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辑刊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敦煌印本历日的编辑刊印特点及媒介功能拓展

　　历日，又称为具注历日、时宪书，具有承载王朝 “受正朔” 的政治意义、“敬授民时” 的农事指导、择吉避凶的生活指南等功能，与人们生活实际密切相关，成为古代居家必备之 “百科全书”。历日需求广泛，又有很强的时效性约束。过去一到岁尾年末几乎每家都要准备购置新历;而新年一到，旧历又成为失去效用的 “老黄历”，因此古代历日存世数量非常稀少。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历日中尤以唐五代宋初的历日最引人瞩目。

　　究其原因，一是其形制与内容丰富，开始由简单变的繁复，一举奠定了明清历日的基本格局;二是以民间历日为主，且来源多样，既有敦煌本地编撰，也有从成都和长安等地流入;三是内容与形制基本相似，特别是 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 (877) 具注历日》、S.P.10《唐中和二年 (882) 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等保存了刻印时间、地点等，是研究唐宋雕版印刷史的珍贵资料。

　　目前已知唐代敦煌印本历日有四件：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 (877) 具注历日》、S.P.10《唐中和二年 (882) 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以及дx.2880《唐大和八年甲酉岁 (834) 历日》。此外，华澜提到 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 应天具注历日序》出现了印本书籍中常见的 “鱼尾” 符号，应根据原印本抄写。笔者又留意到其中的 “十二元神真形图” 抄有：“今年新添换太岁并十二元神真形各注吉凶图 (李家画，王家雕)”(括号内为双行并排小字)，说明原 “十二元神真形图” 是由两家作坊分工协作完成。S.612 虽未完全抄完，但照搬了原印本的版式及内容，可一窥印本之原貌。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借鉴传播学 “拉斯韦尔模式”，旨在将敦煌印本历日置入历史背景的同时，集中审视这些民间印本历日传播的主要内容，以期说明此时期印本历日的大量制作与传播，不仅满足了民众生活需求，更在市场牟利和雕版印刷技术作用影响下，进一步丰富了编辑刊印及媒介功能。

　　一、敦煌印本历日传播背景

　　唐宋正值我国古代社会从 “写本时代” 向 “印本时代” 转折过渡时期，从主要依靠人工抄写到印刷技术的普及流行，促成了印刷媒介兴起，进而引发宋代社会领域的大变革。从各地的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来看，唐五代宋初来自四川、江浙以及长安、洛阳和敦煌等地的印本佛经、佛教版画，以及民间刻印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等书籍业已兴起。正是受到当时民间雕版印刷业蓬勃发展以及雕版印刷技术优势的影响，长兴三年 (932) 宰相冯道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专门指出：“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订，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这种由雕版印刷技术引起的媒介变革影响，五代宋初的学者颇有体会。

　　比如徐铉在《韵谱后序》中就比较了印本之于写本的优势，“因取此书，刊于尺牍，使模印流行，比之缮写，省功百倍矣”。景德二年 (1005) 五月，宋真宗视察国子监时询问书库所藏书版情况，祭酒邢昺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邢昺提到 “国初”“今” 与 “臣少从师业儒时”(特指他亲身经历过的五代时期)等时间概念，用来比较国子监书版及印本数量的增长。虽然有夸大之嫌，但邢昺出生的后唐长兴三年 (932) 正值国子监始刻《九经》，至后周广顺三年 (953) 才刻印完毕，正史中记载的他与宋真宗的这段对话也从侧面反映出五代时国子监刻印的《九经》在社会上流通有限，文人学子阅读儒家经典仍以手抄为主。

　　与五代监本《九经》性质不同，敦煌印本历日不仅刻印时间早，流通范围广，而且其刊印者是来自成都、长安等地的民间印刷作坊。通过敦煌印本历日反映出的刻印时间、地点和和传播内容等民间传播行为，可以与唐宋时期的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唐文宗大和九年 (835) 十二月，时任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宪书奏》曰：“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Дx.2880《唐大和八年甲酉岁 (834) 历日》是敦煌已知最早的印本历日，比著名的咸通九年 (868)《金刚经》印本还要早 34 年。Дx.2880 刻印于公元 834 年，是在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前一年。

　　此时敦煌正处于吐蕃王朝统治时期，尚未恢复与唐王朝的官方联系，但来自中原的印本历日已经在敦煌流通。再者，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明确标注是长安东市 “大刀家” 雕版。长安东市由于靠近唐三宫(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周围又多为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宅第，证明唐代京城长安东市也有作坊印刷历日的同时，读者群体应该还包括有皇亲贵戚统治阶层。S.P.10《唐中和二年 (882) 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不仅明确表明来自成都 “樊赏家” 印本，而且通篇采用颜书字体，也为宋代刻书字体形成 “四川宗颜，福建学柳，两浙则崇欧” 等鲜明地域特色提供了早期实物证据。此外，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 应天具注历日序》，卷首有 “大宋国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虽然 S.612 标榜自己为 “官本”，但还是属于民间性质。尤其是该历日 “十二元神真形图” 中提到的 “李家画，王家雕” 一词说明原木刻插图是由两家作坊分工协作完成的。

　　二、敦煌印本历日的内容编辑及刊印特点

　　与唐宋官本历日承载 “受正朔” 和 “敬授民时” 等政治功能不同，敦煌印本历日以及 S.612 抄本更多体现出民间语境，其内容编辑除必备的定朔、节气外，更注重通过编辑手段突出实用功能的表达。比如既广泛搜罗各种日用知识，又按照婚姻、修造、生产、出行等实际生活需要进行分类编排的同时，图文并茂，配合插图一起使用，方便读者查找和使用。再者，在刊印时注重运用广告宣传手段，以吸引读者注意。

　　(一)引用摘录性

　　“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 由于 “决万民之犹豫”，“阴阳杂占” 之类书籍在唐代社会十分流行。如跟随唐僖宗入蜀的柳玭在成都书肆阅书，“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这些 “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 除以单印本形式进行售卖外，还成为每年民间印本历日的主要编辑内容来源。从 S.P.6、S.P.10 等内容编辑来看，除安排有一年四时、节气及物候外，还附有 “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 和 “推男女九曜星图” 等各种占卜术，其实质就是将众多 “阴阳杂占” 书籍内容摘录与杂抄在一起，博采众长，以备民众日常生活中随时翻阅参考。例如，唐代社会流行有专门采用 “五姓学说” 占卜吉凶，指导人们如何选择基址、修造房屋及宅内设施安置方面的书籍内容。S.P.6 中的 “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 与 “五姓门户安置井灶图” 等条目，与 P.2615a《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等敦煌写本《五姓宅经》在内容结构方面基本一致。比如首先概述五姓的建宅依据，其次是 “五姓宅图”，最后是开门、建灶、置井、镇宅等具体方式。再如 S.P.6 中的 “吕才嫁娶图” 分为八个内外圈组成的圆图，下为占辞，用来推断当年的婚姻嫁娶吉凶。吕才为初唐学者，擅长阴阳五行、音律等，曾奉旨校正《阴阳书》等。S.P.6 的 “吕才嫁娶图” 应是托名之作，其推测以干支为序，摘录内容多为 “支合相取，命会天星，百年并老，夫贵妻贞” 等吉祥话。

　　此外，S.P.6 “推十干得病日法” 内容，与 P.3556vf《推十干》的描述十分相似。面对病因，P.3556vf、S.P.6 均以十天干为序进行占卜，但又存在细微的差异。如针对具体的病愈方法，P.3556vf 提到用颜色不同的纸张，“呼名求之”;而 S.P.6 除 “呼名” 外，还增加了 “书名” 与 “钱财解送” 两种方法。由此可知，S.P.6 与 P.3556v 的占病内容可能源自同一版本的《发病书》，只是后来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析分。由于摘录自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建屋、婚嫁和发病等 “阴阳杂占” 类书籍，也直接导致印本历日内容大同小异。S.P.6 有 “周公五鼓”“周公出行” 和 “八门占雷” 等，在 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里也有相同反映。

　　(二)图文互补性

　　敦煌印本历日善于借鉴吸收 “阴阳杂占” 内容，分门别类，包罗万象，成为民众日常必备之生活指南。尤其是民居建筑、十二生肖等插图的设计运用，既图文并茂，给人以制作标准化和秩序化的阅读体验的同时，又反映了唐代木刻插图艺术除佛教版画外，在家居日用书中的发展趋势。

　　前述 S.P.6 “五姓安置门户井灶图”，为配合文中提到当年宫姓 “得大利起造，拾财，益人口”，特意附有一幅 “宫姓宅图” 为例。该插图是一座 “回字形” 的四合院建筑，形象地表现出唐末民居建筑全貌。其院落布局和宅内设施进行详细展示，如大门、佛堂、井、厨厕，以及仓库、碓、硙、鸡栖等。此外，S.P.6 还附有 “推地囊法图”“土公”“日游所在法”，以及 “镇宅符” 等，是唐代社会上流行房屋修造等相关建筑居住禁忌习俗的直接反映。

　　再者，S.P.6 “十二相属灾厄法”、S.612 “十二元神真形图” 均是以十二生肖题材为主的插图，用来配合文字内容推测当年各生肖者的婚姻嫁娶、运程概况等情况，反映了唐宋时期的生肖民俗文化。S.P.6 “十二相属灾厄法” 插图，类似于速写式白描画稿，虽然插图水准有限，图中生肖动物造型准确度较差，但图文对应，起到高度概括性，使读者一目了然。例如，S.P.6 “十二相属灾厄法” 除描绘生肖婚姻的相克外，还归纳了当年生肖者的运程概况。如将肖鼠、蛇、猴者概括为 “吉”，意为当年这三个生肖的运势好;而将兔、鸡等生肖者分别与 “灾煞”“太岁” 联系，提醒避让年岁神煞。S.612 “十二元神真形图”，生肖图像造型表达准确、线条使用流畅，表现出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所谓 “十二元神” 为道教神仙信仰崇拜系统里的时间守护神，即指十二生肖。该组生肖形象为官员装扮，图中诸元神手持笏板或双手拱于胸前，头顶绘有相应生肖动物的头部特征(“虎元神” 形象比较特殊，既不持笏板，也不拱手)。这种形象描绘与五代以来十二生肖图像以人形为主、头顶出现生肖动物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此外，与 S.612 的十二生肖插图相对应的文字内容为：“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日，于夜静烧银钱、驰马、名香、恭(供)菓(果)，并画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历上，切宜。”“凡人本命日” 指与人出生生日干支相同的日子，即每隔 60 天周期便会重复一次。由此可知，S.612 “十二元神真形图” 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指各生肖者的婚配情况，而是强调生肖者在遇到各自本命日时，通过给本命神焚烧纸钱、纸马等方式就能获得好运，反映了唐宋社会流行有各种关于生肖题材的民间习俗活动。

　　(三)广告宣传性

　　《唐语林》卷 7《江东历本》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济，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 表面看来两家为各自印本历日的日期、节候等细微差异问题而产生争执，但实质上却是争夺自家印本历日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导权。因为一本预报不准、出现偏差的历日，势必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立足。

　　正是出于市场竞争和牟利考虑，S.P.10、S.P.12 等敦煌印本历日完全不顾忌唐文宗 “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 的禁令，赫然将 “樊赏家”“大刀家” 等作坊名号印在自家历日上，从而达到广告宣传之目的。这种广告宣传意味在 S.612 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该作坊为提升自家历日的权威性，以扩大历日销路，而不惜假借官方名义标榜为 “大宋国王文坦请司天台勘定大本历日”。此外，作坊面对同行竞争时刻意抓住读者的猎奇心理，通过宣传手段营造出自家历日新鲜精彩的内容，试图吸引读者消费心理。比如 S.612 中特意强调提示 “今年新添换太岁并十二元神真形各注吉凶图”。其中 “今年新添换” 一词的妙处，便通过宣传用语将该历日当年已更新十二生肖插图的事实 “广而告之”，对外树立历日内容新奇多变的形象，意图凭借插图的新颖性来吸引买家和读者的注意与兴趣，从而塑造自家印本在读者群体中的购买与阅读期待。

　　三、印刷媒介功能的拓展

　　敦煌印本历日形制与内容愈来愈丰富的变化，既与满足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有关，又与当时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密切相关。印本历日的优势也因此显而易见：随着书籍的翻刻复制变得相对容易，从而使得历日价格变得相对低廉，最终促使读者群体及传播范围的扩展，等等。上述列举的印本历日优势正是印刷媒介功能的集中体现。此外，敦煌印本历日中还隐藏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媒介功能，如作为增进人际关系的 “媒介物”，以及用来专业知识学习、抄写与临摹的范本，反映了唐宋敦煌民众在日常翻阅与参考印本历日内容的同时，对其媒介功能的深层次开发利用。

　　(一)人际关系的 “媒介物”

　　就印本书籍功能而言，除了易于复制传播、书价相对低廉外，宋人已经认识到一些印刷精美的书籍可以作为艺术品赏鉴，具有馈赠与珍藏的价值。例如，宋孝宗时唐仲友利用职权以台州公使库的经费聘请良工刻印书籍，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系，“以馈送为名，多至五百贯，少至数十贯，专委公库手分马澄支行及书表司杨楠伪作书礼，送与官员。” 除了敦煌印本历日充当日常生活指南外，还在当地民众中间发生有馈送、收藏和借用等人际交往行为，充分发挥印本书籍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的 “媒介物” 作用。

　　历日每年更新，“案头历日虽未尽，向后唯残六七行”。作为日常消耗品，历日很难到了年末还能够完整保存。令人惊奇的是，S.P.6 不仅保存相对完整，而且精心托裱，显得在当时就被格外重视。需要提醒注意，S.P.6 卷末还书写有朱墨两行题记：“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写书。(墨书大字一行)报麹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朱书小字一行)” 另外，背面也有四行墨书题记：“翟都头赠送东行麹大德，且充此文书一本。后若再来之日，更有要者，我不惜与也。得则莫改行相，永为父子之义也。” 从字迹判断，应为同一人书写。

　　上述题记包含有三层含义：其一，“翟都头” 是 S.P.6 的主人，属于私人藏本。目前尚不清楚这位 “翟都头” 的具体情况，但敦煌翟氏是本地望族，如莫高窟第 220 窟又称为 “翟家窟”，五代时翟奉达、翟文进先后从事本地历日的编撰制造。其二，“翟都头” 还担任 “守州学博士” 一职，州学是唐代开办的官方学校，所教授的内容除儒学外，还包括有天文学、算学和医学等专业知识。其三，题记中提到的另一人 “麹大德”，佛教一般将年长德高望重的高僧敬称为 “大德”，加之前面又有 “东行” 二字，因此 “麹大德” 应是一位途经敦煌准备东行的高僧。从跃然于纸上的 “翟都头” 激动心情也证实，早在唐末印本书刚兴起之时，人们对待像 S.P.6 这样印刷精美、内容翔实的历日之态度，不仅可当作日常生活的参考指南，还可以用作馈礼与收藏，反映了人际交往礼尚往来的行为本质。

　　此外，S.P.10 中亦发现有类似增进人际关系功能。S.P.10 卷首有一行题记，字迹依稀可辨：“若有人要错(借)用了，请〔知〕送〔堂〕□□□”(后面残缺处应是指要送回的主人家)，说明街坊邻居经常去主人家中借用，以致忘记归还，所以需要提醒借用者注意。正是在借用与归还的日常小事中体现了人际交往的 “媒介物” 功能。

　　(二)范本功能

　　“翟都头” 收藏 S.P.6 的关键原因，可能与 S.P.6 采用的《宣明历》有关。因为翟氏家族在主持编撰本地历日过程中，必须要学习和掌握精确的历法专业知识。唐代《宣明历》除行用时间长久外，还兼有历算精密的优点，“然《大衍历》后，法制简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因此对于担任 “守州学博士” 的 “翟都头” 而言，S.P.6 印刷精美，又完全照搬《宣明历》的历算方法，具有丰富的历法专业知识参考价值。比如敦煌州学学生、翟氏子弟都可以从中学习到《宣明历》的历算方法、掌握来年定朔、节气等方面的推算规律，甚至可以借鉴 S.P.6 的版式结构及编撰特点等，从而为编撰制作敦煌本地历日提供专业参考，真正做到 “开卷有益”。

　　范本功能作用还体现在以印本历日为底本的抄本上。在印刷术得到大范围推广与应用之前，民众获取书籍基本依靠抄写的形式。唐末五代印本书籍流通到敦煌的同时，本地民众也掀起一股抄写四川或长安印本的潮流。如 S.5534、P.2094《金刚经》和 P.2675《新集备急灸经一卷》等写本是依据 “西川过家真印本” 或 “西川印出本”，以及 “京中李家于东市印” 等印本抄写的。从 S.612 的抄写形态来看，抄写者应是根据原印本历日的版式内容，首先在整张卷子上都打好横竖格线，然后分上下两栏抄写，图文结合，边抄边绘。虽然该抄本末尾还有很多空白，没有全部抄完，但笔画工整、图像线条流畅，甚至连原印本中的 “鱼尾” 等装饰符号，以及 “李家画，王家雕” 等表明刻印信息的词语也被抄写下来，说明原印本历日在这位抄写者心目中具有标准范本的崇高地位。关键是抄写者不仅抄写文字，还临摹了 “十二元神真形图”。从中国美术史发展来看，版画与传统绘画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版画借鉴了绘画以线条表现物象的特点，而版画流通性强，产量大且价廉物美的优势，也使其成为古代画家、画师创作时的重要参考物。例如，南宋已出现专供习画者借鉴模仿的《梅花喜神谱》等木刻画谱。但 S.612 的抄写情况说明，北宋初印本历日插图就被抄写者用来临摹，从而完成了 “李家画”(历日插图的画稿写样)到 “王家雕”(按照写样进行图像雕版)，再到手绘临摹(S.612 呈现的抄本形态)的全过程。这是继后唐同光二年 (924) 敦煌《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版画对于 “翟家窟” 新样文殊壁画绘制产生积极影响后，再次通过印刷媒介进行的图像跨媒介转化过程。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传播主体与动机而言，敦煌印本历日及 S.612 抄本，都是来自民间的雕版印刷作坊。出于市场竞争和牟利动机，民间作坊在历日刻印方面，注重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视觉效果，又善于运用广告宣传手段吸引读者喜欢猎奇的消费心理，具有典型的大众文化传播特点。第二，就传播内容而言，不同于官本历日的政治语境，这些印本历日多涉及婚姻嫁娶、修造房屋等日常生活知识，为居家必备之 “百科全书”，是当时流行的大众文化映射在历日中的真实写照。采用雕版印刷不仅可以轻松实现历日大批量复制，而且知识信息如历法、婚俗、建筑等也随着印本而扩大传播范围。第三，就印刷媒介功能而言，除了易于实现历日大批量复制与大范围流通，加速知识传播速度等功能外，随着民众日常翻阅与参考印本历日的同时，还对其媒介功能进行拓展，如将其当作人际交往的 “媒介物”，衍生出馈礼、收藏与借用功能，并作为范本供人们进行专业知识学习、抄写文字和临摹插图。第四，就雕版印刷技术发展而言，S.P.6 在整块版上一并雕刻有众多历日内容，又采用大小不一的字体，且各种雕刻细密的插图、图表穿插其中，非常考验刻工的刻版能力，并且印刷清晰，即使历经千年，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线条、轮廓等细节，没有漫漶浸染、模糊不清的印刷缺陷，说明作坊在印刷时已熟练地掌握雕版、印墨与纸张之间的配合关系。S.612 抄本历日 “十二元神真形图” 是由 “李家画，王家雕” 分工协作完成的，也清楚地反映了宋初雕版印刷技术的新发展。

　　唐五代宋初时期长安和成都等地的雕版印刷业，专业化发展很快，长兴三年 (932)，国子监始刻《九经》，无论从编校质量还是刻印质量上均有保障，体现出统治阶级对于雕版印刷业的控制。遗憾的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早期印本实物多以佛经、雕版佛画为主，容易造成对于雕版印刷术起源的片面理解，甚至有学者从捺印佛像着手而提出雕版印刷技术与印度的渊源关系，从而引起关于中国是否拥有雕版印刷术发明权的争论。总之，除印本佛经和雕版佛画外，以敦煌印本历日为代表的世俗读物在当时社会也十分流行。只是由于历日消耗大，新年一到便失去效用，很难妥善保存。这导致我们无意间忽视了敦煌印本历日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从事刻印历日的作坊既掌握有过硬的雕版印刷技术实力，又应民众需求而动，刻印内容均与当时社会潮流息息相关，成为宋元以后大众文化传播迎来以印本书为主流的先声。

胡发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