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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可知,江淮官话黄孝片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东部(包括孝感、罗田、黄冈等 20 个县市)、江西省北部(包括九江、九江县、瑞昌)以及安徽省西部(包括安庆、桐城、枞阳)。
关于黄孝片方言性质,学界争论颇多,主要分为两类观点:
以吴波(2007/2020)为代表,认为江淮主体层次源自中原方言,与现代赣语关系不大;
认为黄孝片方言与赣语有关,持该类观点的学者发现黄孝片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赣语内在一致性较强,且认为与明初江西移民有关,可细分为三小类:
以郭丽(2009ab、2012)、郑婷(2015)等为代表,认为黄孝片方言早期层次为赣方言,后在官话影响下逐渐官话化,属赣语向官话过渡型方言,不能简单归为江淮官话;
以余鹏(2016、2018、2019)为代表,认为明初饶州府赣语是明初怀岳片方言直接祖语,当时的怀岳片包含今黄孝、怀岳两片,在官话不断影响下,才逐渐形成今黄孝片方言;
以邱磊(2010、2011)、汪化云(2016)等为代表,认为黄孝片方言是江西移民与当地土著方言融合后的产物,是移民者学习鄂东本土方言过程中,母语特征对目标语产生 “转用引发的干扰”“柯因内化” 演变的产物。
上述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1)今黄孝片方言的形成与赣语有无关系?(2)若与赣语有关,受其影响后的黄孝片方言是官话、赣语,还是过渡语?观点 1 与观点 2 的第③类将随文讨论,现分析观点 2 的第①②类,此二类均认为黄孝片方言在早期为赣语,从其所列的语音联系、移民信息来看,结论似乎可信。但若今黄孝片方言在明初移民后为赣语,后在官话长达数百年的影响下才形成今天的方言格局,仍存在疑问:(1)官话是否真具有将 “鄂东赣语” 官话化的能力,有待商榷;(2)若官话真有如此影响,为何被官话包围的怀岳、大通片至今仍是赣语?大通片地区或因长江阻隔、丘陵地貌,方言至今仍为赣语,但怀岳片地区多为平原,且与绝大部分黄孝片地区同处长江以北。尽管方言的形成发展十分复杂,但这些疑问表明,黄孝片方言早期是否为赣语需进一步探讨。
上述研究多依据现代方言,现代方言虽蕴含不同层次的语音特征及反映内在联系的词汇、语法,但现代距吴波(2007/2020)所说的 “江淮吴徽湘赣” 一体时期已逾千年,距明初也已六百余年,长时间内方言所受影响必然纷繁复杂,却未必都能留下痕迹。本文认为,利用历史语音文献,结合现代方言,从历时、共时两大角度,系统分析今黄孝片地区在明清时期方言实际情况,或许能更好解决该问题。
为行文便利,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已将今黄孝片地区在唐宋元明清所属行政区划整理(图表略)。
二、从历史文献看黄孝片地区方言情况
(一)明以前方言情况
西晋末年北方士族南渡,导致南方方言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今南方很多方言的形成与之有关,因此有必要讨论西晋末年至明初以前今黄孝片地区的方言情况。
盛唐张说《荆州亭入朝》(《全唐诗》卷 87)中 “巫山云雨峡,湘水洞庭波。九辨人犹摈,三秋雁始过。旃裘吴地尽,髫荐楚言多”,作者因党争被贬,先后任相州刺史、岳州刺史、荆州长史。唐代岳州在今湖南境内,临长江、近洞庭,荆州在今湖北境内,亦位于长江之畔,与诗的前两联完全吻合。身为刺史,张说对岳、荆州等地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其所述 “楚言多” 的方言现象应当可信。唐末郑谷《江行》(《全唐诗》卷 674)“夜雨荆江涨,春云郢树深。殷勤听渔唱,渐次入吴音”,结合郑谷为袁州宜春人及 “渐次” 一词,可推测他由荆州顺江而下,渔唱为吴音说明当时荆州以东地区所讲为吴音,与张说所述恰好吻合。显然唐代荆州以东地区通行吴音,但此吴音并非长江下游的吴方言,而是有别于荆湘一带纯正楚语的特殊方言,或与地处吴头楚尾有关。
北宋苏轼在黄州为官时所作《元修菜》(《全宋诗》卷 805)中 “我老忘家舍,楚音变儿童”,明确指出孩童所讲为楚音;其离开黄州前所作《满庭芳》(《全宋词》第 1 册)“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再闰” 说明苏轼在黄州居住四年有余,其对黄州讲楚语的论述可信度高。苏轼此处提及的 “吴歌” 不等于吴语,南宋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全宋诗》卷 2038)“江绕山城柳暗村,五年诗乱谪仙魂。欲寻遗老问前事,楚语儿童今不存”,王十朋为温州乐清人(讲吴语),若南宋黄州方言为吴语,他不会只提 “楚语” 而不提 “吴歌”,这说明在地道吴语使用者语感中,黄州方言更具 “楚语” 特征。
北宋张耒《明道杂志》(《全宋笔记 第二编 七》)对黄州方言有明确记载:“黄州盖楚东北之鄙…… 语音轻清类荆楚,而重浊类江左。” 江左包括今苏南、皖南、浙北、赣东北,据游汝杰(2018)研究,这些地区在南宋均为吴语区。显然宋人笔记、诗文所述完全吻合,即黄州方言属楚语,同时带有 “吴音” 特征。
除黄州外,张耒对安州方言亦有提及,《舟次安州孝感县偶感寒疾卧病舟中复大风不可解舟晚方离去》(《全宋诗》卷 1162)“鸡犬萧条数家县,市声已变淮南语”,结合其《孝感县》(《全宋诗》卷 1183)“山川错吴楚,人物混荆杨”,可知孝感地处吴头楚尾,与荆州、扬州等地人口往来密切,被称为 “淮南语” 的孝感方言,与荆州楚语、扬州江淮音或有一定共通性。
北宋安、黄二州毗邻,孝感离州界处不远,苏轼、张耒所述的一致性,说明当时荆州以东,安州、黄州等地方言应当相近甚至相同,即与核心楚语相似度更高。
张耒《齐安行》(《全宋诗》卷 1156)“黄州楚国分三户,葛蔓为城当楼橹。江边市井数十家,城中平田无一步…… 客樯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来湖湘”,宋代黄州临江而设,与诗中第二联所述吻合。据张耒所述,北宋黄州为贸易聚集区,很多客商乘船朝来夕去,来自湖、湘等地的客商所讲方言实为 “夷语”。据朱家震(2021)研究,张耒所讲江淮音应接近北音,因此湘赣方言在他听来属 “啁哳夷语”。张耒称孝感方言为 “淮南语” 而非 “蛮夷语”,加之 “人物混荆杨”,说明安州、黄州一带的 “楚语” 与北音差异不太大,这与历史移民材料相一致。
吴波(2007/2020)根据行政区划及移民等历史文化因素,结合江淮官话音系主体结构,认为南宋后江淮地区逐渐成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区之一;郭丽(2009b)也指出宋代今湖北地区基本是官话方言的区域,这与本文结论正好吻合。
(二)明清时期方言情况
明清江淮地区涌现大量音韵文献,利用这些材料可还原今黄孝片地区在当时的方音面貌。通过分析今黄孝片方言、赣语、洪巢片方言在明清两代语音异同点,可判定当时黄孝片地区方言语音性质。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且能反映时音的韵书、韵图、押韵材料、对音材料共 23 种,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些材料信息、性质进行归纳(图表略)。
明代京山与安陆、应城(今黄孝片)等地相近,武昌与黄冈、鄂州(今黄孝片)等地毗邻,郭丽(2009a)指出湖北武襄片早期层次同黄孝方言一致,武襄片当是后来被西南官话占领的黄孝片方言区,明代黄孝片方言分布区域或远大于今天。据此可推测明代这些方言应当相近甚至相同,因此利用相关文献分析当时黄孝片语音特征是可行且合理的。各文献均取书名首字以作简称,因首字相同,《四字正音》《四韵定本》分别简称为四 1、四 2;《韵法横图》《韵通》《韵略》分别简称为韵 1、韵 2、韵 3;《字音会集》《字声便考》分别简称为字 1、字 2。
1.明代语音情况
1.1 从韵书等材料看明代语音情况
通过对明代韵书反映的语音特征(图表略)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声调:虽然反映明代赣语声调特征的仅有《正字通》,但由于清中期《辨字摘要》声调特征与之完全一致,因此 “平分阴阳”“浊上归去”“有入声调” 可视为明代赣语声调基本特征。对比可知,明代黄孝片方言与赣语、洪巢片方言在声调上具有较高一致性。
声母:除 “分尖团” 外,其他声母特征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存在 “庄组部分读同精组,部分与知章合流” 的现象,而反映赣语的材料却呈现 “精知二庄、知三章二分” 格局,张耒《明道杂志》中 “黄州呼醉为沮” 也印证了这一点;
“邪母字读同塞擦音” 仅见于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如 “详祥庠” 在《五声谱》中归從母;
上述材料全浊声母均已清化,但清化送气存在不同,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均为 “平送仄不送”,而反映赣语的材料却是 “不论平仄均送气”,二者截然不同。至于《西儒耳目资》中反映全浊仄声送气的白读,按吴波(2007/2020)研究,应是洪巢片方言中唐宋层语音特征的残留;
“见、知系部分相混” 仅见于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如《四韵定本》中 “局读主伏切、玄读殊元切” 等,见、知系拼合口细音时相混正是今黄孝片方言典型特征。
韵母:韵母的差异更为明显:
“蟹止摄合三唇音读 i 韵”“遇摄部分读同流摄”,仅见于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如《万密斋医学全书》中途与求候通押、楚与由后通押,今黄孝片方言仍存有这些典型语音特征;
“臻梗曾深四摄合流” 较为普遍,反映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均可得见,《西儒耳目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中 - n、-ŋ尾对立,并非当时南京方音典型特征,而是明代南方官话的反映;
与牙喉音声母相拼时,多数材料歌戈二韵仍开合对立,只有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五声谱》《四字正音》《正字通》《西儒耳目资》果摄一等韵内部混而不分,如《五声谱》中 “歌戈过哥” 等字同小韵、“和禾河何” 同小韵;
《正字通》韵母系统以 17 世纪江淮官话为基础,因此同《五声谱》《四字正音》一样,咸山摄一二等舒声无别。除此之外,反映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都存有 “寒桓分韵 / 覃谈有别” 现象,王洪君(1999)、倪志佳(2021)等指出今江淮官话、吴语、赣语中均存有该现象;
《龚廷贤医籍》《辨字摘要》蟹摄开口一、二等韵有别,清代《国音四种》亦如此,可知 “蟹摄开口一二等有别” 是赣语较为典型的特征,如《辩字摘要》中台韵系主收蟹摄一等韵字、皆韵系主收蟹摄二等韵字,这与《五声谱》《密斋医学全书》等截然对立;
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假摄几乎都 “麻车分韵”,如《四字正音》中家蔴收麻二、结叶收麻三二韵部有别,而《龚廷贤医籍》《辨字摘要》中假摄二三等主元音无别。《正字通》中未见麻车分韵,今宜春方言 “假花野谢” 等字主元音均为 a,熊燕(2013)指出《正字通》音系 “其间还透露出作者张自烈母语宜春方言的一些特点”,结合《西儒耳目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本文认为《正字通》麻车不分韵是明代宜春方言的反映,这进一步证明明代赣语麻韵仍为一韵,二三等并未分化;
古遇蟹止三摄逢合口三等精组读作 i 韵,仅出现在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如《万密斋医学全书》中取与泥栀通押,《辩字摘要》中 “叙序绪细” 同音,今黄孝片方言、赣语仍存有该典型特征,这也是郭丽、余鹏等认为黄孝片方言早期层次为赣语的关键证据之一;
侯宵同韵亦仅出现在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但跟今赣语大量存有 “流摄一等字、尤韵庄组字、幽韵唇音字与效摄细音字同主元音” 现象不同,今黄孝片方言中几乎未见该现象,仅罗田、英山等个别地区方言 “某、亩” 等字存在əu/au 两读。
1.2 从明人笔记看明代语音情况
张位《问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238 册)记载:“三楚‘解为改’‘介为盖’‘之’为‘知’‘山’为‘三’‘产’为‘伞’‘士’为‘四’‘永’为‘允’‘信’为‘心’‘祖’为‘走’‘睹’为‘斗’‘岁’为‘细’。” 按唐七元(2013)所述,“三楚” 所辖包括今湖北地区。“解皆”“改咍” 同音、“介佳”“盖泰” 同音,说明当时蟹摄开口一二等无别;“之章”“知知三” 同音,说明当时知三章已然相混;“山生二”“三心一” 同音、“产生二”“伞心一” 同音、“士崇三”“四心三” 同音,说明当时部分庄组字已与精组字混而不分,结合 “之、知” 同音,可知与精组洪音合流的仅限庄组字;“永梗合三”“允谆合三” 同音、“信真开三”“心侵开三” 同音,说明当时臻梗深摄合流;“祖模”“走侯” 同音、“睹模”“斗侯” 同音,说明当时部分遇摄字读同流摄;“岁心蟹合三”“细齐开四” 同音,说明当时蟹摄合口三等精组字读作 i 韵。
陆容《菽园杂记》卷四(《历史料笔记丛刊:菽园杂记》):“今天下音韵之谬者…… 又如‘去’字…… 湖广人为‘处’。” 袁子让《字学元元》卷八 “方语呼音之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210 册)中云:“吾楚黄音…… 以涓为专,以君为迍。” 明代湖广包括湖南、湖北,陆容所说范围远超出黄孝片地区,同时代的袁子让则具体到 “楚黄音”,据刘晓英、王曦(2017)研究,楚黄音是黄州府一带方音,“去、涓、君” 为见系字,“处、专、迍” 为知系字,显然当时见、知系拼合口细音时部分相混。
明人笔记所述与韵书等材料反映的内容恰好吻合,可见均是基于时音的记录。
综上所述,明代黄孝片地区方言内部一致性较强,部分特征仅见于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部分特征见于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仅有少数特征见于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显然,黄孝片地区方言与当时芜湖、南京等洪巢片地区方言相似度更大,但也要承认黄孝地区方言存有与赣语相同的语音特征。
2. 清代语音情况
通过对清代韵书反映的语音特征(图表略)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2.1 声调
所有材料都体现 “平分阴阳”“浊上归去”:
“去声分阴阳” 见于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但《响答集》《等韵学》《辨字摘要》中去声仍只有一类,这与现代方言相吻合 —— 鄂东黄孝片方言大多分阴阳去(赣语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去声分阴阳),而皖西南黄孝片方言则仅有一个去声调(赣语临江话去声也不分阴阳);
上述清代材料均有入声调,但反映赣语的《重定类字蒙求》《国音四种》入声有阴阳之别,这与现代方言相吻合 —— 除泰如片外,其他江淮官话均只有一个入声调,而入声分阴阳却是赣语典型特征。
2.2 声母
除 “分尖团” 外,其他声母特征差异较大:
《字音会集》《等韵学》中庄组仍 “部分读同精组,部分与知章合流”,这与明代一脉相承。其他材料精知庄章的分合内在一致性较强,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基本呈现 “精知二庄、知三章二分” 格局,但《国音四种》精知庄章却大体全混(部分知三章与见组合流),这与洪巢片方言类似。《坦菴天籁谱》中知庄章合流,却与精组保持独立;《韵略》《字声便考》中精知庄章基本合流,仅部分知三章保持独立;
全浊清化方式上存有不同,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几乎均为 “平送仄不送”,而反映赣语的材料则是 “不论平仄均送气”,二者截然不同。《字声便考》中存在反映全浊仄声送气的又读,也应是洪巢片方言中唐宋层语音特征的残留;
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均可见 “知、见系相混” 现象,但该特征在黄孝片方言中更为普遍显著,如《六音便览》中君周张同声母、群与春池同声母,《重订类字蒙求》中用区给枢注音、用求给紬注音;
“疑、日二母相混” 仅出现在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中,如《等韵学》中 “玉元如蕊” 同声母。袁子让《字学元元》卷八 “方语呼音之谬” 中云:“吾楚黄音…… 以元为㽭,以颙为戎。”“元、颙” 均为疑母字,“㽭、戎” 则为日母字,显然明代黄州一带方言便已出现疑、日二母相混现象。《重定类字蒙求》疑、日二母互注,是因为此二母拼细音时均与泥母合流,即疑母音同的是泥母,而非日母;
“晓匣非母洪音合流” 在反映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的材料中均可得见。方以智《通雅》明确记载 “麻城以荒为方”,张位《问奇集》“好雨诗切字例”:“发,方越切,方兄喧发”“风,方中切,方兄喧风”,即用晓母字 “兄、喧” 作非母字 “方” 的助纽字,可见晓匣非母相混现象在明代麻城、南昌方言中便已出现。
2.3 韵母
韵母差异更为明显:
“遇摄部分读同流摄”“麻车分韵”“有ʯ韵” 仅见于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如《响答集》中都兜同音、苏搜同音;
除反映官话的《坦菴天籁谱》、存有 - m 尾的《国音四种》外,其他材料均可见 “臻梗曾深四摄合流”;
反映赣语、洪巢片方言的材料中歌戈二韵仍较多存有对立,反映黄孝方言的材料果摄一等韵均混而不分,如《国音四种》中 “苛轲、戈课” 有开合口之别,而《字音会集》中 “戈歌哥过” 同音;
反映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的材料都存在 “寒桓分韵 / 覃谈有别” 现象,与明代一致,但反映黄孝方言的《字音汇集》《六音便览》《等韵学》中咸山摄洪音主元音无别;
仅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存有 “古遇蟹止摄逢合口三等精组读作 i 韵” 的现象,与明代一脉相承,清《黄冈县志》对此也有记载:“其土音如呼须为西、去近弃”;
“侯宵同韵” 仅见于反映赣语的材料,如《重订类字蒙求》中用 “照” 给 “奏” 注音,《国音四种》中 “貂苗照邵、豆搜楼” 同韵,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综上所述,清代黄孝片地区方言内部一致性依旧很强,部分特征仅见于反映黄孝片材料;部分特征见于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部分特征见于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清代黄孝片方言、赣语的相似度明显变高,但黄孝、洪巢片方言相似度仍略高一些。
3. 明清语音的演变
据上文分析,从相关表格中选取 11 条区别性特征(1. 去声分合;2. 入声分合;3. 精知章庄分合;4. 全浊清化送气情况;5. 见知系分合;6. 晓匣非母分合;7. 遇流摄分合;8. 麻车分韵情况;9. 遇蟹止三摄合口三等精组读 i 韵;10.ʯ韵有无;11. 侯宵韵系分合),并整理这些特征在明清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中的具体情况(图表略),分析如下:
3.1 声调
明代所有材料去声均不分阴阳,但清代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却出现去声分阴阳现象。据相关表格可知,清代黄孝片方言、赣语成书最早的文献分别是《响答集》《辨字摘要》,二者去声均只有一类。且出现去声分阴阳现象的方言点(黄冈、鄂州、嘉鱼、麻城、南昌、高安等地)经度相近,地域上呈现相连状态,据此可推测该现象应是部分地区方言的后起变化;
明清两代,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中入声均只有一类,与清代产生入声分阴阳现象的赣语存有对立。
3.2 声母
明代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中精知庄章分合情况截然相对,但清代二者却高度一致,这有两种可能:①黄孝片方言受赣语影响所致;②语音自然发展所致,即黄孝片方言庄组进一步演变,全部读同精组,知二随之发生类似演变,逐渐出现精知二庄与知三章的对立。考虑到《问奇集》中 “山为三、产为伞”,加之洪巢片方言精知庄章由明代的二分演变为清代的混而不分,本文认为②或许更符合事实;
明清两代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中全浊声母清化均 “平送仄不送”,与一直 “不论平仄皆送气” 的赣语截然对立;
明清两代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中均出现 “知、见系相混” 现象,可见该特征非常稳定。明代反映赣语的材料中未见该现象,但清代却出现该特征。《字学元元》卷八 “方语呼音之谬” 中云:“江右音,或以朝为刁,以昼为丢去声,盖误知于端也。” 据刘晓英(2007)研究,明代以来江右均指江西,结合上文楚黄音的相关论述,可知明代江西赣语最典型特征是 “知端混同”,而非 “见知系混同”。《辨字摘要》中见系声母未颚化,亦未见知见系相混;《凡悔书》《国音四种》分尖团,见系声母读作舌面音;《重定类字蒙求》《翻切指掌》尖团合流,见系声母亦读舌面音,此四书知见系均相混。显然,知见系相混是因为见系声母颚化时,知系三等还读舌面音,二者音同而合流。由此可知,赣语见知系相混当是清后期才出现的自然音变,与黄孝片无关;
“晓匣非母相混” 现象不见于明代韵书等材料,仅见于少数明人笔记,这或是因为该现象在明代尚处萌芽阶段,虽存在但不显著,故韵书等不曾反映该特征。反映黄孝片方言、赣语的材料出现该现象者均成书于清末,可知该音变完成时间当为清中晚期。需注意的是,反映清中期盐城方言的《字声便考》中也存在该现象,加之闽语、粤语、湘语,以及吴语、晋语、西南官话部分方言中均存有 x、f 不分现象,可知该演变较为普遍。庄初升(2004)认为该演变是舌根擦音在 u 介音影响下,发音方法唇齿化所致。
3.3 韵母
明清两代反映黄孝片方言的材料中均出现 “遇流二摄相混” 现象,可知该特征非常稳定,且该现象一直不见于赣语。较为特殊的是,清代反映洪巢片的材料中也出现遇流二摄部分相混现象。《四韵定本》鱼模韵的孤类为 u,在《响答集》中却与尤侯韵合并,现代桐城方言孤类韵拼舌齿音时读 au。根据桐城一带方言遇摄字的演变,结合汉语方言普遍存在元音后高化演变,本文认为清代洪巢片方言存有该现象应是 u 元音高化裂化的产物,属语言自然演变;
明清两代 “麻车分韵”“有ʯ韵” 这两条特征均只见于反映黄孝、洪巢片方言的材料,十分稳定;
明清两代 “遇蟹止三摄合口三等精组读 i 韵” 现象均只见于反映黄孝方言、赣语的材料,需注意的是,该现象在清代普遍性更强;
仅个别反映明代黄孝片方言的材料记载 “侯宵相混”,但明清两代反映赣语的材料却普遍存有该现象。
由此可知,黄孝、洪巢片方言均相同且与赣语一直对立的特征有 5 条;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均有但属语音自然演变的特征有 3 条;仅 3 条特征能反映赣语、黄孝片方言间存有内在联系。
4. 小结
从共时、历时两大角度对反映黄孝 / 洪巢片方言、赣语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唐宋时期今黄孝片地区方言与北方官话较为接近,而异于湘赣等地方言。明清两代黄孝片方言与洪巢片方言相似度更高,但并不意味二者混而不分,因为黄孝片方言在明清均存有仅见于本地区的语音特征。明清两代均存有仅见于黄孝片方言与赣语的语音特征,且清代二者相似度明显上升,虽然部分语音特征的相同属语音自然演变的产物,但据此可知随移民而来的赣语的确对黄孝片方言有所影响。
三、源自湖北历代移民的相关证据
上述明代材料多集中在明末,且明代赣语材料极为有限,无法充分展现黄孝片方言、赣语间的异同,加之郭丽、余鹏等立论依据之一便是明初移民材料,因此需对明代乃至西晋以降湖北历代移民情况作详细梳理,才能真正弄清明初黄孝片方言性质。
(一)元以前的移民及其特征
据《长江人口发展史论》所述,两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湖北一直是北方移民主要迁入地。宋代湖北因接近战场,移民迁入相对较少,但鄂东一带仍是当时湖北境内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现据该书研究成果,对元以前湖北历代移民概况及其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西晋 “八王之乱” 后,因天灾人祸,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约 700 余万移民大规模南迁,共持续一个半世纪。除难民外,移民还包括宗室贵族、文武大臣及世家大族,永嘉南迁多是集体迁移,且迁入地多集中在以建业为核心的长江流域,以致出现 “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江左者十六七” 现象。
隋唐五代因战乱频发,两百余年内近 650 万黄河流域的北民南迁,该时期移民仍以长江流域为主要迁入地,出现 “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 的局面。除灾民外,移民仍有大量皇亲贵胄、达官贵族、文人武将等。与永嘉南渡时期不同,唐五代南迁的北人不再设立侨州、郡、县,而是同土著居民一同编入当地户籍,由当地政府统一管辖。
金宋拉锯对战以及蒙古南侵,导致近 500 万北方移民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造成 “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满于荆楚江浙”“南人多是北人来” 的局面。移民中仍包括贤士大夫、富室大贾,“社会上层一半是北方移民”。
上述移民不仅数量大、分布集中,且社会地位较高,他们所讲的属通语系统的北方方言具有较大权威,加之移民持续时间长,必然会对包括黄孝片方言在内的南方方言产生不可抵挡的同化作用,因此上文所述的黄州一带 “楚语” 与北音差异不太大的结论是可信的。
(二)元明时期的移民及其特征
湖北在清代属移民输出地区,故暂不讨论清代移民的相关情况。
元末明初
元末朱元璋、陈友谅等势力与元军多次大战,这些势力间亦纷争四起,作为主战场的武昌、蕲州等地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逃亡。
明初洪武年间,来自饶州、南昌、九江等地的江西移民,大量迁入湖北黄州、武昌、德安、汉阳等府。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确指出,洪武年间湖北共接受约 98 万移民,江西籍移民约为 69 万,占比高达 70%,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如民国《黄氏族谱》:“明初湖北户口凋伤殆,洪武二年徙江西居民实之。” 民国麻城《彭氏族谱》:“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郭丽、余鹏等学者便是根据这批江西移民相关数据,认为明初黄孝片当为赣语,但他们未曾注意明初江西移民的性质、明初湖北土著数量、境内移民、移民回迁、军籍移民等问题:
明初江西移民的性质:
属强制性移民:洪武初期江西移民具有明显政府强制性,与唐宋因天灾人祸而主动移民截然不同。安土重迁的百姓对此极为反抗,最后只能双手反捆被强行迁往湖广地区;
移民多为底层百姓:江西一直为明朝政权提供大量物资与兵员,导致 “丁少差重、田多粮重,甚至产去税存、户逃役留”。官吏、大户等往往利用制度逃避、转嫁赋役,赋役基本全由农户承担,为了活命,大批底层农户陆续逃往湖广地区;
部分移民沦为流民:明初限制人口自由流动,那些非政府强制的自发移民者往往无法入籍,终成流民,这批流民的后裔在明中期甚至成为朝廷讨伐对象,可见社会地位极低;
移民迁入地相对自由:据方志远(2001)研究可知,明初移民在湖广落籍时相对自由,与西晋集体迁徙不同,明初江西移民属分散迁入。
显然,明前期江西移民虽数量庞大,但具有非自愿、社会地位低、文化水平低、迁入分散等特征,与晋人南渡特征截然相反。
湖北境内仍有较多土著:鄂东一带因战争生灵涂炭,但并不意味再无土著。曹树基(1997)对元末明初湖北各地区人口和移民结构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湖北境内总人口约有 173.8 万,土著便有 75.5 万,而移民中只有 79.4 万属民籍移民,显然二者不分伯仲(具体人口和移民结构情况图表略)。黄州、武昌两府土著与民籍移民数量相当,按相关比例计算,黄州、武昌两府民籍移民中仅有 29.82 万为江西籍移民,远低于土著数量。德安府土著占比仅 16.8%,但民籍移民中有 5 万人是从黄州麻城迁入的(下文详述),若将这些湖北内部移民视为土著,土著占比将高达 61%,远多于江西民籍移民;
移民存在较多内部移民:万历《湖广总志》:“自元季兵燹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州)、黄(州)胥来附贯。” 康熙《安陆县志》:“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 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编里七。” 这些文献均记载了湖北存在境内移民。该现象以德安府最为典型,《应山县志・人口》所述 16 氏族中,一半迁自湖北,其中 6 族迁于明初。曹树基(1997)推测明初黄州麻城迁入德安府人数应比江西移民稍多,约 5 万人;
存在移民回迁现象:因战争外迁的移民,许多在战事甫定后会重回故里,《武昌府部》:“元末兵燹以来,崇之民逃难解散,野无烟火…… 天朝开国敷治,民稍稍自远还,辟其田什之二三。” 古人多安土重迁,崇阳县逃散土著回归原籍的现象,在其他府州县必然也会存在;
军籍移民的原籍问题:洪武军籍移民来源较广,很多来自长江下游、黄河流域,包括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甚至还有很多招降改编的鞑靼军士。
2. 明中期
明中期因人口自由流动重现,至成化年间荆襄一带流民高达百余万,这批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以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百姓为主,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明英宗实录》:“陕西安、凤翔、扶风、咸阳、临潼等府州县旱伤,人民饥窘,携妻挈子出湖广、河南等处趋食,动以万计。”《明经世文编》:“其河南之开封、汝宁、山东兖州、直隶之凤阳、大名…… 近因河溢横流,此几处水荒,流民复散,多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趋食。”
(三)小结
宋代今黄孝片地区所讲方言接近北方方言,元代官话也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这必然会进一步加深黄孝片地区方言官话化的程度。元末明初湖北虽饱受战争影响,但仍有数量较大的土著,部分外迁的移民迁入地仍在湖北境内,加之战后部分外迁土著返回原籍,本文认为不断被官话化的黄孝片方言在明代湖北仍有较大使用群体,仍具有较大权威性。
元末明初大量江西移民迁徙至湖北,尤其是鄂东地区,但这批移民社会地位低、文化水平低,迁入后定居较分散,且江西移民所讲的赣语在当时属 “夷语”,与官话差异甚大,那么在与湖北土著融合过程中,很难出现永嘉南渡北方通语替换当时南京吴语的局面。军籍移民多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官话区,明中期的流民也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那么湖北土著、江西移民、军籍移民、北方流民间沟通使用官话类方言的可能性远大于使用赣语。
但随着江西移民的大规模输入,他们带来的赣语,在与湖北土著相处过程中,必然会对当时黄孝片地区方言产生影响,使其具有赣语特征,这与韵书等文献所反映的内容完全吻合。
四、结论
宋元之后,黄孝片方言官话化程度较高,可视为官话方言。与吴波(2007/2020)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确实给该地区方言造成了影响,这种非替换性影响使得黄孝片方言具有部分赣语特征。但该影响应是湖北土著、江西移民、军屯移民、北方流民方言互相融合的产物,而非邱磊(2010、2011)所说的江西移民者单向学习鄂东方言所致。被赣语影响后的黄孝片地区方言仍具有官话的典型特征,与当时洪巢片地区方言保持较高相似性,因此今方言分区将其归为官话的下位方言是正确的。
但锐;李军,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