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思想的系统性发展

　　引言

　　辜正坤先生(2010：380)曾对当代译坛指疵，扼腕长叹今日译界学人 “立言必炫逞洋腔，出语则标榜夷调。万言不见新意引颈，累卷无非旧语重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译界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西方译论，“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幸运的是，自 20 世纪末开始，我国一批学者奋楫前行，坚持深耕翻译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挽狂澜于既倒，推动中国翻译研究走出 “跟着转” 的范式，步入了新的时期，即 “反思自我传统、建构中国译学话语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的‘发展’期”(许钧、周领顺，2015：97)，出现了以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 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质和学派意识的理论成果。

　　王宏志(2021：87)认为，“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单是因为译者本来是重要的翻译现象，更基本的理念是：没有译者，何来翻译?” 译者行为批评正是以 “译者” 为中心、“人本” 与 “文本” 路径相呼应的翻译批评研究，自 2009 年提出已逾十载，其 “求真 - 务实” 连续统评价模式和 “译者中心” 的评价视角极大地增强了翻译批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运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和再版的《中国译学大辞典》均收录了 “译者行为批评” 这一词条。然而，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可能是终极真理，都需要在批评中发展。在译者行为批评提出 10 周年之际，为认真检视和进一步完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首届全国 “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 于 2019 年 4 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功召开。随后，周领顺(2019a：21)撰文指出：“译者行为研究具有可持续性，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善，以便为翻译批评作出更大的贡献。”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建构者周领顺于 2019 年 9 月接受了笔者的访谈，他在访谈中说道：“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马冬梅、周领顺，2020：63)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译者行为研究经过第一个 10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其创建者周领顺(2022a：1-2)并未停止探索和反思，他认识到 “以译者为中心，极大地增强了评价系统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建设理论

　　作为我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之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翻译领域内的重要实践，“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许钧、周领顺，2025：3)，目前已成为译界前沿主流之一。无论是国外的翻译理论，还是本土的翻译理论，其产生和发展都必将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周领顺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并在译者行为研究中加以验证。他在 2019 年对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10 周年的回顾与前瞻中将译者行为研究的工作原理提炼为：

　　译者两属性(语言性和社会性)、视野两分明(翻译内和翻译外)、身份行为分内外(内部社会性和外部社会化)、一条主线贯始终(意志 - 行为 - 痕迹 - 规律 + 应用)，描写 “连续统”(比如求真 - 务实连续统，以阶段性特征描写和分析的方法，不持二元对立的、割裂式的态度，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客观和公正)。

　　这一公式是理论化的产物，它与事实相结合，特别关注社会维度。2019 年以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的首要特点就是深化社会维度建设，搭建起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

　　1、加强社会维度建设，构建 “三位一体” 评价模式

　　译者行为批评属于翻译批评理论的一部分，因此译者行为研究属于翻译批评研究的一部分。翻译批评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这是译者行为理论建设无法绕开的问题。由于受到 “忠实” 翻译标准观的影响，传统的翻译批评(文本视域下的翻译批评)多从 “应然” 的预设出发评判翻译行为，而非基于 “实然” 的状态描述翻译行为，故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翻译批评追求的是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此周领顺、周怡珂(2020)构建了译者行为批评模型，将 “翻译内” 与 “翻译外”、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文本与人本、静态和动态等多个维度纳入视野，因为 “只有进行多维结合研究，才能实现翻译批评的终极目标”(周领顺、周怡珂，2020：113)。

　　当然，该模型是翻译批评的理想模型，或者说是原型模型，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进一步细化与范畴化。随后，周领顺构建了译者行为批评 “行为 - 社会视域”“译者中心” 和 “社会中心” 双中心平衡的评价系统，旨在 “融理论建设与操作性提升于一体”(周领顺，2022a：1)。“行为 - 社会视域” 是相对于之前的 “文本 - 语言视域” 和 “行为 - 文本视域” 而言的，指行为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视域。相较于 “文本 - 语言视域”，它将翻译视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倡导 “以人为本” 的动态研究理念;相较于 “行为 - 文本视域”，它对出版、宣传等诸多社会元素及翻译行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予以充分考量，增加了以社会为中心的评价视角。它要求批评者树立翻译内外分野的意识，区分译者在翻译内的行为表现与翻译外的行为表现：前者重在 “求意”，即译者以语言人的身份实现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后者重在 “求用”，即译者以社会人的身份促成社会变革等。译者倾向于 “求意” 还是 “求用”，受到译者主观目的和译外客观环境的双重制约。具体到译者行为评价的操作层面，“行为 - 社会视域” 的评价系统要求批评者从 “译者中心” 和 “社会中心” 两个维度开展批评。“译者中心” 倾向于考察语言上的求真，“社会中心” 倾向于考察社会效果的务实，批评者只有正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兼顾两个中心，才能对译者行为作出科学的评价。

　　周领顺(2021a：5)梳理了译者行为研究的三大阵列(即中国学者译者行为批评研究阵列、中国学者译者行为应用研究阵列、国外广义和狭义译者行为研究阵列)，指出第二、三阵列的研究 “均缺乏自身的译者行为理论体系和相应诉求”，缺乏原创性。译者行为批评的原创性在于研究路径的 “三结合”(内部和外部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文本和人本相结合)，其显著特征就是对社会性的考量。

　　因此，周领顺(2022b)指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将在构建 “行为 - 社会视域” 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形成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三位一体评价系统。随后，周领顺(2023a)对三大阵列研究的特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并以此为基础，指出当前中国的译者行为研究进入了整合再构期：“在这一时期，要认真整合三个研究阵列的研究成果，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题和方法，借以对原有理论进行不断的范畴化;针对现实问题和新的目标不断进行新的体系化理论建设。”(周领顺，2023a：22)范畴化和体系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 “文本 - 行为 - 社会” 评价系统的构建，该系统融合了 “文本 - 语言视域” 中的 “文本”、“行文 - 文本视域” 中的 “行为” 和 “行为 - 社会视域” 中的 “社会”，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与解释路径。闫怡恂在《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对谈》中对该系统作出如下评价：

　　一方面，这使得翻译批评理论的话语内涵更加丰富，框架更具层次，路径更加清晰。另一方面，该评价模式也给翻译的社会性研究注入了一泉活水，促使翻译的社会性在研究关注译文、译者的 “社会性” 因素的同时，也不摒弃翻译赖以生存的 “文本性” 特征，更不忽视起到灵魂作用的 “译者” 行为，“求真 - 务实” 译者行为连续统模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周领顺等，2023：13)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三位一体评价系统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整合再构阶段的核心理论建构，“具备了宏观上的理论发展系统和‘批评研究’的评价系统，中观上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以及微观上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三个功能”(周领顺，2024a：95;周领顺，2024b：1)。可见，译者行为批评在经历了理论建构和实践检验两大阶段之后，如今已进入了学理升华和整合再构的新阶段，持续加强社会建设是该阶段的特点之一，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是该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2. 认定理论属性，凝练研究关键词

　　曹明伦(2007：188)在论及翻译理论的定性与定位时指出：“只有为翻译理论定性定位，我们才有可能明确翻译研究领域，保持翻译学科特点。” 对某一事物定性，是指弄清该事物的属性，正所谓 “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事成”，翻译理论也是如此。如果对其属性认识不清，则可能导致研究立场不明、学术理路混乱等问题。周领顺(2023b：7)也曾指出：“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开展译者行为研究，首先要确认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所具有的属性特征。解决理论上的属性认定问题，有助于更科学地确立研究上的立场、方法等，以实现预定的研究目标。” 他将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属性升华为 “外化性”“人本性” 和 “动态性”。“外化性” 强调把翻译视为社会活动，注重内外结合;“人本性” 增加了人的维度，注重文本与人本的结合;“动态性” 强调各种元素的互动，注重静动结合。其中，“‘人本性’是区别于传统文本研究最鲜明的属性特征，是指导译者行为研究的基点”(周领顺，2023b：7)。

　　三大理论属性并非孤立的，“外化性” 和 “动态性” 都围绕 “人本性” 这一基点，故 “‘人本性’即可以认定为它(译者行为研究)的固有属性”(周领顺，2022c：79)。所谓 “人本性”，就是从人的角度切入，对译者各相关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展开研究，既要基于语言研究文本，又要基于文本研究译者行为，还要面向社会、观照社会。因此，周领顺(2024c：106)明确提出：“‘文本 - 行为 - 社会’一体化评价系统实则由‘文本’‘行为’和‘社会’三大关键词构成”。为确保理论的科学性，周领顺还对相关术语的适切性作了说明，例如，他以答疑的形式讨论了译者行为批评何以成为 “理论” 而非 “观念”，以及该理论称谓的英文表述(周领顺、黄鹂鸣等，2024);在归类分析翻译研究中带 “性” 字的术语时，探讨了译者行为批评中 “性” 字术语的适切性(周领顺、彭白羽，2024)。理论属性的认定、关键词的凝练以及对术语适切性的澄清，不仅促进了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3. 挖掘研究方法，勾勒研究路线图

　　“深化翻译批评研究、推动翻译批评实践，不仅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引导翻译活动进而促使翻译价值得以最大限度体现的必然诉求。”(周领顺等，2022：4)然而，由于翻译批评是一个没有独立边界的大概念，因此 “既缺乏具体的研究方法，也缺乏总的研究方法”(周领顺，2024d：59)。不过，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 “该领域唯一的和具有针对性的理论工具”(周领顺，2024d：61)，是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的批评模型。勾勒清晰的研究路线图、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提高理论运用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其从热点走向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外化性”“人本性” 和 “动态性” 是译者行为批评的三大属性，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方能纲举目张，确定研究范围、明确研究路径、创新研究工具、细化研究方法。如 “文本 - 行为 - 社会” 的一体化理论建设研究，应用研究则包括理论借用研究和回应现实关切的交叉应用研究;研究路径总体上体现为 “以人为本” 的互动关系研究，具体指向 “三结合” 的研究路径;研究手段在初期主要体现为 “求真 - 务实” 连续统和 “求真度”“务实度”“合理度” 三度一体分析框架，在新阶段则主要体现为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在研究方法中既有分别对应三大属性的方法，又有体现视域融合和动态平衡的方法，避免了对理论的简单套用。由于译者行为研究视域宽广，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 4 次高层论坛和 2 次对接地方文化传播的会议之后更显蓬勃发展态势，其研究内容、手段和方法必将更加丰富，未来可能的研究增长点会越来越多。译者行为研究成果反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理论的升华提供事实基础，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网络。

　　二、验证理论

　　边建设边验证是周领顺倡导并开展译者行为研究时一直坚持的原则。这里的验证既包括理论验证，也包括应用验证。“谁建构、谁验证” 是理论验证的一种常见做法，但纯粹的自我验证或者说内部验证容易使理论验证流于形式，不利于吸收外部意见，无法实现有效验证。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验证以答疑、对谈、开设专栏等多种方式展开，既避免了自我验证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还能在答疑、对谈和专栏探讨的过程中博采众长、丰富自身，促进译者行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1、答研究者之问，细化相关概念

　　周领顺(2023c：6)认为，“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自我更新外，理论建构者还应及时梳理、及时释疑、及时学习，并对阐释不足之处及时澄清。”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虽然已被广泛运用，但部分研究者对其理论源流、理论归因、概念辨析、指标量化、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尚不明确，对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有何优势、如何进行层次化分析、如何提升理论的可操作性等问题仍存疑惑。对此，周领顺连续发表 4 篇 “答研究者” 梳理释疑。就理论源流而言，他认为，译者行为研究与国内外相关理论并非存在必然的承继关系，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 “演绎之学”，更不是凭空产生的 “玄学”，而是 “根植于实践、事实和问题”，并 “在批判中发展、在创新中发展” 的原创性翻译理论(周领顺，2023c：10-11)。就理论归因而言，他认为，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 “顺势而为”，既包括克服传统翻译批评存在的不足(如主观性较强、忽略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等)、服务于 “翻译批评” 及 “应用翻译研究” 学科建设，也包括对接 “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 的本土需求、服务于 “传播中国声音” 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理论自身之需的 “有的放矢”，即实现理论的系统性、术语性和工具性，服务于理论建构的目标指向，进而解决问题、解释现象和指导实践。

　　就概念辨析而言，周领顺阐明了其核心术语 “求真”“务实” 与传统翻译批评中 “忠实”“喻俗”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 “忠实” 属于道德伦理范畴，是以 “结果导向”“以文为本” 的静态、单维评价，而 “求真” 属于客观事实范畴，是 “过程导向”“以人为本” 的动态、多维评价;“务实” 包括译内务实和译外务实等多个层次，面对读者和市场等多种社会因素，而 “喻俗”“只是务实方式的一种，且是翻译策略上的，主要表现于语言的‘可读性’上”(陈静、周领顺，2022：8;周领顺，2024a：88)。此外，求真和务实是相互制约的。针对指标量化问题，周领顺(2024a：92)对王峰等(2023)设置的 “译者行为批评量表” 进行了评析，指出 “求真度” 的量化需要从 “行为 - 文本视域” 或 “行为 - 社会视域” 回答 “求” 什么意义之 “真” 这一问题;“务实度” 的量化需要从译内务实和译外务实两个层面来考量，且需要设置 “目标” 因素，否则无法判断务实的效果;“合理度” 的量化则需要以 “合理度” 为基点，将 “求真度” 和 “务实度” 相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指标具有 “渐变状态” 的阶段性特征。就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研究的关系问题，周领顺(2024a：92)认为：“理论是导向性的、框架性的、纲领性的，是反复验证、抽绎和升华的理性认识结晶”，属于认识范畴，具有抽象特征，处于宏观指导层面;而研究 “不仅需要验证理论，还需要细化理论，更需要面对新出现的事实作进一步的解读”，属于实践范畴，具有具象特征，处于微观事实层面。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译者行为研究，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的研究。

　　传统翻译批评常因忽略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而被诟病，“文化转向” 之后的翻译批评也因脱离翻译本体而饱受争议，译者行为批评 “以人为本” 的研究路径以 “译者” 这一核心要素及其行为(包括显性行为和隐性行为)为研究对象，经由译者行为窥探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融合了 “人本” 与 “文本”，更加接近翻译活动的本真，是实现翻译批评 “全面、科学、客观” 目标的有效路径。分析层次化是理论视野问题，包含视域的分离和再结合 —— 分离是为了避免认识上的混沌，再结合则是为了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例如，周领顺(2023d：66)曾建议：“我们进行具体分析时则需要将文本与人本、译内与译外分离，分离之后再结合”，“译内”“译外” 的视野与 “文本”“人本” 的路径呼应，共同服务于翻译批评。

　　对于如何提升理论的可操作性，除了上文论及的概念辨析、指标量化和视野分层等，概念细密化也是一个重要手段。以 “翻译外” 为例，虽然基于内外分野视域形成的内外分析框架已经过十多年的运用，但研究者对 “翻译外” 的认识还未达成共识。鉴于此，周领顺撰文对其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认为只有明确 “翻译外” 的层次，“才能准确把控它，也才能更有效地借用翻译内外分析框架和‘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进行分析”(周领顺，2024e：107)。他的分析并非简单的老生常谈，而是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同时回应他人误读的新谈。只有明确这些概念，研究者在运用理论的时候才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周领顺所阐释的也不仅仅是概念，还有对分析框架的对比分析，这一切都指向译者行为研究的有效性。

　　2. 开展学者对谈，检验运用效果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学者们的广泛应用中得到了检验和深化。周领顺、孟祥春等(2024：7)认为，指导实践的理论 “既要接受评论者的学术检验，也要接受作品针对的读者群体的社会检验”。可见，接受评论者或同行专家的学术检验，是验证理论有效与否的重要方式。事实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因其原创性、科学性和解释力，已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赞誉。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学术检验的方式更加多元，“对谈研讨” 就是其中之一。

　　截至目前，已开展 5 次较具规模的对谈研讨。首先是围绕《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展开的对谈。《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一书是国内首次把 “乡土语言” 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并对其翻译进行系统阐述的学术探索，也是将译者行为研究与批评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以 “译者行为” 为切入点，以葛浩文乡土语言翻译实践为对象，系统地回答了 “何为乡土语言”“乡土语言有何特征”“如何翻译乡土语言”“如何开展乡土语言翻译批评” 等问题，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王峰和乔冲曾对其作出评价：

　　该著不但在乡土语言外译的很多方面具有首创性，为中国文学和文化 “走出去” 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也在更为广阔的翻译研究领域颇具前瞻性，对弥补后结构主义翻译批评的理论缺陷，完善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推进社会翻译学的创建等前沿问题都具有启发意义。(王峰、乔冲，2023：115)

　　参与对谈的学者分别从该著作的以下层面剖析了其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研究所强调的 “以人为本” 的理念和对乡土语言与传统术语(如直译、意译、忠实)的层次化解读、“密切联系实践” 的特色和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验证、“过程 — 主体 — 行为 — 文本” 的批评进路以及其与实践的深刻关联、研究的学术性和系统性以及对传播之需的整体观照、前瞻性和创新性以及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深刻性和工具性以及对理论研究的反哺等等。

　　在之后的对谈与对话中，学者们就理论本体、研究路径、理论应用、与其他理论的融合以及与实践的结合等问题展开探讨，验证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阐释力，拓展了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维度。此外，《山东外语教学》和《外国语文》编辑部分别于 2024 年 3 月和 4 月，在 “‘半日茗’云说” 系列活动和 “《外国语文》大家谈” 系列活动中邀请周领顺作为主讲嘉宾，同时邀请多位学者作为与谈人，围绕译者行为批评的创新思维和理论建构问题展开对谈。在历次对谈中，周领顺反复重申了以 “立足学术、对接社会” 为指导思想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区别于传统批评研究的典型特征，即它是 “以人为本” 的互动研究。其他与谈学者肯定了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贡献，剖析了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论证不足等问题。“‘半日茗’云说” 活动之后，王卓(2024：3)对译者行为研究作出如下评价：“从一开始的构想雏形，到逐渐形成理论体系;从一开始一个人做，到逐渐形成了一个译者行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现象级的原创理论。”“现象级” 通常用来描述那些在某一方面达到极高水平并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或事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是期刊论文中的切磋，还是云端平台上的研讨，对谈的目的都在于 “引发国内学界同行的深入研讨，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互动中凝聚共识”(黄勤等，2023：72)，进而完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推动本土翻译批评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周领顺对于对谈过程中学者们的肯定和疑问都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在他看来，肯定和疑问都是研究者积极思考的体现，他说：“对于肯定的部分，笔者积极分享，这些是通过研究得出的深切的、宝贵的体会;对于存有疑问的部分，笔者愿在答疑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周领顺、李正栓等，2024：84)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之所以能被誉为现象级的原创理论，吸引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除理论自身的思辨性、批判性、科学性、体系性和创新性之外，与其创建者 “虚己受人” 的胸怀不无关系。

　　3. 开设研究专栏，加强应用研究

　　理论还需接受事实层面即应用层面的验证，因为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路径探索，最终都要落实在应用上。学者们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具体批评实践的研究散见于各类著述，充分说明和验证了该理论的解释力，但正如周领顺在访谈中论及未来发展方向时所说：“译者行为研究中的‘译者’和‘行为’是研究不完的话题…… 译者行为研究中有很多重要的课题，如群体行为研究、角色化研究、翻译家现象(如许渊冲现象)研究，都需要专门讨论。”(陈静、周领顺，2022：9)以专栏形式聚焦专题的研究是验证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路径、丰富批评理论的重要尝试。

　　自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出以来，围绕该理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外语研究》《山东外语教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文》《外语研究》《语言教育》等专业学术期刊已开设了 15 个专栏，相关文章聚焦 “乡土语言翻译实践”“文学 / 文化外译”“共产党翻译史”“译者群体的行为规律” 等话题，呈现出研究文本多元、研究视域互补、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层次丰富的特点。就文本来说，既有文学文体，又有非文学文体;既包括现当代文学，也有古典文学;既有小说、戏剧和诗词，也有非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就翻译模态来说，既有单一模态研究，又有多模态翻译研究。就翻译方向来说，既有译入研究，又有译出研究。就译者类型来说，既有个体译者，又有群体译者。就研究视域来说，既有运用译者行为批评单一理论框架的研究，也有与其他理论结合的双理论框架研究。就研究方法来说，既有基于经验事实的质性思辨，也有基于数据分析的量化研究。就研究层次来说，既有建构式的宏观本体研究，也有验证式的微观应用研究。

　　作为专栏组织者和参与人，周领顺对研究者的探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译者行为研究” 专题导语》中写道：“译者行为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维度，研究者结合事实，扎实研究，细致分析，从不同侧面使译者行为理论得到了完善，为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持续发展的良好保障。”(周领顺，2024f：84)他本人也在应用理论和验证理论的同时，不断建设理论、完善理论。理论创建者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是其理论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加强评价

　　加强评价是译者行为研究在新发展阶段的又一显著特征。为了实现译者行为批评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从其创新性、科学性和学理性等方面持续加强评价，这样才能为其解释力和可行性提供足够的学理支撑，为研究者的运用提供必要的方向指引，避免研究者对理论体系一知半解、对核心概念误读误用以及对评价模式机械套用。

　　1、译者行为批评之创新性

　　刘云虹(2021：90)认为：“学术创新是翻译研究深化与拓展的驱动力。” 许钧(2022：5-6)也指出，只有在实践中、批判中和创新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才可能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对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译者行为研究亦是如此，“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它是不是具有创新的特质”(周领顺，2024d：59)。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原创理论，创新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总体来看，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创新性在于其促发了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革新。王宏志(2021：87)审视了译者研究在现代翻译学科中缺失的现象，指出 “传统的翻译研究或集中于文本的讨论，或将译者附置于其他元素中，并非真正的译者研究”。他认为：“我们所要求的‘译者研究’是以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是直接指向译者、探讨译者作为翻译现象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以译者作为众多翻译元素之一来协助讨论其他翻译元素或现象。”(王宏志，2021：87-88)据此，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属于真正的 “译者研究”，因为它是 “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立足点的外化、动态和人本属性的译者研究，也是以译者行为为基点和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研究和行为过程研究，…… 均聚焦于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周领顺，2024d：61-62)。它既不同于传统的 “以文本为中心” 的结构主义批评范式，也不同于文化转向之后 “去中心化” 的解构主义批评范式，而是结合文本与人本、静态与动态、翻译内与翻译外的新批评范式，“是对后文本中心时期翻译活动复杂性给予的充分正视”(周领顺，2024d：62)，体现了理论创建者的创新思维。

　　具体来看，在研究基础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接学科需求、文化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守 “文本视域” 之正，创 “双视域融合” 之新;在研究路径上，它 “立足于人本和动态，在语境中审视翻译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周领顺，2024d：63)，守 “基础研究” 之正，创 “工具运用模式和研究模式多维拓展” 之新;在研究空间上，它回应现实关切，守 “本体研究” 之正，创 “理论交融、在学科和应用上多向延伸” 之新。创新性是推动译者行为研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周领顺(2024d：66)所说：“在译者行为研究新的发展时期，不仅表现为能为，而且证明可为，皆归因于它本身内秉的创新性。” 译者行为研究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其创建者对随着时代语境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的积极关注和及时回应。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发展重塑了当下的翻译语境，引发了学界对 “何为译者” 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并未回避这一问题，研究者 “对机器翻译涉及的翻译主体、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进行了译学理论反思，讨论了人译者与机译者的区别性语义特征，阐明了机译者的非意志性行为表现和意志性译者的角色化”(周怡珂、周领顺，2023：8)。他们从交叉视域对新问题的探讨既是其创新意识的体现，又是对译者行为研究的推进。

　　2. 译者行为批评之科学性

　　“理论创新的重点在于科学性，不应该唯体系而体系。”(许钧，2023：5)科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而形成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学说体系，是否与实践结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是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准。

　　毫无疑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其创建者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的思考。傅敬民(2022)认为，译者行为批评为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他写道：“这种研究旨趣显然与周领顺长期坚持翻译实践有关…… 我们可以在周领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发现，译者行为批评带有很明显的翻译经验总结与分析的痕迹。”(傅敬民，2022：23)周领顺也曾在《“研究翻译话翻译” 对话录》一文中表示：“我坚持‘两条腿’走路，既做理论，也做实践。我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包括事实和现象)，既可以较好地指导研究，也能切实地指导翻译实践。”(周领顺、孟祥春等，2024：6)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生发于实践，其可持续发展也需不断从实践中汲取养分、获取动力。

　　科学的理论还应该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学说体系，严密的逻辑结构首先需要概念体系或者术语体系。译者行为批评的概念体系由核心概念 “‘求真 - 务实’连续统” 和 “‘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主体概念 “翻译内与翻译外”“语言人与社会人”“身份与角色”“文本与人本” 等、前导性概念 “译者行为”“翻译批评” 等、辅助性概念 “译内环境与译外环境”“译内接受与译外接受” 等构成。这些概念并非简单堆砌或者互相割裂，而是研究者基于对事实的描写与论证而提炼出的逻辑体系，它们共同构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框架。在宏观层面，它们为我们从整体上观察翻译现象和译者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中观层面，为我们研究某一类翻译现象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框架;在微观层面，为我们解释具体的翻译现象提供了方法指引。

　　3. 译者行为批评之学理性

　　如前所述，科学的理论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学说体系，故学理性是衡量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译者行为批评的学理性主要体现于其评价系统，周领顺从译者行为 “评价”、评价视域确立和评价维度确立 3 个方面，论证了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在译者行为 “评价” 层面，其学理性体现在求广度的外部系统、求深度的内部系统和求效度的指向系统上，共同指向翻译批评的总目标;在评价视域确立层面，其学理性体现在从三大路径和内外分野意识导出的三大视域，以及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和 “文本批评”“行为批评”“效果批评” 3 个语义框架;在评价维度确立层面，其学理性体现在由文本维、行为维、社会维和翻译外维构成的 “3+1” 动态评价维度。

　　在阐述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时，周领顺不囿于理论自身，与其他学者的观点或框架互参互证。就译者行为评价而言，他通过评析麦卡莱斯特(Mcalester)关于 “翻译评价”“翻译批评”“翻译评估” 的界定，阐明译者行为评价是 “翻译批评视域或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的译者行为评价”(周领顺，2024c：108);就视域确立而言，他对照奈达(Nida)的 source-message + noise-receptor 模式，阐明了译者行为评价不仅关注奈达模式中的文本，还关注译者的行为与译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就维度确立而言，他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相比较，阐明其 “文本 - 行为 - 社会” 是根据翻译的真实生态而设计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一体化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有其特定的边界或有效的范围，当某一理论未被运用于某种特定情况时，并不意味着该理论失去了效力。理论并不能为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 “魔术般” 的答案，翻译理论亦是如此，因为 “翻译理论家必然只会去研究他们各自关注的问题…… 其建构的理论往往也只能解决或解释与翻译相关的某些具体问题”(Shuttleworth & Cowie,2004:186)。因此，曹明伦(2019:6)提醒我们，“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时空上的局限性，要真正掌握并正确运用一种翻译理论，必须了解这种局限性”;周领顺(2024c:113)也指出，“‘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在涉及具体操作时并非万能”。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阐释力和普适性已经在我国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因而学者们十分关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能否以及何时走向国际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该理论尚未发挥出应有的国际影响力，理论‘走出去’的举措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王军平、张宁，2023:95)。事实上，作为本土原创理论的代表，译者行为批评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翻译现实和翻译批评现实，以解决中国翻译批评研究和翻译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旨归。不过，学术研究又有共性，就翻译批评而言，译者行为研究弥补了传统批评范式的不足，“极大地促进了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赵国月、高晓仙，2022:77)，走向国际是必然趋势。可喜的是，已经有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文介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译者行为批评实现了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有机结合，不仅深化了对翻译和翻译批评的认识，同时本身也是重要的翻译批评实践”(Li,2020:28)。

　　四、扎根实践

　　我国翻译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虽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仍存在鸿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理论的建构与重构就在理论的范畴内进行，多靠若干概念演绎推理，而少用材料说明问题”(孙艺风，2004:28);“理论家手中缺乏可资分析、可资推论、可供支撑自己论题和论点的材料和论据”(曹明伦，2007:218);“徒以清论满纸，而无译例充陈”(辜正坤，2010:380)。不同的理论往往使用的都是相同的论据和例句，而非著书撰文者自身采录和积累的材料。周领顺(2019b:17)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一锤定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事实)之树常青”。他强调：“作为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和指导实践的理论工具，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只有不断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更强大的普适性、解释力和指导性。”(周领顺，2023c:6)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要包括 3 种形式：一是创建者本人从事系列翻译实践，验证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性;二是开展应用分析研究，验证译者行为批评的解释力;三是对接地方传播需求，提升译者行为批评的普适性。

　　1、从事系列翻译实践

　　周领顺虽因翻译理论而名盛，但在散文创作与翻译实践方面也造诣颇深，如他与加拿大籍华人露丝・莳(Lus Shih)合著的《散文自译与自评》(2017 年出版)就是一本由作者自创、自译、自评的散文英译之作。此外，周领顺长期为《中国翻译》“自学之友” 栏目和《英语世界》供稿，翻译内容题材广泛，体裁形式多元，涵盖散文、说理文、杂文、广告、菜谱以及中间状态等体裁，涉及自译、独译、合译等形式，既有汉译英，也有英译汉。丰富的翻译实践为他的理论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分析的材料和论据，避免了论而无据或论据单调的倾向。他对译者行为理论的认识散见于其翻译实践及评析中，展现为一条十分务实的理论发展之路，这样的做法在国内是鲜见的。因此，加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不可忽略对以上这些译作的分析，并要重视周领顺在《中国翻译》“自学之友” 栏目所作的与实践相结合的评析。

　　在周领顺(2022d:176)看来，“译者行为批评虽然属于评价理论，但对于翻译实践，同样具有指导的作用”。他在《中国翻译》“自学之友” 专栏导读部分，结合具体译文选段，阐述了如何在求真于原文内涵意义和形式意义的同时，务实于读者进而务实于市场和社会，以及如何实现语义求真与语义务实的平衡等。由于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所以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得到细化、深化和升华。周领顺对许多现象展开探讨，如杂文翻译中的 “逻辑性及其求真与文学性及其务实”、散文翻译中的 “求真” 与 “求美”、标题翻译中 “忠实于原文字面和结构的求真与偏离原文字面和结构的务实”、译者的 “译内务实”“译外务实” 及务实行为的 “显化” 等。这些探讨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理论，“构成了译者行为批评从实践到理论并复归于实践的完整研究路径”(赵国月，2015:109)。

　　诚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并不限于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理论对实践还有描述、解释、规范、启发和预测的作用”(曹明伦，2019:6)。以译者身份与译者角色化这一命题与商业广告翻译为例，前者不仅能够指导译者如何通过选词提高呼吁效果，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还能够解释不合常规的翻译现象，因为在广告翻译中，“表面上的‘译者’实际是在译者身份下行使的译者角色化行为”(周领顺，2022e:177)。此外，理论还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研究课题，使研究走向深入。

　　2. 开展应用分析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伴随着指导翻译批评的需求而诞生，与实践的互动还体现在其对翻译批评实践的指导上。周领顺(2024b)采取翻译内外的层次化分析视野，探讨诗歌这一典型文学类文体的翻译，同时还运用 “文本 - 行为 - 社会” 分析框架，探讨广告词这一典型应用类文体的翻译。从个案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译者行为规律，以验证理论建构的恰当性和应用的有效性，体现了理论创建者的一体化发展思路。

　　周领顺等(2022)所著《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以及周领顺主持的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专题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应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周领顺首次将 “乡土语言” 作为一个术语展开学术研究，基于自建的葛浩文中国乡土语言英译平行语料库，运用 “求真 - 务实” 连续统评价模式，对以葛浩文为代表的翻译家的汉语乡土语言翻译实践进行了大规模、分层次、穷尽性和系统性的描写性翻译批评研究。他的研究从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 —— 译者 —— 出发，将文本与人本相结合，“经由过程 — 主体 — 行为 — 文本的批评进路最终实现更为客观、科学的翻译批评”(黄勤等，2023:74)。

　　在事实描写的基础上，周领顺深入分析了乡土语言英译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汉语乡土语言的土味层次区分等)，进而对传统译学研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作出全新阐释(如 “忠实”“直译”“意译” 等)。此类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彰显译者行为研究的多维取向、推动中国乡土文学翻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借由对 “乡土语言” 这一语言现象英译行为的研究及译者行为规律的探寻，对传统翻译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命题进行解构与重构，促进翻译(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之间的积极互动。

　　3. 对接地方传播需求

　　蓝红军(2018:12)认为，“理论建构应关怀现实，这是学术常识”;周领顺等(2022:5)也认为，“理论的提炼基于现实，更要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周领顺说：“我主张‘立足学术，对接社会’，这也一直是开展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要义所在。”(周领顺等，2023:17)周领顺(2024h:62)关于汉语 “乡土语言” 英译实践的研究可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 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他对译出实践中译者角色化现象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译者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为自己准确定位，也可使译评者在评价实践中不断逼近翻译批评的总目标”。他的研究不唯理论而理论，是对国家传播能力提升之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体现了对现实的强烈观照。

　　译者行为研究对时代之需的回应还体现在对地方文化的译介传播方面。在两次地方文化外译论坛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和长江文化译介的译者行为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为优化地方文化译介与传播之道、提升翻译理论和评价、强化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启示。无论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资源的齐鲁文化，还是造就了千年文脉的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其译介和传播对于中国形象建构之意义不言自明，译者行为研究 “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 的要义因而表露无遗。

　　结语

　　陈静等(2021:119)曾对国内译者行为研究进行了计量统计与分析，并针对研究现状指出，未来研究可从不断完善理论建设、借鉴吸收研究方法、融合拓展研究主题 3 个方面展开。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强理论建设、全方位推进理论验证、多维度开展理论评价和牢牢扎根于翻译实践，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体现出 “文本 - 行为 - 社会” 一体化思路;译者行为研究方法不断得到丰富，体现出体系化特点;译者行为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呈现出主题日益多元的趋势。在译者行为研究的相关对谈中，有研究者提出加强理论本体建设和译者行为研究国际化的建议。事实上，作为理论创建者，周领顺一直在努力进行本体拓展研究，他也意识到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有自身走向国际、参与解决国际上个性化民族文化翻译问题而提供中国方案的必要”(周领顺，2021a:5)。不过，“国际上是不是使用中国的翻译理论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当某一特定的理论未被运用于某种特定情况时，并不意味着该理论失去效力，“所以不能靠是不是走出国门作为检验其价值的标准”(周领顺，2024d:66)。

　　除理论创建者本人的深耕外，其他学者的探索同样推动了译者行为研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使其成为译界的 “显学”。由于译者行为研究的 “人本性” 和存在主义对个人的观照，有学者发现了将二者进行关联的可能性，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正本清源，“辅证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哲学思考的理论存在”(霍红，2024:11)。Luo(2024)融合认知语言学识解理论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的敬称英译行为，这既是不同理论交叉研究的拓展，也是应用研究的拓展，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更体现了翻译批评研究中的中国贡献。相信在 “建设理论 — 验证理论 — 加强评价 — 扎根实践” 路径的引导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将在各个领域拥有更多的创新成果，为解决中国问题和发展国际译学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周领顺等学者的专著《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已于 2024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相信这将成为推动译者行为研究发展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马冬梅,兰州理工大学,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