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博尔赫斯小说中诺斯替书写的文本政治维度

　　引言

　　在以往的主流批评中，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被认为是文学 “非现实性” 或 “幻想文学” 的代表作家，其文学类型是一种 “逃避具体现实、逃避历史现实” 的 “回避文学”。这类评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排除现实范畴的审美诗学领域，而其作品中历史、政治等与现实世界之联结的表达则被诠释为背景参考或哲学思辨的折射，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身处的社会历史现实，忽略了制约文学形式的更加深层的创作现实和历史文化大语境。如此，若将博尔赫斯的作品视为 “一种惊人的技巧，一种绚丽的语言，一种与历史现实割裂开来的自我容纳的作品”，那么就如 D. 博德斯顿(Daniel Balderston)所言，在这种 “表面的价值断言” 中，会生发一种 “强加于文本的审美系统”，将导致忽视作品内在具有的一个比向读者叙述出的要复杂得多的文本现实的美学方式，以及对一个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读者的要求。

　　博德斯顿在探讨博尔赫斯文本中的历史与现实指涉时，强调了 L. 哈钦(Linda Hutcheon)所说的 “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参照系” 的重要性。历史上的阿根廷(即拉普拉塔总督辖区，Virreinato del Río de la Plata)曾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三个多世纪，现代阿根廷实际脱胎于中世纪晚期在教会法统治下等级森严的西班牙。正如 J.A. 马拉瓦尔(José Antonio Maravall)等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西语美洲是由 16 世纪的西班牙发明出来的。自 16 世纪的殖民时代到 20 世纪，几百年间拉美的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形态虽然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动，但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并承袭着来自殖民时代伊比利亚半岛保守的中世纪传统，这些前现代的传统贯穿了阿根廷自独立运动后的建国原则和政权更迭。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阿根廷同拉美其他前殖民国家一样，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甚至时至今日依然受制于这些前现代传统的顽固遗产。即便是以幻想艺术著称的博尔赫斯，他的文学想象和文本表现也并非如寻求纯粹美学的评论家们所言，囿限于虚构的真空里，而是存在于既定的文化、实践和历史之中。因而，文本政治的诗学视域对于博尔赫斯的创作本身和阐释的实践来说都是不可被忽视的，其小说中的诺斯替(Gnostic)话语所依赖的是某种文化 - 阐释主流传统的范式反思，它们所指向的乃是一个在历史经验和政治符码下的问题频仍的现实论域。

　　一、“我们血液中的惯例”：伊比利亚宗教传统

　　关于阿根廷的伊比利亚渊源，博尔赫斯曾写道，“阿根廷的历史可以确切地说是一部要求摆脱西班牙、有意疏远西班牙的历史”。他将阿根廷独立战争视为 “延续的血脉的破裂”，“一场子辈对父辈的反叛”。而西班牙人在拉美的后裔即克里奥尔人(Creole)则在战后 “断绝了与西班牙人的联系”—— 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不同于西班牙的民族身份。但博尔赫斯清醒地看到，历史传统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觑：“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会冒险选择回归到原先的西班牙身份，这就意味着否定了阿根廷的全部历史。” 拉美和南欧的历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伊比利亚史和拉美史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不研究伊比利亚母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统，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的拉美。同样，如果不涉及阿根廷的伊比利亚传统，博尔赫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阐释区间也将付诸阙如。

　　现代阿根廷同其他在 19 世纪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一样，孕育于反宗教改革、宗教裁判盛行和宗教正统性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西班牙，并由此保有一种源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悠久且极其强大的天主教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中的反现代性特质经由殖民活动被复制到了拉美新世界，以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神权统治、基督教律法和正统教义对当时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起到了社会根基构成的重要作用。20 世纪上半叶，阿根廷自独立运动后兴起的反教权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却并没有在实质上削弱天主教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的宗教至上地位。可以说，现代拉美 - 阿根廷是 1500 年前后伊比利亚半岛社会的延伸，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受困于这套前现代的、政教结合的神权政治模式和宗教信仰体系。J. 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评论道，阿根廷的现代政治文化是该国历史的产物。

　　伊比利亚宗教历史反映出支配着伊比利亚 - 拉丁政治文化的一个强大的思想传统，它是阿根廷主流政治观念和制度现实的一个深度来源，其精神核心 —— 天主教传统 —— 在 20 世纪的政治思想、社会运动和文化观念中得以承续并焕发新生，在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右翼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西班牙主义、军事威权主义、国家法团主义或有机国家主义(某种意义上的庇隆主义)等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成为主宰社会结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在 20 世纪的欧洲，它的部分现代化身 —— 天主教法团主义 —— 和官僚威权主义结合的结果正是法西斯和极权主义：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西班牙弗朗哥政权和葡萄牙萨拉查政权。这段时期拉美上台的不同政权也大多具有伊比利亚特征，大力推行天主教哲学世界观和政治制度。在阿根廷，这个传统在 19 世纪孕育了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独裁政权，而 20 世纪的几个主要政权 ——30 年代后的军事政权、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政权以及 60、70 年代的军事集团政权 —— 都使用了天主教哲学观念为统治寻求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论辩护，甚至试图重回一个更加传统和保守的天主教社会。不仅在建制和观念层面上，这整套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精神的一致性也反映在 20 世纪阿根廷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实践与社会行动之中。阿根廷政教关系史中的许多议题都表明了一种与现代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的强大而深远的天主教遗产。

　　在博尔赫斯的政论文评和思想随笔里，不乏针对 20 世纪阿根廷社会境况的省思洞见及一种社会历史的关切目光，他在面对自己国家的观念传统及政治建制时所抱持的是一种背离性、批判性的立场。他在文章《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1952)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几乎已被遗忘的斯宾塞早已用清醒的预言加以揭发)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是与那个名为纳粹主义的弊病作斗争”。这里所涉及的是 H.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1884)，博尔赫斯将这部著作称为 “预言式的警告”，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阿根廷的政治现状。他虽然鲜少直接针对天主教传统问题发表评论，但其所抱持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以及反独裁、反法西斯和反民族主义的立场无疑都是与当时盛行的宗教传统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而自罗萨斯第一届政府以来，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一直被激进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视为反教权主义的代名词。博尔赫斯在面对其所处的政治现实的态度可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批判距离 ——“我对政治的态度就是怀疑”，“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既不期待也不惧怕任何东西…… 我尽力活在边缘”。

　　在诗作《西班牙》(1969)中，博尔赫斯写道：“我们可以移情别恋 / 可以像忘掉自己的过去那样 / 把你忘掉 / 因为你不可分割地在我们中间 / 仿佛成了我们血液中的惯例。” 他所拒斥的传统顽疾 —— 政治专制主义和正统意识形态所组成的古老秩序 —— 并没有消亡，而是持续地死灰复燃。在伊比利亚传统根源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的立场正像同时代的帕斯(Octavio Paz)所言说的：“我们需要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一样批判国家政府和当代官僚机构…… 我们拉美人应该以另一种历史和政治秩序来完善这种批判。” 因而，“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传统，更新我们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诺斯替主义展现出了与现代话语的内在联结。E. 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新政治科学》(1952)中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整个现代社会源于对基督教的反叛，本质上是诺斯替的。考虑到诺斯替主义本身就是反抗、背离基督教正统的最大历史典型，在博尔赫斯这里，他对现代阿根廷的伊比利亚正统思想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承接了诺斯替的反叛基因。文论家 H. 布鲁姆(Harold Bloom)就曾格外关注博尔赫斯的诺斯替书写，认为他 “极具诺斯替倾向，也许比奥菲特派之后的任何诺斯替教徒更为激进”。可以看到，作家借助 “诺斯替主义” 这个现代性反思论域，在否定性、颠覆性的诺斯替精神内质与源自中世纪西班牙的宗教政治 - 社会历史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对话和抗辩的艺术话语样式。

　　二、“反向释经法”：诺斯替表达的文学转义

　　基督教史学家 P. 约翰逊(Paul Johnson)写道：“基督教在拉美是一统的和垄断的，受到国家的精心保护，使其免受任何异端邪说、教会分裂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拉丁美洲长期保持着墨守成规的沉默。” 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欧洲殖民时期，这里的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保持着绝对的权威支配地位，宗教异端和反正统的历史形成经验被认为是缺席的。基于这一 “历史空白”，在拉美宗教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基督教历史上的最大异端 —— 诺斯替主义 —— 的论题在博尔赫斯笔下展开了一个审美和诗学的想象空间。作家在小说《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1944)中使用了一种典型的诺斯替方法 ——“反向释经法”，赋予文本一种具有特定指向涵义的、反叛性和辩驳式的叙事基调。据诺斯替研究者 H. 约纳斯(Hans Jonas)的研究，这种诺斯替书写的方式不仅关乎表述本身，其所展示出的乃是根本观念、态度和立场的尖锐对立：“面对一个传统，反向释经法是作为革命的工具出现的，由于它的目标是颠覆传统，因此它的原则就必须是矛盾而非一致。” 据此，博尔赫斯文本中的诺斯替书写方式实则以一种否定的、论战式的审美姿态和隐喻表达回应了现实领域。

　　在现代性研究的学术光谱上，诺斯替主义素来是以宗教异端的反叛形象和颠覆立场留存于人类思想史中的，它的产生和在历史上的每次出现都是对人类基本处境危机的回应与表达，并且在此意义上与现代性思想的反思与批判向度相关联。可以看到，诺斯替的思想、观念和文本资源在博尔赫斯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直接探讨诺斯替分支派别教义和观念的文章如《为喀巴拉辩护》(1932)、《为虚假的巴西里德辩护》(1932)之外，他的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都涉及到了诺斯替主义。博尔赫斯曾在访谈中自称 “一个不起眼的诺斯替教徒”，并拥有自己的诺斯替书单和见解。作为一个 20 世纪的拉美作家，他对于相距时空遥远的诺斯替主义表现出的高度认同是异乎寻常的，但却并非出于偶然。基于阿根廷的伊比利亚宗教遗产与 20 世纪现实境况之间的缠结关系，再结合诺斯替论题在 20 世纪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等学术领域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论争，若将博尔赫斯文本中诺斯替维度的诠释仅仅看成是创作的个人化风格，或仅限于文本层面的 “叙事元素” 或 “隐喻价值”，那就将一种多维而深刻的诗学意图狭义化、简单化了。在 E. 艾岑伯格(Edna Aizenberg)看来，博尔赫斯的诺斯替路向以德国宗教历史学派的 W. 布塞特(W.Bousset)关于异端 / 正统的思考范式为基础，关于诺斯替的现代性学术探究契合其志趣之处在于，它代表着一种非正统的努力 —— 晚古时代的主流宗教版本并不必然是基督教。由此，作家选择拉美文学传统并不熟悉的诺斯替主义作为创作观念的来源和参照的对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一个潜在的、但却清晰的指征 —— 它作为一个反思向度指向一个现实的问题域，以此表达对溯源于伊比利亚传统的、被称为 “政治的十字军狂热” 的阿根廷政教关系模式及政治现实的批判立场。

　　博尔赫斯的小说、随笔和诗歌作品涉及了众多的基督教典故，但正如 E. 菲什本(Evelyn Fishburn)所指出的，他使用基督教神学元素的方式是 “一贯反文化正统和颠覆性的”。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中，犹大卖主的圣经情节被颠转性地进行了重新诠释，犹大被认为是真正虔敬的圣徒，甚至根本就是基督的秘密真身。小说讲述了瑞典神学家吕内贝格提出的关于犹大之谜的三个假说。在第一个版本中，犹大卖主这一事件被解读为模仿了基督的虚己，是救世史中的秘密一环。因为公开在集会上宣讲的耶稣早已为数千人所熟识，犹大指认耶稣的这一背叛行为虽被认为是一种逻辑上的 “多余之举”，但实则是有深义的。另外，对耶稣受难这一重大事件的解释不可被建基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所穷尽，因此 “犹大卖主并非偶然的，而是预先安排好的，在耶稣舍身救世的过程中占有神秘位置”—— 为了同圣子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的牺牲可以是必然的。“既然圣子可以屈尊成为凡人，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也可以降格成为告密者(最卑劣的罪恶)。”(64 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5-8)在这一意义上，“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64 页)。当这个提法被指责为异端时，神学家提出了第二个版本：基于 “无限的禁欲主义”(65 页)，犹大的背叛行为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彻底的精神苦修，他自寻地狱，实则是在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贬抑，他通过选择最令人不齿的罪行 —— 辜负主的信任及卑鄙的告密，让自己犯下了永不被赦免的最严重的罪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将极端的精神屈辱与至高的信仰相联结，在基督教的苦修传统中被认为是真正虔信者的标志。第三个版本以《约翰福音》1:10 中的话语作为题词：“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圣子遭受的苦难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仅限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下午的临终痛苦，因为他的牺牲与虚己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完美的，是贯穿于整个未来历史中的厄运。吕内贝格将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53∶3)解读为圣子道成肉身时对自己命运的自我预言：

　　耶稣完全成了凡人，不是一般的凡人，而是声名狼藉的、遭到谴责的、永劫不复的凡人。他为了拯救我们，可以选择纷纭复杂的历史所罗织的任何一种命运，他可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毕达哥拉斯、留里克或耶稣;他选择了最坏的命运：他成了犹大。(68 页)

　　小说在开篇就点明了吕内贝格的诺斯替身份：“公元 2 世纪，当巴西里德斯在小亚细亚或亚历山大城宣称，宇宙是有缺陷的天使们莽撞或险恶的即兴创造时，尼尔斯・吕内贝格已经以他特有的激情领导一个诺斯替小教派。”(61 页)可以看到，作家正是以历史上的诺斯替导师的定位来塑造异端神学家吕内贝格的。吕内贝格将自己的犹大假说 —— 在小说中被正统斥为 “异端邪说”—— 定义为不为世人所知、不被正统承认的隐蔽的 “真理”，并预言自己由于传播了上帝的 “真名” 与 “秘密” 而遭受惩罚。而关于犹大的假说与论证所使用的方法则是诺斯替文本中常见的 “反向释经法”。这是一种诺斯替意义的属灵阐释，通过逆向诠释圣经原文中的寓意表达、人物形象与价值体系，以证得与字面义截然相反的深层意义 —— 一种 “真” 学说，即 “诺斯”(gnosis，意为 “知识”)。爱任纽(Irenaeus)曾指责瓦伦廷学派(Valentinian)使用圣经的方式是不虔敬的、亵渎的：

　　瓦伦廷主义者使用圣经中的话，但不重视圣经的秩序，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重新加以组合。这就像把一位王的塑像拆散，变为一个狐狸或狗的塑像，然后指着像上的珍珠宣称，这是王的珍珠，因此它是王的像。他们以此成功地欺骗了许多无知之人。

　　“反向释经法” 在诺斯替文献中最知名的实例就是将《旧约》中的造物主贬低为低劣的次级创世神和宇宙压迫者的象征，即德穆革(Demiurge)。而与这种 “贬低” 形成对照的则是卑贱者、遭排斥者或有罪者的 “提升”，如创世故事中的 “蛇”、该隐(Cain)、以扫(Esau)等，他们被认为是灵性诺斯的真正继承者，形成了一个诺斯的秘传世系。小说里吕内贝格的犹大形象正是典型的 “罪者的提升”。“这种对既定价值的蓄意挑战，这种对传统中‘另类’一面的偏爱” 是比 “沉湎于思辨的自由之中” 要严肃得多的 “一种异端的方法”，约纳斯论析道，“这种类型的反向释经法中的反叛性论调不容忽视，它是晚古时期的诺斯替主义所持有的革命性立场的一种表达”。

　　约纳斯认为，诺斯替主义对待基督教正典的方式不仅仅关涉某种解释经文的方法或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一种企图颠覆原文意义的 “重写”，因而更为确切的理解应为 “一种论战的形式”。在随笔《为喀巴拉辩护》中，博尔赫斯以这样的诺斯替立场表述了对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 “非虔敬的想象”：“一位父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幽灵聚合为一个单独结构体的观念好像是知识的畸形，一个只有噩梦才能产生的变形。” 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畸形” 这个短语在这里的使用以修辞方式凸显并引申出了诺斯替的核心术语及教义：“知识” 即 “诺斯”，而宣称自己的教义中拥有这种作为拯救途径、形式和目标的 “诺斯” 是历史上众多诺斯替派别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知识” 这个术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正是 “诺斯” 的字面义，其所指并非古典语境下 “理性” 的对象，而是在诺斯替宗教语境之下关于拯救奥秘的某种隐秘的、启示的知识，拥有这种知识会改变知者的生命状态。诺斯替主义就是关于这种 “知识”、关于它的本体论地位和宇宙论运动过程的宗教 —— 诺斯的缺失、启示和恢复组成了一个宏大的 “诺斯” 运动。据诺斯替研究者 K. 鲁道夫(Kurt Rudolph)的考证，在很长一段时期，“信仰”(pistis)与 “知识” 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教会中关于 “正统” 与 “异端” 的主要论题。爱任纽就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 “诺斯”(加上了 “谬称为的”)这个术语名称来指代当时的诺斯替诸派别。而以诺斯替主义者的视角，基督教正统教义反而是对 “诺斯” 即 “真知” 的偏离和歪曲，因此博尔赫斯在这里其实隐含着对基督教正统学说的具有攻击性的诺斯替态度。

　　另外，博尔赫斯在文中使用的 “镜子” 喻象也显然具有诺斯替的意象线索：“地狱完全是一种物质的暴力，但是，理不清的三位一体具有精神上的恐怖，具有窒息的、完美的无限，就像是面对面放置的镜子。” 这里的 “镜子” 意象与博尔赫斯一贯在诺斯替意义上对它的运用保持了语境的一致 ——“对于那些诺斯替教派信徒来说，镜子和父亲身份是可憎的，因为它使宇宙倍增和扩散。” 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式 “镜子” 实质上意象化了诺斯替文献中关于术语 “消散”(dispersal)的象征性表述。在伊皮法纽(Epiphanius of Salamis)记载的《夏娃福音残篇》(Gospel of Eve)、曼达派(Mandaeans)、瓦伦廷派、摩尼教以及奥利金(Origen)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到高度类似的表达。“消散” 是 “聚集”、“合一” 的反向过程，是与将 “消散之物” 重新聚合以恢复原初整体的 “拯救” 过程相对立的、消极的、堕落的 “前诺斯” 事件或运动。在《为喀巴拉辩护》中可以看到，作家是在诺斯替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运用 “镜子” 意象的，他将作为 “消散” 隐喻的 “镜子” 用作三位一体的喻体，并附有修辞的重心 ——“具有精神上的恐怖”，这显然可归属于诺斯替论辩的语义立场。

　　三、现实寓言与社会乌托邦：反题的批判性阐释

　　由于诺斯替主义在终极意义上是反宇宙和反世界的，因而被认为是 “一种在精神上反抗当下世界的神学，因为当下世界犹如灾难和囚笼”。诺斯替主义者的生存态度与教会权威、统治机构形成了一种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张力。在博尔赫斯创作的时代，欧洲局势于 1939 年恶化，西班牙内战的结局是亲法西斯的佛朗哥势力获胜。受欧洲战事影响，阿根廷的政治主流更倾向于法西斯和纳粹，国内文学界也根据支持联盟国还是轴心国而出现了分裂。40 年代初二战全面爆发，轴心国在战事中占据上风。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时局下，作家于这段时期创作的以《环形废墟》(1940)、《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1940)为代表的多篇小说都采用了诺斯替的部分观念特质，建构起具有现实指涉的文本寓言和社会乌托邦图景，而经由 “现实之反题” 的诺斯替的意义范畴和意象空间所传达的是一种内嵌于文本深层的、批判性的现实抗辩品格。

　　《环形废墟》描绘了一个现实与幻梦交织难辨的生存世界，而最终呈现出的生存真相却是在貌似 “真实” 的人生外壳下的 “噩梦”。主人公 “异乡人” 试图仿照 “诺斯替教派的宇宙起源学说” 中的 “造物主”，在梦中创造出 “自己的亚当”—— 一个儿子，“使之成为现实”。而在故事结尾，“异乡人” 发现自己竟然也是他人的一个梦中造物，一个幻象的存在。小说中 “异乡人” 身份的设定具有明显的诺斯替特征。“异乡人”(alien)是诺斯替文本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基本象征，它最初出现于曼达派文献的起始部分，在几乎所有的诺斯替文献中都有对应术语。“异乡” 在诺斯替语境下是生命或灵魂始终而内在的属性，因为生命在本质上是异在于这个世界的。“异乡人” 悲剧性地流落到了这个异在的、敌意的世界，这是诺斯替拯救神话的人类学部分的开篇，而在《环形废墟》中则喻示着阿根廷人所身处的现实环境及基于此的无知、迷失和痛苦的主体处境。此外，“异乡人” 基于 “造物主” 造人行为的模仿情节，再现了一个基本的诺斯替主题 —— 低级而无知的造物神的模仿造人。在瓦伦廷体系中，宇宙神德穆革模仿普雷罗麻(pleroma)秩序实行了自己充满缺陷的创造行动，这就是世界的诞生。这是一个重要的诺斯替象征，它颠转了圣经和柏拉图的创世正典的意义，反映出诺斯替主义面对现实世界的对立的、颠覆的二元论态度。小说中的 “模仿创造” 主题同 “异乡人” 意象相呼应，暗示出主人公所处的世界与诺斯替世界的类似，它相对于无知无能的渺小个体，显现出掌控性的、邪恶的、敌意的本质。

　　在小说中，“异乡人” 耗尽毕生心力从事的创造成就在最终真相的揭晓中被取消了所有的意义，这一自封的 “父亲” 对自身的真实主体处境是一无所知的。这涉及到诺斯替语境下的一个基本的主体状态 ——“无知”，这是生命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认知缺失。在瓦伦廷体系里，“无知” 作为 “知识” 的对立面和否定状态，是这个低级世界存在的第一因、产生的本原及永久的本质，由此导致的宇宙论后果就是：“无知” 成为了整体实在的构造本质，与生命内在的 “灵” 及 “诺斯” 形成绝对对立的二元能量。在《环形废墟》中，无知的主体状态、梦境的模仿造人和幻像生存本质在小说中互相内嵌、互为阐释，这样的修辞域与诺斯替表达高度叠合。在诺斯替术语中，“昏睡” 的意象与 “迷宫”、“噩梦” 的意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被用来表明，生命在世界中的存在只是一场幻觉或噩梦，与此相关的主体状态就是 “无知”。“人生如幻梦” 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主题，在文学表述的历史传统中具有原型意义，可溯源自古老的诺斯替文献。与诺斯替语言将 “噩梦” 比作在世界上的生存相类似，博尔赫斯以 “幻梦” 喻指人的生存状态，以荒诞性的讽喻达成一种反观的现实指涉。

　　在诺斯替的阐释路向上，同年出版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可被理解为一部基于现实的社会乌托邦寓言，蕴含着讽喻、批判文本外现实世界的诗学要旨。E.R. 莫内加尔(Emir Rodriguez Monegal)曾分析这篇小说与 C.S. 路易斯(C.S.Lewis)的《来自静寂的星球》(1938)之间的联系，博尔赫斯正巧阅读了后者，并在创作中深受其影响。他认为，二位作者 “均以最古老的方法之一描写现实：通过乌托邦这一哈哈镜”，两部小说具有相似的政治寓意，因而都是二战序幕的一个文学切面。

　　小说开篇首句中的 “镜子” 意象暗示出诺斯替意义的首要性与优先性 ——“我靠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发现了乌克巴尔。”“镜子” 在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重复出现并被反复解释的做法是文本的一个 “症候”，它以凝缩的代表性意象提示并强化了诺斯替的在场，直接导出了 “有形的宇宙是个幻影” 这一诺斯替基本教义。若现实世界是一个 “幻影”，那么相应地，幻想世界 “特隆” 当然就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作品开篇就点出了故事表层下的现实关切：“小说的叙述者遗漏或歪曲了事实，引发了各种矛盾，使得少数读者 —— 极少数的读者 —— 能够猜测到一个可怕或平庸的现实。”

　　“现实” 一词在小说后记中再一次出现，照应了开篇：

　　十年来，任何貌似秩序井然的和谐 —— 排犹主义、纳粹主义 —— 足以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了。像特隆这样井然有序、有大量详尽证据的星球，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回答说现实也井然有序是没有用的。

　　M. 萨利纳斯(Alejandra M.Salinas)认为，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这里得以彰显：作者在后记中陡然转向 “特隆” 的反乌托邦特性，其原因在于提请读者阅读的方向应超离文本自身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主题，因为 “完美对称的社会系统只属于小说的宇宙”，任何人或集体试图根据政治的设计强行塑造现实世界和个体的生活就会成为一种恐怖的错谬，它将最终走向 “反乌托邦”。可以比照博尔赫斯在《特隆》发表的同年所撰写的另一篇文章的结尾：

　　每天早上，现实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噩梦。你只能阅读一些甚至连略微暗示一下现实都没有的书页：奥拉夫・斯泰普顿关于宇宙形成的幻想、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作品、言语讨论、女王或尼古拉斯・布莱克提出的琐碎问题。

　　作家之所以创造出这个各方面都可说是现实世界之否定和反题的诺斯替世界，其诗学意图或许正是通过将 “合理的虚构” 与 “非理性的现实” 进行对照，从而与真实世界形成抗衡，以 “特隆” 世界中自由辩论、个体最大化实现、开放多元的精神秩序来反讽遭受一元论宗教思想传统和各种保守意识形态绑架的现实阿根廷社会的失序。文本表层原本隐没未显的现实批判性经由作为 “症候” 出现的诺斯替意象和语义空间而变得清晰可辨。

　　这种现实批判意义在小说后记部分以貌似自我悖反的文本设置得以显明与深化。正文中的理想世界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特隆的事物不断复制”，虚构世界入侵了现实：

　　世界将成为特隆。我并不在意，我仍将在阿德罗格旅馆里安静地修订我按照克维多风格翻译的托马斯・布朗爵士的《瓮葬》的未定稿(我没有出版它的打算)。

　　这里出现了 A. 贝内特(Andrew Bennet)所提出的叙事中 “怪异” 的 “重复”。用 N. 卢卡舍(Ned Lukacher)的话来说，这种 “重复” 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与 “一种关于阐释、建构和阅读的比喻” 相关，与 “揭示 / 遮蔽的问题” 相关。据此，作品中的互文呈现为一种双重强调，重复和讽喻的修辞指涉的是叙述的 “沉默与空白之处” 的真正核心所在 —— 一个社会乌托邦，写在对政治非理性和压迫的现实批判之中。H. 法拉科(Humberto Núñez-Faraco)不无深意地指出，小说结尾遵循的这种模式来自 H.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槌球手》(The Croquet Player)。在《赫・乔・威尔斯〈槌球手〉》中，博尔赫斯写道：“威尔斯描写了一片有毒气的沼泽地，那里发生了残暴的事件：这片沼泽地是伦敦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和我都是肇事者。”

　　结语

　　M. 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认为，在西方社会历史变革的普遍历程之中，宗教反正统和政治异见交互嵌入、互为镜像，展现出深层的亲缘关系，二者遵循着相通的精神立场、诉求和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博尔赫斯的诺斯替表达实则具有政治潜话语的表意空间。20 世纪早期，以伊比利亚模式为根基的西班牙主义在阿根廷受到广泛认同，伊比利亚美洲与伊比利亚半岛都在寻求能够延续和反映它们共有历史和传统的社会 - 政治模式。1939 年(即博尔赫斯写作《特隆》的当年)，佛朗哥重新在西班牙复辟帝制，其政权所极度推崇的正是伊比利亚传统价值观。据 H.J. 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的研究，到了 40 年代，几乎所有的拉美威权主义政权 —— 包括阿根廷的军事集团以及博尔赫斯终其一生反对和抵制的庇隆政权 —— 都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西班牙主义，并以佛朗哥和萨拉查的伊比利亚保守模式为蓝本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执政原则。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博尔赫斯小说中诺斯替书写的内在颠覆性和潜在的现实关切证实了一种反叛与抵制的文本策略。对此，艾岑伯格评论道：“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世界伴随着恶的无处不在，正经历分崩离析的消亡和支离破碎的重组，博尔赫斯以他的诺斯替叙述重现了一种话语的残片，其所探讨的问题有时被用来暗示另一种话语的可能。”

夏乐,南开大学文学院,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