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明实录》对俞大猷的形象塑造及其意涵

　　俞大猷 (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卫前所籍，①谥号武襄。他戎马一生 “四为参戎、七为总戎…… 一入坐府、一督京营”，②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将领。俞氏在抗倭战争中取得彪炳史册的功绩，成为民族英雄。正因为他在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学界历来重视对其人其事的研究。③这些论著一方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俞大猷及其相关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关研究存在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论著参考、引用《明实录》中的相关史料，却很少专门研究实录中记载俞大猷事迹的史料，导致相关研究缺失明代当朝国史的视角。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实录中俞大猷的相关记载为主要分析文本，结合行状、墓志铭、文集、民间私史、正史、方志等其他不同性质的文献，考察《明实录》对俞大猷事迹的记载情况，探讨其对俞大猷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后的意涵，为相关研究提供明代当朝国史的认识维度和史料支撑。

　　一、《明实录》对俞大猷事迹的记载

　　俞大猷出生于弘治十六年 (1503) 六月，嘉靖时期开始登上明代国家的历史舞台，卒于万历七年 (1579) 八月，影响延及后世。笔者从实录文本中辑录出有关俞氏的史料约 93 条，其中《明世宗实录》67 条、《明穆宗实录》15 条、《明神宗实录》10 条、《明熹宗实录》1 条。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较为集中地记载俞大猷生平事迹的传记。这则传记较为简略，只有 115 字，简述了俞氏的基本履历，包括姓名、籍贯、求学和武科举经历、仕宦、辞官，卒世。传记的重点在于评论，字数达 46 个，即 “大猷为人廉而好施，能折节下士，至剔历东南大小百十余战，所向无不剿灭，而况机持重，不期目睫功，有古大将风云”。它体现着明代官方对俞氏一生功业的肯定。

　　二是遵照编年体裁分散记载俞大猷某一事迹的史料。尽管它们散乱分立，但是指涉同一对象 —— 俞大猷，可以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它们主要记载以下方面的内容：

　　其一，记载俞大猷官阶、职任的迁转。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南赣巡抚都御史龚辉、福建巡按御史金城的奏章，提到 “武平、永定等处乃守备俞大猷信地”，这也是俞氏在实录中的首次记载，彼时他任汀漳守备。嘉靖二十九年三月，经提督两广右侍郎欧阳必进的荐举，俞氏从钦州守备、署都指挥使迁转为琼崖参将。嘉靖三十一年七月，他由琼崖参将、署都指挥佥事调任温台宁绍等处参将。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他又升任浙直镇守总兵官。隆庆五年十一月，明朝廷 “命原任两广总兵、右都督俞大猷佥书南京右军都督府事”。隆庆六年闰二月，他又调任总兵官，镇守福建并浙江金温等处。万历二年四月，明朝廷恢复俞大猷 “署都督佥事、后军都督府佥书管事”。万历三年二月，他奉命督管京军兵车营的操练。万历四年十二月，他又升署职一级。据初步统计，记载俞大猷官阶、职任迁转的实录史料约计 21 条，这不包括记载战功而升授官阶、职任的史料，兹不再枚举。

　　其二，记载俞大猷平定南方内乱的功业。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嘉靖皇帝嘉奖官员时，记叙了俞氏平定 “广东琼州府五指诸山黎贼那燕等”。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俞氏平定 “广贼张琏”、剿平 “江西流贼”。隆庆元年五月，俞氏 “擒斩广东贼首王西桥等”。隆庆二年四月，巡按广东御史王同道在奏疏中论及俞氏参加 “广东官兵剿英德等处山贼”，取得 “斩首一千四百九十三级” 的功绩。隆庆三年八月，明朝廷 “录平闽广巨寇曾一本功”，俞氏 “与贼遇于柘林澳，三战皆捷”。隆庆五年五月，明朝廷 “叙广西古田平寇功”，俞氏又名列其中。据初步统计，实录中此类史料约计 11 条，恕不逐条罗列。

　　其三，记载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的显赫功绩。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浙江倭寇五百余人劫掠临山卫、松杨等地，遭到知县罗拱宸督促的处州明军抵御，于是倭寇扬帆泛海而去。俞氏率领舟师追击，取得 “斩首六十九级” 的功绩。这是实录首次记载俞氏的抗倭功绩。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俞氏参加王江泾大破倭寇的军事行动，“诸军共擒斩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人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余贼不及数百，奔归柘林”，此役被实录高度赞扬为 “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切云”。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俞氏与戚继光、刘显在平海卫大破倭寇，“斩首二千二百余级，火焚刃伤及堕崖溺水死者无算”，解救被倭寇掳掠的百姓三千余人，缴获被倭寇抢夺的卫所官印 15 颗，至此福州以南的倭寇都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广东明军在惠州海丰县大破倭寇，“贼遂大溃，擒斩千二百余人，各哨军前后所得零贼又一千余人。于是，余倭无几，不复能军，散遁入山薮，各兵乃分道搜之”，俞氏参与其中。据初步统计，记载俞氏抗倭功绩的实录史料约计 31 条，兹不赘述。从数量上讲，记载俞氏抗倭功绩的史料最多，为实录记载的重点内容。

　　其四，记载俞大猷的 “失事罪”。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巡按御史赵炳然上疏究劾倭寇劫掠浙江期间官员们的罪责，俞氏被罚 “夺俸”，令其戴罪剿贼。这是实录第一次记载俞氏的负面性。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俞氏围剿普陀山倭寇失利，“我军半登，贼突出乘之，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余人”。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明朝廷以 “浙江岭港海寇未平” 为由，褫夺俞氏职级，并责令限期剿平，否则逮捕到京师问罪。隆庆二年七月，抚按奏报广东曾一本劫掠省城，在赤湾等处击败官军，听调知县刘师颜遇害。明朝廷据此追究俞氏等地方武将的罪责，暂停其俸禄，令其立功赎罪。隆庆五年七月，巡按广西御史李良臣弹劾俞氏 “奸贪不法”，隆庆皇帝惩罚俞氏 “回籍听用”。万历元年九月，因为福建海贼犯闾峡澳等处，俞氏被 “革任闲住”，戴罪立功。据初步统计，实录中此类史料约计 21 条，难以逐一列举。

　　其五，记载俞大猷其他方面的事宜。评论其才能，如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两广提督都御史欧阳必进等人称赞俞氏 “谙习水军，智勇素著”。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兵部尚书杨博上奏御倭方略，建议让俞氏 “专督水战”。隆庆元年八月，兵部否定给事中吴时来调俞氏北上练兵的建议，认为俞氏的才能更适合留在南方，而不宜北调塞上，“往者常一试于北，不效”。隆庆二年九月，总督两广军务侍郎张翰和巡抚广东都御史熊桴在一份报告中皆认为 “俞大猷长于水战”。万历五年正月，兵部在回复巡视京营兵科左给事中林景旸等人奏疏中，称赞 “短兵诸法，惟都督俞大猷独得其传”。万历十九年九月、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官员们在奏疏中皆视俞氏为武将的楷模。记载其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大同总兵刘汉、巡抚李文进与俞氏共谋袭击鞑靼蒙古的板升城，取得大捷。奏请为其重新赠谥，天启元年十二月大学士叶向高认为俞大猷等人的谥号 “公论虽符，谥典尚靳”，最终天启皇帝同意 “都与他谥，称朕悯念劳臣至意”。

　　可见，《明实录》通过记载俞大猷的生平事迹、时人的评论，在当朝国史中塑造出体现明代官方意志的历史人物形象。

　　二、《明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与特点

　　前文梳理和分析《明实录》中记载俞大猷事迹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实录对俞大猷形象进行了塑造。那么，实录塑造出俞大猷什么样的形象呢?

　　实录塑造出的俞大猷形象，乃是迁转多地而奔波劳苦、在平定南方内乱和抗倭战争中功绩显赫、多次获罪被罚的武将形象。一是迁转多地而奔波劳苦的形象。根据实录的记载，可知俞氏在福建、广东、浙江、南直隶、山西、广西等多地任职，南疆海域和北疆边塞都留下其征战的身影。二是功绩显赫的形象。据初步统计，实录大约有 40 余条史料记载俞氏在内外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尽管存在少量的重复记载 (即不同史料记载同一次胜利)，但是数量依然相当可观。特别是实录花费很多篇幅记载其在抗倭战争的功绩，重点塑造出其抗倭名将的形象。三是多次获罪被罚的形象。如前文所述，实录中有大约 20 余条史料记载俞氏获罪被罚，虽然也存在少量的重复记载，可是依然反映出俞氏宦海的艰难曲折。

　　《明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结合行状、墓志铭、文集、民间私史、正史、方志等其他性质文献的记载，笔者认为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凸显 “武” 的面相，却没有着墨其 “文” 的面相。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俞氏的个人历史没有 “文” 的面相。相反，在其他文献中俞氏既是一位冲锋陷阵、功绩显赫的武将，也是一位文儒。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俞氏早年的儒学经历。据文献记载，俞氏曾向王宣、林福、赵本等人学《易》，又是郡邑庠生 (即地方儒学的生员)，实乃一位真正的文人儒士。二是俞氏为边疆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自己的边防思想。对此，有文献概括云：“公儒者也，于安南、琼黎、东倭、北虏、三苗、五岭，皆有善后之策，可百世因之…… 所谓立马读《易》者，信载!” 尽管 “可百世因之” 云云，不免夸张，但是流传至今的俞氏《正气堂集》收录有《上两广军门东堂毛公平安南书》《论处黎长久之策》《防倭议》《兵略对》等书信、奏疏，可见其确有自己的边防思想。三是俞氏在治理地方的实践中，也非常重视运用文治的策略。如任职福建金门时，地方 “军民嚣讼难治”，俞氏 “用儒饬治，读法、赈饥，嚣俗为之一变”;又如任职福建武平时，俞氏 “作读《易》轩，与博士弟子为文会”。可见，无论是早年的儒学经历，或是边防思想，还是治理地方的实践，它们都表现出俞氏个人历史中 “文” 和 “儒” 的面相。

　　其二，重点体现抗倭战争和平定南方内乱，而较为忽略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鞑靼蒙古。但是，这并不代表俞氏在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鞑靼蒙古两个方面没有功绩或者功绩不大。事实上，它们是嘉靖时期重要的军事胜利，也是俞氏生平中非常显赫的功绩。首先，评述俞氏平定安南入侵的功绩。当时安南逃亡之臣范子仪想要篡夺幼主莫宏瀷的王位。于是，范子仪以匡复为号召，拥立莫正中，拥兵三万，时常入侵广东的钦州、廉州等地。俞氏临危受命，前往抗敌。到达前线后，俞氏对敌军进行招降安抚，敌军一万余人自行解散。范子仪不甘心失败，逃往钦州。俞氏率军追击，“前后两战，俘斩千余” 击败敌军。范子仪败退安南，俞氏率军追至海东云屯。后来范子仪被莫宏瀷抓捕斩首，其首级被送至明军。至此，安南范子仪入侵之乱被平定。这也是俞氏生平中非常显赫的功绩，时人有 “匡夷尊夏，功足多焉” 的赞誉。其次，评论俞氏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前文已述，实录虽然有记载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俞氏参与谋划袭击鞑靼蒙古板升城的大捷，但是在隆庆元年八月的记载中，实录借兵部的说辞 “大猷才宜于南，往者常一试于北，不效” 否定俞氏在北疆边塞的功绩。关于俞氏此次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行状、正史等文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结合各种文献，可知俞氏此次的功绩主要有三：一是制造兵车，“独木为轮，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骑”，后来巡抚李文进据此奏请明朝廷设置兵车营。史书中 “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 云云，可见其影响之大。二是在安银堡大败鞑靼蒙古军，“以所练兵车百辆、步骑三千纵击虏万计，追奔逐北数百里”。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明代历史明确记载的唯一一次车兵作战的胜利。三是参与袭击板升城的大捷，即实录所载嘉靖三十九年七月的史事。以此观之，俞氏在大同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并非像实录所载那样平淡无奇、无足轻重，更非 “不效” 二字所能掩盖、抹杀。

　　其三，凸显其在各地征战，却没有涉及当地民众对俞氏的态度。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行状、墓志铭、文集、民间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献时，不难发现各地民众对俞氏的态度。总体而言，俞氏深受民众爱戴。如当俞氏调离金门时，当地民众流泪挽留，建立生祠奉祀，曾向他学习《易》的秀士追随而来，向他学习剑法的丁壮 “给役其家”，不肯离去。又如当俞氏调离新兴、恩平时，两邑民众强行挽留，“新、恩人遮道留者数千，父老皓发皤髯夺公肩舆之以归，数日不得发”，以至于俞氏只得半夜独自骑马从小路方才离去。再如俞氏在琼州时，黎民争先拿出牛酒慰劳，将他的画像放在佛寺中奉祀，并称呼为俞佛。另如，在浙江抗倭时，俞氏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士民弦诵耕织如故，浙东西底宁”，民众非常感念他的恩德，请留下其衣冠数十袭，建立生祠奉祀。清修正史《明史》、乾隆《晋江县志》也载有 “武平、崖州、饶平皆为祠祀” 云云。在当时，建立生祠，对还活着的人立祠奉祀，是民众表达内心感戴和钦敬之意的重要形式。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福建兴化府民众对俞氏却有着怨恨之情。原来，俞氏在兴化府征战时，没有安营扎寨的竹木，于是他下令 “发残屋为营”;又因兴化、泉州二府没有粮食可以供养征战的军士，而明朝廷运输的军粮也多日未到，于是他下令军士就地 “采麦食之”。换言之，俞氏已有纵容军士强征或抢掠民财的行径。因此，“兴化人多怨公”。俞氏自己也说：“吾为将三十年，不扰民一草一木，今乃种孽于父母之邦耶?” 这一记载出自以歌颂俞氏功绩为主要撰述意图的《都督同知俞公大猷功行纪》，应不是厚诬，当属事实。尽管此类记载应为少数 (仅见此例)，却也反映出当地民众对俞氏的别样态度。

　　此外，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功绩与过失共存。实录塑造出俞氏迁转多地而奔波劳苦、在平定南方内乱和抗倭战争中功绩显赫的形象，同时也塑造出俞氏多次获罪被罚的形象。与实录塑造的俞氏形象不同，行状、墓志铭、方志乃至正史，它们都主要记载俞氏的功绩，较少提及过失，故而塑造出单向度的历史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实录塑造的多向度俞氏形象更显严肃性、客观性、可信性。因为世上本不存在只有功绩却没有过失的人，俞大猷也不能例外。总体而言，《明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是正面的，这表明明代官方对俞氏一生功绩的肯定。

　　三、《明实录》塑造俞大猷形象的背后意涵

　　结合行状、墓志铭、文集、民间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献进行综合辨析，可知实录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实录之所以如此塑造俞氏形象，主要是由历史事实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纯粹的客观行为。相反，史官在塑造俞氏形象的过程中有历史书写的行为，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涵。

　　实录中俞大猷是功绩与过失并存的形象，然而它却折射出史官乃至明代官方对俞氏一生功绩的肯定。大书特书俞氏在平定南方内乱和抗倭战争的功绩，自然是史官乃至明代官方对其功绩的肯定。同时，实录对俞氏过失的同情、回护、辩解，也是对其功绩进行的肯定的特殊表现。前文已述，实录中有 21 条史料记载俞氏 “失事罪”。其中，6 条史料中有 “诸臣罪状”“官军御倭失事状”“诸臣功罪” 等字词，9 条史料记载俞氏只是获罪被罚者之一，它们共同表明作战失利应是当地文官、武将共同的罪责，并非只针对俞氏一人。可见，实录在字里行间已降低俞氏的负面性。另外，实录也有明确为俞氏获罪被罚进行辩解，如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俞氏因总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宪弹劾而被逮捕到京师治罪，实录就辩解道：“柯梅倭之出海，宗宪实阴纵之，故不督诸将要击。及倭既出舟山，即驾帆南泛，泊于浯屿，焚掠居民…… 故诿罪大猷，以自掩饰如此。”

　　实录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遮蔽了其 “文” 的面相，这折射出明代彼时的文武关系。俞氏是武将，其形象塑造凸显其 “武” 的面相，本无可厚非。可是，俞氏《正气堂集》中的多份奏疏，实录中却没有任何的收录，这与实录塑造文官形象时收录其奏疏相比，真可谓是 “文武有别”。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表明在实录的编撰过程中武将多时是 “失语” 的群体，他们的历史生命是由以史官为代表的文官来决定。在历史话语权的掌控上，明代的文武关系十分不对等。又，据研究明代中后期 “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 形成并勃兴，也即武将 “好文” 成为一时风尚。事实上，多数武将可能只是附庸风雅，没有多少真正 “文” 的实质。或许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史官带着固有偏见看待俞氏 “文” 的面相，误认为那也只是附庸风雅却无实质的 “虚像”。所以，在严肃的当朝国史编修中，他们自然不会正视那些被视为 “虚像” 的武将好文之风。

　　实录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较为忽略平定安南入侵和抵御鞑靼蒙古，这可能与明人掩遏其功绩和俺答封贡的现实需求等因素有关。前文已述，俞氏平定安南入侵本是非常重要的功绩。然而，明朝廷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对此事不悦，“降内批责诸臣防御无状，今日之功差足掩过”，致使俞氏这次的功绩受到掩遏。同样的，俞氏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也被明人掩遏，如前文所引，时人在奏疏中多次强调俞氏善于水战、不宜北调，甚至说俞氏在北疆边塞任职时没有成效，皆是明证。又如谭纶曾在信中评价俞氏：“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 有研究者指出：“这句话可能也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调度有方，纪律严明，英勇作战，是衡量一个高级指挥官素质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三方面不如他人…… 也不能算是一位出色的将领。” 平心而论，谭纶是当时较为熟悉俞氏的友人，为人正直，他对俞氏的评价即便客观上起了消极影响也应不是出自恶意，更多的是没能真正了解俞氏。所以，俞氏另一位好友李杜曾言：“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为矣，而犹未知其所以为，则以公特异于今之为将者耳!” 也即李杜认为俞氏被历史埋没的原因是不被世人所真正了解。当然这也是俞氏功绩被掩遏的重要原因。再者，《明世宗实录》编修于隆庆元年六月到万历五年八月，俞氏抵御鞑靼蒙古的事迹便记载于此书。结合相关知识，可知先后主导世宗实录编修的高拱、张居正也是俺答封贡的倡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隆庆时期、万历初年的重要主政者。维持明朝廷与蒙古之间的和平，自然是当时主政者的意愿。然而，俞氏在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抵御的蒙古部落正是俺答的鞑靼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淡化明朝廷与鞑靼蒙古之间过往的矛盾冲突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俞氏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也就不宜大书特写，相反只能作模糊化处理。

　　实录体史书的体例要求、性质诉求、独特的关注视角是促使史官在塑造俞大猷形象时忽视各地民众态度的重要原因。实录体史书是以已故皇帝及其朝政为主要记载对象，因此实录的内容取舍也是以皇帝为中心，围绕着皇帝来组织材料，以皇帝的一生活动为线索，将省府州县等事件按照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次序加以记载。显然，民众对于当地文臣武将的态度不太符合实录内容的采摘标准。因此，史官忽视相关内容的记载也就很好理解了。这也反映出当朝国史和民间私史的关注视角迥异，能够进入各自记载视野的事件也不一样。

　　综上所述，实录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不只是对个体历史的简单记载、被动呈现，它既体现出明代官方的国家意志，也投射出史书编撰时代的各种社会情形，乃是对个体历史的有意书写、主动呈现。

　　四、结语

　　俞大猷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将领，其在《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具有独特价值。梳理、分析实录中记载俞大猷事迹的史料，可以发现实录塑造出俞氏功绩与过失并存的形象。总体而言，实录塑造的俞氏形象是正面的，这表明明代官方对俞氏一生功绩的肯定。

　　对比行状、墓志铭、文集、民间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献，可知实录塑造的俞氏形象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也存在遮蔽其他形象的问题。实录遮蔽的那些形象，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都将之视为史官的曲笔。当朝国史有着自己的体例要求、性质诉求，故而有着独特的关注视角，不能也不必无所不包，它凸显的是历史人物最主要的特点、裁定其功过是非。以本文的议题而言，俞氏是武将，那么实录塑造的人物形象理应将重点放在凸显其武将的特点，裁定其为明朝廷征战的功绩和过失。依此而言，实录遮蔽俞氏 “文” 的面相、没有涉及当地民众对俞氏的态度等，自然无可厚非。不可否认，在俞氏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鞑靼蒙古的功绩问题上，实录似有掩遏其功绩的嫌疑。可见，实录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既是对个体历史的简单记载、被动呈现，也是对个体历史的有意书写、主动呈现。

　　目之所及，探讨《明实录》具体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或历史书写，多以皇帝、后妃、文官为主，较少涉及武将。本文是武将形象塑造的个案研究，为相关研究增添一个新的例证，这对于认识和理解实录中具体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或历史书写应有一定的价值。另外，本文梳理、分析实录中记载俞大猷事迹的史料，揭示其特性，为相关研究提供明代当朝国史的认识维度和史料支撑，这对于深化俞大猷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刘小龙,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