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持续提升的进程，尽管历经冲击，总体仍向前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达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发展动力来自两大理论支撑：外在动力是科技进步，如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如 5G、人工智能)为全球化提供新动力;内在动力是国际分工的福利效应，资本逐利性推动全球产业链分工深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然而，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等大国推行关税壁垒、“脱钩断链” 等政策，导致 “慢全球化”“去全球化” 趋势显现。这表明全球化动力需通过制度逻辑转化为现实。探索如何通过制度重构全球化，既有助于理解当前障碍，也关乎全球化如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一、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型开放的逻辑

　　(一)经济全球化与制度的关联性

　　从市场逻辑看，经济效率原则与全球化天然统一，全球化具有逐利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以开放为前提，企业为追求更高收益推动跨国经营与开放政策环境构建。从国家逻辑看，各国通过制度保障全球化收益：国内层面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或开放政策，国际层面通过全球或区域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或设置壁垒。制度均衡是全球化可持续的关键，即制度需平衡参与者的权力、责任与利益，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制度均衡需通过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制度演进实现。

　　(二)经济全球化与制度的开放性

　　国际制度普遍适用性提升，源于无政府状态下维护秩序的需要及战争调节利益的高成本，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现象。经济全球化要求制度具有开放性：一方面需 “开放的制度”，即包容而非排他、促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如亚太经合组织的开放区域主义;另一方面需 “制度的开放”，即制度需随经济不平衡发展动态演进，避免因僵化阻碍全球化，如世界贸易组织需改革以适应新需求。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制度与开放的有机整体，包含两个维度：

　　内涵型开放：提升制度自身活力，适应成员结构性变化。例如，全球治理机制功能弱化源于改革滞后，需破除制度自我锁定(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实现制度演进与权益调整。

　　外延型开放：推动制度对接，构建协同制度网络。近年来区域制度涌现，如何处理制度间关系(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兼容)成为全球化走向的关键。

　　二、全球化主体的结构性变化与制度内涵型开放

　　(一)当今世界国家(地区)及其企业的实力变化

　　冷战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 “南升北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比显著提升(2022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发达经济体 1.4 倍)，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总量排名跃升，欧盟、东盟等区域集团影响力增强。企业层面，中国入选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2023 年 142 家)超越美国(136 家)，打破美日主导格局。

　　(二)霸权之后制度 “锁定效应” 的限度

　　国际制度变迁滞后于国家实力变化，霸权国主导的制度(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存在 “锁定效应”，维护既得利益者权益。然而，制度失衡会损伤新兴国家参与动力，引发矛盾(如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改革)，甚至催生新制度(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三)制度内涵型开放的问题与方向

　　现行国际经济机构的 “元制度” 设计(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票否决权、世界贸易组织 “协商一致” 原则)阻碍改革，导致合法性缺失。制度内涵型开放需破除锁定，推动制度适应新形势，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分配、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使制度兼顾全球利益而非服务于少数国家霸权。

　　三、全球化客体的关联性增强与制度外延型开放

　　(一)全球化客体的拓展与关联性增强

　　全球化客体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资本、技术等领域纵向拓展，形成 “深度一体化” 趋势;从区域向全球横向拓展，如全球服务出口额 2022 年达 7.04 万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增至 164 个。各领域联动性增强，要求制度协同(如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制度的衔接)。

　　(二)复杂制度网络与制度的外延型开放

　　全球化催生复杂制度网络，截至 2023 年，世界贸易组织累计收到 595 份区域贸易协定通报，制度间存在平行、重叠、嵌套关系(如《美墨加协定》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交叉成员)。制度对接可产生协同效应，但封闭性制度(如排他性区域贸易协定)会加剧分裂，需通过开放型制度设计(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包容性规则)促进整合。

　　(三)制度外延型开放的问题与方向

　　保护主义导致制度封闭化，如 “近岸外包”“友岸外包” 制造制度壁垒。制度外延型开放需推动跨领域、跨国家的制度对接：一方面整合贸易、投资、环境等领域规则，实现 “深度一体化”;另一方面避免排他性，如中国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多边制度对接，为制度网络注入开放性。

　　四、“再全球化” 与新型全球化的制度逻辑

　　(一)“再全球化” 与国际制度的重塑

　　当前全球化局部逆退，2008 年以来全球歧视性政策达 5.17 万项，远超自由化政策。“再全球化” 核心是重塑国际制度体系：主导国试图通过区域协定(如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维持规则霸权，新兴国家则推动制度改革(如金砖扩员)。这一进程中，全球制度将经历改革、要素重新配置、分工体系重组，最终实现新制度均衡。

　　(二)制度型开放与新型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非均衡性(如全球前 1% 人口掌握 44.5% 财富)源于制度缺陷。新型全球化需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公平：

　　主体层面：制度需平衡国家间及国内利益分配，如通过贸易补偿机制改善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低技能群体福利，避免全球化红利两极分化。

　　客体层面：协调领域间利益(如美元特权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平衡)，避免单极霸权逻辑。

　　最终目标是建立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之治，通过制度均衡实现包容性增长，使全球化惠及所有参与者。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