助下，“社联” 正式成立，并由邓初民担任 “社联” 的首任主席。与此同时，中共在 “社联” 内部设置 “党团” 组织，由中央 “文委” 垂直领导，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社联” 的成立纲领中明确指出：

　　在全世界革命斗争日益紧张，中国革命巨浪正在高涨之际，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遂成为中国每个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切身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已占着胜利，在社会科学上，不必说，就是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 所以我们发起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方能扩大与深入。

　　通过分析 “社联” 成立纲领的内容可以发现，领导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开展、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是 “社联” 重要的工作内容。除此而外，“社联” 的工作开展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本身，还特别重视对于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际的革命斗争运动相结合。

　　一个多月后，1930 年 6 月 22 日，“社联” 举办了第一次大会以庆祝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社联” 秘书处在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从文化运动的立场上看来，‘社联’所负担的任务不应该受 Academic 倾向的拘束，更要克服文化主义的倾向，成功(“为”，引者注)真正斗争的文化机关。所以特别要注意和各革命团体的关系，就是和‘上海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很好的工作及组织的连系，使中国文化运动有平衡及普遍的发展。”

　　“社联” 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出一系列有关 “新社会科学” 的理论著述，并创办《社会科学战线》这一刊物;另一方面又努力拓展与扩大组织的影响，在广州、北京和东京等地陆续成立 “社联” 的分盟组织，并加强与中共的直接联系。《社会科学战线》在创刊号中再次重申：“综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家主要的任务，一方面坚决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揭破它的反科学性，阐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方面不客气地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斗争，指出它妥协的，反动的本质，澈底剔除它的影响。” 上述这些工作内容的系统开展和全面推进，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扫除了障碍。

　　随着 “新社会科学” 的提出和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式进入了初步探索的新阶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各类社会科学论著中，将唯物辩证法作为社会科学根本研究方法的著述不在少数。这些著述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还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和革命的态势，对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进行了自主化、中国化的全新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在当时和后世乃至今日都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中国社会科学转型变革与自主发展的理论根基。

　　此外，高希圣(即 “高尔松”)的《社会科学大纲》(1929 年、1949 年)、李达的《社会科学概论》(1929 年)、顾凤城的《社会科学问答》(1930 年)、张栗原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体系》(1930 年)、陈豹隐(即 “陈启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1932 年)、陈唯实的《新哲学体系讲话》(1937 年)、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1945 年)与《社会科学新论》(1946 年)、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1948 年)、沈志远的《社会科学基础讲座》(1947 年)与《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1949 年)、陈潭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1949 年)等著作，虽然没有直接冠以 “新社会科学” 的名称，但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而言，仍旧直接受到了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并批评 “新社会科学运动”：“其一是说，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的人，只知道背诵或抄录公式，离开了公式，就不能讲话。其二是说，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的人，对于我们日常的社会问题，都不能作科学的说明。其三是说，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的人，是一味在浮夸的讲些不负责任的话。”

　　针对上述观点，左翼学者、经济学家王亚南进行了逐条批驳，为初步探索中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名：

　　第一，新兴社会科学，比之一般传统的社会科学，是需要更高一层的理解的。…… 第二，直至目前为止，许多新兴社会科学，还是在形成的阶段。…… 第三，在一切社会，新兴的学说的研究，总难免不受到传统的或已经定型化的原有学说的妨阻。…… 第四，新兴社会科学研究除了由上述几方面妨阻其科学的应用外，并还直接由一般流俗社会科学逐渐化为社会常识，转化为实用术学知识，而相对的显得不能应用了。

　　毋庸讳言，通过王亚南的回应可以发现，即使是在 1945 年 6 月，“新社会科学运动” 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仍然没有完全成熟。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依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综上所述，在国民党极力鼓吹 “三民主义社会科学” 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了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权的争夺与重塑运动。在此过程中，作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具体呈现，“新社会科学” 与 “新社会科学运动” 开始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提供了学术载体。即便是任职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青年教师林纪东，在研究日本宪法时也认为：“依着新兴社会科学给与我们的认识，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构造的基础;其他政治法律等诸文化现象，实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故凡欲认识乃至解剖某社会底事相，清本穷源，要以探究其生产关系为急务，其他底考察，实其末者 —— 然而社会诸事象间，原都有着辩证的关联，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诸现象底形态和内容，而法律政治诸现象，亦提供其反作用于经济，其关系犹辅车相依、不可或缺。”

　　四、结语

　　在 1940 年 2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在中共 “七大” 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事实上，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中国知识界便意识到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23 年 11 月 25 日，《晨报副刊》登载了俄国著名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晨报副刊》将标题改译为 “《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的译文。译者认为，虽然德国唯心主义学者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过极大的贡献，但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使得这些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使社会科学由这种不可通的途径中打出通路来的，不消说得是马克思底功劳了。…… 十九世纪最富于科学的发见。这个完备的唯物史观也是其一。谢谢它使社会科学终久脱离从前所处的劣境;谢谢它使这种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有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里所起的革命可以同哥白尼在天文学所起的相比。” 曾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编辑的彭学沛也指出：“哲学的学徒，不通过康德的关门，则不能理解近世的哲学，同样的，有志于社会科学者，不敲过马克思的门，则不能上研学的道路。”

　　“新社会科学” 的提出和 “新社会科学运动” 的兴起，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完成了初步探索的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周刊》社社长的刘炳藜，在其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如何建立三民主义社会科学的体系》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发生的分化：“有许多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不甚理解的研究者，以为世界只有一种或二种社会科学;那就是他们时常口头或笔墨所宣称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所谓唯物主义社会科学 —— 又称为新兴社会科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左翼社会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命题，特别是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例如何干之将 “新社会科学” 的核心命题理解为 “现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并将 “新社会科学运动” 视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即使是作为普通民众日常阅读的《申报》，编辑部也在回答读者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时，自觉使用了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古代王朝的更迭和不同地区民族个性的差异。

　　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学术研究层面的影响外，在 “新社会科学” 和 “新社会科学运动” 中初步探索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重要的话语工具和理论武器。张闻天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等)，准备了并配合了十年的苏维埃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则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社会变化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包含着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正确懂得社会变化和革命发展规律的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能够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 5 月 23 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直接强调：“用什么东西教育人民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 面对中国社会科学即将发生的全面转型变革，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初步探索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转型和学科自主进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来源和理论基础。

王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