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技术政体：用工短缺时代工厂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引言

　　近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全球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处于国际生产贸易链条底端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雇佣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在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特别是 2001 年 “入世” 以来，众多沿海发达地区的工厂治理主流模式是所谓 “专制政体”“霸权政体”，呈现出典型的 “强资本 - 弱劳动” 的市场格局。工人只能借助与资方合作以实现自身不断改进福利的愿望，这也就决定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性地位。2000 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不断见诸报端的 “血汗工厂”“富士康数连跳” 事件，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资本在劳动控制和生产组织方式上的任性。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以一个由买方主导的劳动市场为前提，即 “大量廉价劳动力” 的存在。可以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从土地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数量庞大而工资低廉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大军，客观上塑造了工厂治理的以 “专制” 和 “霸权” 为特征的生产组织形态，同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资本对劳动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基础。

　　不过，持续多年的民工潮在最近的十年间呈现显著的消退之势。近年来愈演愈烈的 “用工荒” 昭示着一个用工短缺时代的到来。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一个向卖方倾斜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形成。由此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招工普遍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资本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实现对劳动的绝对支配和垄断性控制吗?经典理论所演绎的工厂治理模式中的 “专制政体”“霸权政体” 等分析概念还能具备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发生显著转变背景下工厂治理模式的解释力吗?一个近乎悖论的矛盾是，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明确指出，资本的目的永远在于追求对劳动的占有;但不容忽视的是，用工短缺的时代大大提升了劳动者 “用脚投票” 的能力和概率，进而增强了其在劳动控制和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博弈能力。那么，资本如何实现其对劳动的控制与占有，又有效适应当前劳动力短缺的用工困境?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把握当代劳动过程的新情况、新变化，并反思经典理论的解释限度。

　　二、工厂治理的组织方式及其对劳动的控制

　　从一个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有关资本对劳动控制的讨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 “活劳动” 的经典判断。此后布雷弗曼和布洛维等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劳动过程理论。布雷弗曼从科学管理这一视角观察和阐释了机器大生产背景下的劳动过程，认为科学管理具备三原则：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使概念和执行分离;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布洛维则更关注工人的主体性，关注生产领域的微观意识形态和工人的能动反应对资本控制的效应。

　　布洛维提出的 “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 在劳动研究领域内产生了热烈反响，众多文献沿袭 “将工人带回分析中心” 的研究脉络，尝试在不同的微观场域内理解工厂治理的制度逻辑，并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两种范式：一是以 “强制” 为特征的专制政体，二是以 “同意” 为特征的霸权政体。后续研究基本上是对上述解释路径的延续和深化，但总体上并没有突破前述研究。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 “单位制” 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去组织化” 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庇护 - 依附” 关系，当然也并非纯市场关系，而是基于利益考虑的 “对抗式的联盟” 关系。市场化改革之初，国家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程度减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再被强化，工厂治理的制度逻辑和实现机制呈现出典型的 “强迫” 特征，进而进一步强化了 “强资本 - 弱劳动” 的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的完成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以 “强迫” 为内核的生产组织方式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工人集体行动频发，影响了社会稳定，工人的利益和诉求日益成为显性命题;二是个体化浪潮席卷人们的日常生活，简单粗暴的劳动控制越来越没有空间。面对工人日益高涨的权益诉求和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对劳资博弈进行制度性干预。这一干预客观上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手段由 “强迫” 向 “共识” 转变。当然，这一转变的发生并不能全然归因于国家干预，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主体性的萌生。

　　工厂治理的制度逻辑不再是单一的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工人的主体性一度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要素，进而发展出 “赶工游戏” 这种重新塑造自我的生产组织形态。一项研究指出，布洛维所提出的 “赶工游戏” 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可计数的劳动产品和劳工同侪所形成的名誉压力。布洛维把这种游戏得以维系的机制归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 “内部国家”。这也是 “霸权政体” 得以形成的关键。“霸权政体” 不仅体现在劳动关系中，还深入劳动现场、劳动过程中，甚至体现在劳动姿态中，并被后续学者融入了族群、区域以及女权主义视角。如周潇提出工人进入工作现场所自带的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和文化形塑了劳动过程中控制与反抗的特殊机制和策略。任焰、潘毅通过对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分析，认为宿舍劳动体制意味着以工厂为中心的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管理权力对工人生活的渗透以及对劳动时间的灵活控制。何明洁通过对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展开分析，指出资方利用社会文化传统对女性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及其造成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的差异，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

　　贾文娟、钟凯鸥指出，在娱乐性的劳动中，也可以通过情感工作、关系工作和情怀工作等手段将高强度的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从而让实习生甘愿在 “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着自己的剩余快感”。关于工厂治理的实践方式，学界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也发展出诸多中层分析概念;但毋庸置疑，现有的解释体系都是建立在一个由买方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基础之上，即资本对劳动的垄断性控制基本上是一个 “劳动力冗余” 时代的命题。在当下企业面临普遍的 “用工荒”“招工难” 的现实困境中，资本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实现对劳动的控制吗?客观地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然不够。本文将以笔者在长三角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着力探讨在当前劳动力短缺的现实背景下资本如何实现其对劳动的控制，并据此反思技术升级如何重塑了工厂治理的实践逻辑。

　　三、用工短缺时代工厂的生产组织方式

　　如何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用工短缺时代企业在治理策略上的调整呢?很显然，传统企业治理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笔者拟借用并发展布洛维的 “工厂政体” 这一分析概念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布洛维在吸收、批判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微观场域内理解劳动组织和劳动控制的 “生产的政治” 这一分析概念。工厂政体属于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即实现对劳动控制的一整套基于生产领域意识形态的工厂治理逻辑。在布洛维那里，“生产的政治” 主要是企业内部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不同关系的经验过程。布洛维认为，“生产领域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 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或者更宽泛地称之为‘生产政体’”。强制、同意、专制和霸权是构建生产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强制与同意都是资本控制劳动的手段，任何工厂政体都是强制与同意的结合，当 “强制” 主导时就是 “专制政体”，当 “同意” 主导时就是 “霸权政体”。布洛维将马克思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在经济基础之内，把生产过程置于企业内部政治分析的中心位置。

　　工厂政体的理论价值在于，从国家领域之外寻找到了塑造工人阶级的政治结构，从而能够在一个微观视域中揭示企业中的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博弈过程。不过，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霸权政体，其解释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由买方主导的劳动市场的前提之上;“大量廉价劳动力” 的存在，构成了资本对于劳动垄断性地位的基础。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及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很难想象资本还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强制等方式就能建立稳固的生产秩序并扩大利润。因此，如何重构生产组织体制，在有效实现对劳动控制的同时，实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无疑成为这一时期工厂治理策略调整的重要议题。

　　本文以课题组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太仓、芜湖等地对 8 家企业进行的田野调查为证据来源。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在这些企业内部，正悄然形成一种新的工厂治理体制，即以技术为统领，建立基于技术的生产单元，对生产全过程实行技术控制，并在企业内部建构一种 “技术即进步” 的话语形态，以此来形塑基于技术治理的正当性;技术不但嵌入生产的全过程，而且也让生产管理更具技术理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 “资本” 对 “劳动” 的控制，被悄然转换为 “技术” 对 “劳动” 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意义上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这些迥异于传统意义的治理方式，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实现控制和占有的一种新策略，本文将其概念化为 “技术政体”。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 “专制体制” 与 “霸权体制”，当前呈现出来的这种技术政体，表现得更为隐蔽，也更为工人所 “同意”(consent)。

　　(一)重构以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单元

　　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与升级，各个企业的生产组织架构也发生相应的调整，或者在原有基础上增设新的部门，以适应新的生产要求和变化，或者推倒原有生产架构，重建一套新的生产管理单元。笔者在安徽芜湖一家致力于汽车生产的企业调研时发现，近年来，该企业在原有车间班组的传统生产组织架构上，重新整合成立一个 “技术中心”。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的 “技术中心”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部门，而是一个对生产全环节进行干预和调控的 “控制中心”。各车间班组的生产、各生产线的进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归口于诸如车间主任、班组长等行政性管理层负责，而是由技术中心全过程主导、调度。在这里，生产管理的行政性色彩淡化，技术理性得以强化，工人们只需根据技术中心的调度来安排生产，而无须听从来自 “上级” 的指令。此外，在江苏太仓调研时我们发现，一些企业取消传统 “生产线”，取而代之的是 “工作站”。

　　在苏州太仓 BX 公司，生产车间不再有传统流水作业的生产线，而是数个车身电焊机器人工作站。与传统生产线作业任务单一、高度程式化不同的是，工作站在业务上更具灵活性和集成性。工作站以工业机器人 (包括机械手、机械臂) 等自动化生产为主，它同时承载了不同的生产环节，相当于数条生产线的集成，上下游相关的大部分生产步骤都在工作站完成。工作站的设立，不仅简化了生产的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因其实现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而更显智能化。该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工作站就相当于一个智能生产线，比如说我上了一个机器人去自动焊接，我把所有需要焊接的产品放在工作站上面，下达指令后它们在里面会自动焊接。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调研中相当普遍。区别于传统工厂的生产组织架构，当前很多企业正在弱化其生产线上的管理的行政性色彩，同时强化了 “技术” 对生产的介入，一个极具技术理性的生产组织体系正在悄然形成。

　　(二)基于技术控制的生产过程

　　无疑，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当下制造业工厂的生产过程和劳动方式呈现出与传统生产线上截然不同的特征。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 “技术” 对车间治理的不断渗透与嵌入背景下，工厂生产的组织和控制方式以及工人的劳动过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从生产的组织、生产监督和质量监控等三个方面来呈现技术性治理嵌入生产的全过程。

　　技术控制下的生产制造业高质量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而转型升级的起点便是将整个生产流程用一套基于技术控制的生产系统进行重新整合，呈现出生产与大数据相结合的 “数字化”“技术化”“云端化” 等特征。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辅助性的地位，而成为各个生产环节的 “中枢大脑”，具有深度介入与全方面渗透的特征。当下制造业工厂的生产调控系统是基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相辅相成。随着传统生产模式的式微，原有基于人工和班组的生产管理模式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失灵，工厂走向自动化、智能化成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大多数传统制造类企业依托于自身已有的生产基础推动技术升级的进程。而基于技术的生产调控系统也完成了生产的三大使命：其一，生产数据呈现出典型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整个生产流程依靠云端中心生产调控系统的控制，所有生产参数在监控大屏幕上实时呈现，减少了人工填报的误差以及生产工序的生产数据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其二，生产作业的无人化。据江苏太仓 BX 公司管理部门负责人介绍，当前的车间和生产线几乎没有人工作业，原有一条生产线上每个班组需要配备 20 名工人，但云端中心生产调控系统应用后，每个班组仅需要 5 人左右，甚至有的生产线仅需要 1 人操控智能控制终端，且未来的发展走向仍然趋向少人化和无人化。其三，“生产节拍” 的云控制。与传统的生产最大的不同在于产品的生产速度和产量不再由工人控制，而是由生产之前设定好的 “节拍” 决定，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产品数量，紧跟生产的节拍，磨洋工的现象在生产节拍的控制下将不复存在。受访的管理层告诉我们：我每上一台机器人 (生产) 每一款产品的话，都会设置好小时节拍，假如说我测出来每个小时能干 10 件，那 10 个小时可能要干 100 件，也就是说你这个范围内你生产线上必须干出 100 件的东西出来。

　　基于技术的生产监督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与生产业务的结合，一方面促使制造业实现了更高效的生产流程、更完善的客户体验和更广阔的价值创造，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在整个生产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处于一种透视化的监管状态。技术监控使得生产更具透视化。各个生产车间的角落都安装了远程监控设备，各个生产环节被实时记录，远在办公室和异地的总公司依然可以通过终端掌握生产状况。此外，技术在生产管理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解决了工人尤其是技能熟练工人难以驯服的问题，同时也将工人置于被支配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操作手每动一下操作杆，都会被控制系统记录，系统能够分析他的操作轨迹，归纳他的操作习惯，结合其他参数，推断他是否偷懒。

　　正如 BX 公司负责人介绍的那样，生产都有量化的指标，每个班组生产指标的投入产出率、合格率都实时在线、清晰可见，互相推诿、扯皮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此外，技术的全方位介入使得生产规程更趋标准化。技术对于生产的深度介入使与其配套的生产制度也变得更为严格、责任分明，生产车间的管理由传统的 “5S” 转向 “6S 管理”。一位生产线上的基层管理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公司实行 6S 管理，现场的一些管控比较紧，管理也更加清晰，像原来落丝落铜的时候，需要很多人配合就比较乱，偷懒的也多，但现在的话分工比较明确。技术对于生产的广泛介入，使得劳动者处于一个如同被全方位透视的监控体系之下，不知疲惫运转的机器和无时无刻的监控助力了极致效率的实现。基于大数据的生产智能化，无异于从劳动者手中夺取了最后的劳动自主性，使劳动者成为由 “生产节拍” 支配的自动化机器的一部分。

　　超时空的质量监控如果说生产过程中技术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透视化监管，那么技术的超视域追责则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的控制程度。产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生产的结束，完成生产车间工作后的工人仍然面临着被问责的风险。在传统的生产系统中，产品完成的数量和质量由班组长记录，每个班组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由检验员进行核查，一旦出现问题，由整个班组负责，因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工序，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产品也无法归责到人。但云端中心调控系统的使用将 “追责到人” 成为可能。化纤部工友小李告诉我们：现在你如果说哪里出现了问题的话，就能很容易找到，包括说丝饼上有一些油污什么的就出现了问题，就是说很容易找到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工人们普遍反映当下的生产车间，虽然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劳动强度也降低了，但需操心的地方更多了，相应要承担的责任也更加重了。

　　一旦生产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很容易找到出现问题的生产环节，并根据生产记录、产品记录和数据倒推出责任人。生产的高度数字化，使得劳动者的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甚至每一个动作，都被数字化储存下来;后期若发现质量问题，直接调出数据，立刻可以追溯到人，并可以定位到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和具体的工序。责任边界的清晰化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工人的压力。一位人事专员说：产品有质量问题之类的，可以通过产品以及入库的时间，都不需要去查系统的，就能直接判断出来什么时间段、什么班次、哪个机器出现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前期在每台机器上面都已经设定好了产品序列。假如 8 号我会倒推到焊装车间和涂装车间，我把 8 号我的人员出勤倒推出来，是白班还是晚班，我就能够把他定出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定人定机了。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 不但主导了整个生产过程，也潜在地主导了生产的组织与管理过程。

　　(三)技术治理的话语建构

　　布雷弗曼对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中 “概念” 与 “执行” 的分离趋势的揭示。在其《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雷弗曼指出，资本家设计了一系列关于生产技术的 “概念”，工人只须 “执行” 这些 “概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通过对劳动的 “概念” 的控制，实现了对工人关于生产与劳动的观念形态的控制，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占有。笔者在调研中也注意到，近年来，众多制造型企业在强化技术在工厂治理实践中应用的同时，也在着力建构一种 “技术 - 科学” 的治理话语，力图在观念上形塑工人对现实条件下劳动强度和劳动节奏的认可与接受。已有的证据无疑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当下的生产组织方式乃至于工厂治理形态，背后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泛技术主义的色彩 -- 无处不在的技术监控与以技术为导向的话语建构形态。问题是，技术是怎样形塑工厂治理的话语形态并由此建构劳动者的 “同意” 呢?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下制造业生产中普遍采用的 “生产节拍” 这一管理机制成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要素。

　　田野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工厂的生产和管理中，基于量纲测算的 “节拍” 被认为是科学的，是不容置疑的。“节拍”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总有效生产时间与客户需求数量的比值，是客户需求一件产品的市场必要时间。在具体的 “节拍” 制定时，企业会根据量纲进行测算，将设备的生产速度、员工的劳动强度和客户的需求等要素进行效率匹配。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管理者说：技术中心根据主机厂的产量量纲一年大概是多少，我平均到每个月要生产多少台，平均到每天要生产多少台。我在设计我的工作站机器人的时候，就要根据满足他量纲的前提下，来设计我的产品节拍，这个设计是很合理的。一位受访的工友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第一个是主机厂给我的一个量纲，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实际上我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一个产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结合这两个方面，然后分解倒推下来的。(节拍) 它是生产的工艺流程乃至于产量的标准。(DA 工友)在企业管理者的叙事中，“节拍” 的制定并非全然为了资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不是拍脑袋决定，而是基于一整套 “科学测算” 的方法形成的生产标准。

　　这个岗位的工作都是经过科学测算的，如果 90% 的人都能跟得上设定的节拍，10% 跟不上的话，肯定就是那 10% 自己的原因了，如果说你跟不上节拍的话，我们就可能考虑换人。(PW 人力资源部陈部长)正是这种基于 “科学” 的话语叙事，潜移默化地在工厂内部建构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并由此形塑了对技术的广泛认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注意到，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管理者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工人的认知当中。一位工友说，机器都设定好了，经过测算了，大家应该都跟得上。工人自己将 “跟得上生产节拍” 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跟不上” 节拍，被视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所暗含的 “生产管理” 效应被潜在地科学化和正当化了。因此，劳动者因技术进步而遭遇的各种风险，也可能被有组织地忽略。正如布雷弗曼所指出的那样，“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些机器”。在当前，技术对生产各环节的垄断性控制，使得技术对生产以及劳动形成了天然的支配性权力;“算法”“节拍” 不但重新定义了劳动，也重新定义了劳动的组织方式。一个基于技术的工厂治理体系 -- 技术政体正在悄然形成。

　　四、技术政体的生成和运作逻辑

　　技术政体根植于当下工厂独特的生产结构及其衍生的治理秩序。不过，组织变革的合法性往往来自组织之外，全面理解技术政体形成的深层次逻辑，还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本部分将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技术政体何以形成?第二，基于技术的治理如何制造了工人的 “同意”，如何被工人所接受、认同?

　　(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基于 “技术” 的驱动机制

　　理解基于技术的工厂治理逻辑何以形成，须把微观的劳动场域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结合起来考虑。本文认为，这一治理逻辑的形成，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因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获得了持续数十年的高增长。不过，在全球资本和贸易体系中，中国作为 “世界工厂” 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末端，不断提供着廉价劳动力，创造出 “世界工厂” 的奇迹。但这一奇迹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低人力成本” 的发展模式上，存在天然的不可持续性。陆旸根据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在 “十三五” 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已经达到峰值，为 7.89 亿人;但到 “十四五” 时期，中国的平均劳动力供给潜力将出现递减趋势;到 2046-2050 年，劳动力供给潜力将比 “十三五” 时期减少 1.5 亿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供给总量不断下降。

　　一项研究甚至据此判断，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可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降幅最大的国家。尽管学术界对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仍有争议，但一个用工短缺时代的到来，基本成为不争的事实。用工短缺，并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还包括工人的代际效应以及互联网经济条件下就业机会的可选择性增多等因素。代际效应体现在新老两代产业工人对于劳动管理方式的态度上。老一代的产业工人基于生存逻辑，对异化的劳动过程往往采取隐忍的态度而 “坚守” 生产一线;但年轻一辈的工人对异化的劳动过程、专制的管理方式、残缺的社区生活等怀有更强的抵触情绪，这决定了新生代劳动者成长起来之后更难以接受生产线上的工作。

　　此外，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工厂以外的就业机会。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导致工厂模式下的用工短缺加速到来。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中国政府提出了 “智能制造” 国家战略，并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通过 “三步走” 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用技术升级推动产业升级，以 “技术红利” 取代 “人口红利”，一个基于技术升级的转型驱动机制正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新引擎，包括工业机器人、AI 技术在生产与服务各应用场景快速发展。这类新技术的应用，不但显著提升了生产质量与效率，同时也让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调整，并重新定义了工厂治理的新范式。无疑，上述变革客观上为技术政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更具宏观意义的社会背景。

　　(二)技术的合法性建构及其社会政治隐喻

　　今天的 “技术”，已超越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艺本身的含义，而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意涵。在当前，“技术即进步” 已成为一个为各方广泛认可的社会隐喻。“技术进步” 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技术” 潜在地承载了极大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抱负和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任何以 “技术进步” 为目的的改革、调整，都有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必要性;在此过程中如导致个别群体利益的损害 (如调岗、裁员、失业等)，都被视为 “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关群体的任何抗争、申辩、讨价还价，都不会在社会层面获得支持和同情。技术在工厂内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工厂之外的意义建构。

　　技术之所以能在今天这个社会大行其道，本质上是基于技术背后的认识论基础 -- 科学;而 “科学”，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更是一种价值观。在国人看来，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坎坷和屈辱，根子在于我们的落后 -- 缺乏 “科学”。因此，“科学” 被认为是中国摆脱落后的一种象征性力量，并被赋予无上的价值意义与意识形态功能。胡适先生曾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被企业一直强调的基于算法和 “科学” 的技术形成路径，本质上是企业试图将它的治理手段与 “社会进步”“民族复兴” 这些宏大叙事相捆绑以彰显其正当性的一种表达性策略，它想达到的话语目的在于，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来宣示企业基于 “科学” 的技术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正确性和毋庸置疑!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同源。同样身处这种 “社会进步”“民族复兴” 语境中的工人，会下意识地将这种 “社会共识” 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由此产生对技术政体不假思索的认同与接受。在此基础上，技术有效地实现了对劳动的控制，而这恰是技术政体能够有效运作的维持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布雷弗曼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必然性及背后的逻辑。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为什么成为必然?布雷弗曼认为，科学管理的任务是消除生产中的不确定性，确保生产的稳定性。为了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占有，资本总是不遗余力地实现对劳动的控制。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不断发展，资本不断地改变对劳动乃至于对生产的控制形式，并逐渐发展出包括诸如 “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原则在内的一系列控制新范式。布洛维在批判布雷弗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动过程理论。他将工人的主体性引入分析的范畴，并发展出 “工厂政体” 这一分析概念。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劳动过程理论的解释。

　　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生产领域的霸权政体、专制政体的形成是国家在两个方面撤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缩减福利和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福利支持，另一方面放松对管理的专制倾向的约束。不过，社会经济形势的进一步转型，也让所谓专制政体、霸权政体在当前面临显著挑战;特别是用工短缺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资本对劳动的任性受到劳动力市场的约束。那么，资本如何在当前劳动力短缺的用工困境下实现其对劳动的有效控制与占有?本文尝试借助 “工厂政体” 这一分析概念来阐释当下从 “劳动力剩余” 到 “用工短缺” 转变过程中工厂治理形式的转型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我们将当代中国工厂基于技术嵌入的治理形态概念化为 “技术政体”。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技术政体” 表达的是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新形式、新策略。与专制政体、霸权政体强调资本垄断性控制方式不同的是，技术政体更强调 “技术” 在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它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转变背景下资本对于劳动控制的隐蔽性、策略性和去强制性，因此也更为工人所 “同意”。正是这种基于技术的工厂治理逻辑，在有效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占有的同时，又较好地适应了当下劳动力短缺的用工困境。

汪华;唐晓琦,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