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新时期”概念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探析

　　“新时期” 概念的提出

　　在新中国史的语境中，“新时期” 最初不是一个专用概念，而是泛指形势和任务发生新变化的某个时期。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提出：“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新时期” 逐步发展为一个专用概念，特指 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帮” 之后的历史时期。成为专用概念之初，“新时期” 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历史阶段。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时期” 这一概念经常被用来描述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泛指新的工作阶段。在这种泛化用法中，“新时期” 还不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指称特定历史阶段的专用概念，每个历史阶段内往往有多个 “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里，“新的发展时期” 专指粉碎 “四人帮”、结束 “文化大革命” 后的历史时期。随后，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表述与领导人讲话中，“新的发展时期” 逐步被简化表述为 “新时期”。如 1978 年 6 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可以看到，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不仅 “新时期” 的概念表述方式逐步稳定，而且其内涵也趋于稳定，专指 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帮” 之后的历史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逐步由 “新的发展时期” 变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融入 “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之中。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 “新时期” 相互搭配的表述方式逐渐稳定下来。如 1983 年 3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6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 1976 年 10 月起这一时期的名称确定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新时期” 全称表述的变化与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报告提出 “新的发展时期” 时，这一提法区别于之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准是粉碎 “四人帮” 之后国内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聚焦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逐步由 “新的发展时期” 发展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此同时，“新时期” 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其现代化建设的指向更加突出。对此，198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提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虽然 “新的发展时期” 提出的时间早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从理论内涵来看，我们今天理解的 “新时期”，应该源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前中期，“新时期” 的时间起点与今天人们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这一时间段内，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普遍将 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帮” 视作 “新时期” 的开端，这集中体现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第二个历史决议的 “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节从 1976 年 10 月写起，明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对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有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在于粉碎 “四人帮” 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使党和国家逐渐转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也普遍肯定了 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帮” 的重大意义，并将其作为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和 “新时期” 的时间起点，这些认识和论述与今天我们对 “新时期” 的认识有所不同。

　　此外，就其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中的地位来看，“新时期” 提出伊始，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如第二个历史决议将中共党史分为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 和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 两个部分。虽然其中并未提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这个概念，但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所以，“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 和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 这两部分分别对应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期” 被明确归入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这一点相比于我们今天的认识也有较大的差异。

　　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中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完全展开，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展现，即是说，当时人们无法超越历史阶段去认识和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更不可能先知先觉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独立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列的一个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新时期” 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 “党的八大提出的任务的真正继承”。由此出发，粉碎 “四人帮” 和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历史归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将粉碎 “四人帮”、结束 “文化大革命” 视为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历史节点，而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展开，人们才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党和国家不是简单地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而是形成了一套与之前明显不同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对 “新时期” 的称谓与定义，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认识。

　　“新时期”概念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逐步展开，农村、城市改革先后取得突破，经济特区充分展现出对外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 成为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 “改革开放” 概念日趋深入人心，“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由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逐渐发展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新时期” 的内涵，也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

　　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就强调：“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以此为基调，中共十三大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 “改革开放” 这个重要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我们很容易将 “改革开放” 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联系，但 “改革开放”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未立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概念，其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改革” 和 “开放” 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并未绑定到一起，之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了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 “两个开放” 的重要论断。如 1985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邓小平还明确强调：“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 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逐渐成形。1987 年 10 月，中共十三大完整提出了 “改革开放” 的概念，并对其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此后，“改革开放” 概念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改革开放” 概念在提出之初并未与 “新时期” 产生话语上的直接联系，这与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 尚有差距，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最初多将 “改革开放” 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指引性的政策来使用，并未将其作为历史时期的名称。例如，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 “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而在使用 “新时期” 时多将其作为较为泛化的时间概念，诸如 “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新时期的政治工作” 等，因此，“改革开放” 和 “新时期” 还是两个相对分立的概念，两者的结合是从 “改革开放” 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表述上的联结开始的。中共十三大之后，“改革开放” 与 “现代化建设” 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相伴出现逐渐成为惯例，如 1988 年 3 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及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如 1989 年 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此时，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之所以将 “改革开放” 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并列使用，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下简称基本路线)后，“改革开放” 的理论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基本路线一个 “基本点”，人们对 “改革开放” 重要性的认识日渐充分，其作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动力来源和重要法宝，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逐步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后，“改革开放” 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搭配表述逐渐融入 “新时期” 概念的全称表述之中。如 1990 年 6 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使用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 来阐述当时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改革开放” 和 “现代化建设” 搭配使用已较为常见，“新时期” 的概念表述逐渐由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发展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这一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进一步彰显。例如，中共十三大报告将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87 年中共十三大之间的 9 年视为单独的一个历史阶段，提出：“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共十三大进一步凸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并且将 “改革开放” 视为 “新时期” 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在此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上历史分期节点的论述日渐丰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该书经过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出版，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领域的权威著作，最能系统地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中央对于 “新时期” 的认识。在《七十年》中，“新时期” 仍未独立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但《七十年》关于 “新时期” 的叙述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 “改革开放” 已经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紧密结合，深深嵌入 “新时期” 的表述之中，如《七十年》在论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阶段时，使用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这一表述;二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渐被视为 “新时期” 的历史起点，如《七十年》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划时期的座标”;三是 “新时期” 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之前，“新时期” 往往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小的历史阶段，《七十年》已经把 “新时期” 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28 年并列，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七十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体现出 “新时期” 的地位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中共党史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如 1989 年 10 月，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 22 次主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到 “在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这里虽然谈的是政协工作，但实际上也涉及了新中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即让 “新时期”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但此时这种观点尚属于个人观点，还不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

　　“新时期” 概念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开放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其对 “新时期” 主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将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主要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我国在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建设成就等各方面展现出不同于 1978 年之前的新气象。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理论层面反思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一步提升了 “新时期” 的地位，突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新时期”概念的成熟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系统阐述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新时期” 的表述进一步成熟，其内涵和地位再次发生变化，更加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认识。

　　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胜利召开后，“新时期” 的的内涵逐渐固定下来。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近 20 年的历史时，使用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的表述，这标志着 “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已臻成熟，此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的表述逐步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新时期” 的时间起点也逐渐明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 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此外，1998 年 3 月，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这一时期，“新时期” 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中的地位也逐步提升，成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列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如 1999 年 9 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 20 世纪的百年间，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这里的 “革命”“建设”“改革” 分别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是在重要讲话中首次将 “新时期” 作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列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新时期”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 这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 “新时期” 的联系更加紧密，进一步凸显了 “新时期” 的时代特征。此后，“新时期” 概念的表述和内涵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

　　“新时期” 概念的定型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 “新时代” 的提出，“新时期” 和 “新时代” 的区分日渐明晰，“新时期” 的时间下限也随之确定。“新时代” 提出之初，并非是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概括。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此时，“新时代” 主要是从政治、理论层面提出的概念，用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新成就和新特征。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时代”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逐渐具有了历史学意义，“新时期” 与 “新时代” 逐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四个部分，将 “新时期” 和 “新时代” 明确区分开来，并且明确了中共十八大是 “新时期” 和 “新时代” 的划分界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的时间下限明确为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中共百年历史划分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四个历史时期。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被正式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意味着 “新时代” 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中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时段指向、理论内涵、历史定位均已明确，“新时期” 概念最终定型。

　　结语

　　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新时期” 由时间上的泛指转变为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指，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提出、发展、成熟和定型的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时间起点一般指 1976 年粉碎 “四人帮”，“新时期” 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阶段;中共十三大之后，“新时期” 的表述方式不断完善，内涵也不断丰富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新时期” 的全称表述逐步稳定下来，其时间起点明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 的定位也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阶段上升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概念趋于成熟;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 “新时代” 的提出，“新时期” 的时间下限明确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新时期” 概念最终定型。

　　“新时期” 概念变化发展的深层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心任务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期” 概念的演变反映了党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心任务的把握和调整。二是实践发展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的发展要求对历史阶段进行科学划分和准确界定，“新时期” 概念的演变正是顺应了实践发展的需要。三是理论创新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为 “新时期” 概念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指导。

　　本文通过对 “新时期” 概念的考察，揭示了概念史对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新时期”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推动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对历史概念保持知识自觉，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何以 “如此书写”，从而更加深入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家彬;王 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