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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杂志投稿格式参考范文:江海通途:秦汉江东交通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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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通途:秦汉江东交通地理研究

  摘 要:秦汉时期江东地区已初步形成通江达海的海陆交通网络。北去方向有丹徒道、牛渚道这两大主干交通线,不仅串联江东、江淮及至中原,服务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运行,而且在商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中期以来,东瓷西铜的江东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会稽瓷器与丹阳铜料在长江以北的消费市场活跃一时。南向通道的海上贸易相当繁盛,在特殊时期则带有战争与流亡色彩。考古所见两汉物资转输的个案表明,长江水道在江东与两湖、巴蜀的直接或间接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秦汉:江东:丹阳郡:会稽郡:交通地理

  《尚书·禹贡》言“扬州”贡道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扬州东滨大海,北界淮河,西接九江,南抵瓯闽。长江流贯其间,由长江而下人东海,顺海北上转通淮、泗,又与“徐州”贡道相连。吴王夫差修凿邘沟以前,东南扬越之域江海通途的历史图景大抵如此。① 秦代“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②,东南驰道遂成为统一帝国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关于秦汉交通地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限于早期文献史料的不平衡性,在区域交通地理方面还有大量空白亟待填补。就江东而言③,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长时段、综合性的宏观分析中几笔带过④,尚未见系统专深的探讨。本文钩稽传世文献的零星线索,同时整合文物考古材料,复原秦汉时期江东交通地理的若干细节,以期对秦汉区域交通格局的认识有所助益。疏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便于用舟”兼以车马

  枚乘曾描述西汉前期国内货物转运之情形:“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⑤无论是“陆行不绝”还是“水行满河”,皆依托于交通工具这一先决条件的改善与成熟。见诸文献记载的江东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马二端,而前者又成为两汉中原人士对吴越之地的固定认知。如淮南王刘安上书武帝言称: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①又如《汉书·五行志》曰:“吴地以船为家。”②江东坐拥江海,水域广阔,造船业以及水上航运的历史相当悠远。公元前 312 年,“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③ 尽管此时越人已为楚击败四散,但仍能向中原列国一次性贡献舟船达三百之数,足见其造船业之盛。

  西汉前期,会稽郡成为中央政权控御东越的前沿阵地,江东造船业与国家军备建设息息相关。武帝年间,吴县(治今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朱买臣肩负着击破东越的使命出任会稽太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④ 其中,“楼船”今人多指为大型海上运兵船。⑤ 乌程汉简 104 号简载有“楼船士员三百卅四人”,论者推测这“三百卅四人”的编制归属当即会稽郡乌程县(治今浙江省湖州市区)。另外,江东“便于用舟”还可从以下三例窥见一斑:其一,灵帝时吴郡富春( 治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孙坚,“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⑦ 由富春前往钱唐( 治今浙江省杭州市)当是顺浙江水即今钱塘江而下。其二,吴郡太守许贡囚郡人高岱之母,岱遂面见许贡。岱令友人“豫具船”,“出便将母乘船易道而逃”⑧,足见自吴县出水路船行之便捷。其三,吴郡钱唐人全柔使子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

  还。”⑨此又可知江东区域间长途货运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

  相较于舟船,江东地区的车马在载籍中着墨不多。如朱买臣拜会稽太守后,“人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又如东汉时山阴(治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谢夷吾为会稽郡督邮,通晓占卜方术,夷吾禀告太守第五伦云乌程长某近日必死““伦听其言,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⑪

  汉代江东的交通方式往往并非单一的水路或陆路,所以舟船与车马相结合应是其时交通工具择取的一般情形。如明帝永平五年,会稽太守第五伦“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 又如会稽阳羡(治今江苏省宜兴市)人许荆,早年“家贫为吏。无有船车,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 再如和帝永元中叶,丹阳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随后驿使赍诏书“向度宛陵浦里旒,马豌足,是以不得速”。李贤注云:“旒,以舟济水也。”@丹阳郡治宛陵(治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在水阳江畔,驿马至此只得乘船渡江。当然,自京都洛阳南下江东丹阳,官芜平原河汉纵横,驿使沿途这般换乘定不止“宛陵浦里放”一回。

  二、水陆交通路线的复原

  秦汉交通事业发达之原因,史念海归结为“战争与巡幸”。 关于交通路线的类型、命名及走向的直接记载,早期史籍中实属难觅。循“战争与巡幸”二端钩稽爬梳,并辅之山川形势,其时区域间交通状况则大略可知。

  (一)北去方向

  东周之世,吴越与中原的水道交通已不绝如缕。① 秦始皇大起驰道,“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② 秦短命而亡,其四通八达的驰道工程应是对列国原有交通网道的继承与发展。③ 秦汉时代江东北去方向主要有丹徒道与牛渚道,可参见图1。

  丹徒道因道经会稽郡丹徒县(顺帝永建四年以后属吴郡,治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这一交通枢纽而得名。《越绝书》载有“出平门”“入大江,奏广陵”的“吴古故水道”,又云:“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④“吴古故水道”乃江南运河前身,而“陵道”即于洼地筑成的陆道,陵水道”则是水陆并行的道路。江南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而完成于秦:自吴县沿江南运河西北行,抵达丹徒附近的大江江面;由吴县经“陵道”南至由拳(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再依“陵水道”西南行,通往钱唐县境内的浙江水。⑤ 自丹徒渡江至江都(治今江苏省仪征市),北接《汉书·地理志》广陵国江都县下之“渠水”(前身系春秋吴国开凿的邗沟),循今京杭大运河北流至今宝应县境内注“射陂”,又西北人淮水。可见,丹徒作为江东北上江淮东部地区的干线中界点,交通地位十分突出。

  较早在丹徒道上留名者乃秦末广陵(治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召平。其由广陵南渡,循江南运河抵达吴县与项梁会面,拜梁为楚上柱国。◎ 东汉前期,会稽太守第五伦之母因年老不能随子到官,遂遣郡主簿沈丰迎母至广陵,“母见大江,畏水不敢渡”。⑦ 由是观之,第五伦到官、第五伦之母至吴大概均与召平合辙。汉献帝初平年间,孙坚薨,葬曲阿(治今江苏省丹阳市),孙策“乃渡江居江都”。⑧ 曲阿在丹徒以南的江南运河西岸,通往江都方向必定绕不开丹徒境内的大江渡口。

  浙江水以北至吴县的道路情况尚须补充说明。其一,江南运河南段即上文所谓“陵道”“陵水道”,东汉时又称“通陵江”。◎ 这是钱塘江流域进入太湖平原的主道,东汉晚期仍往来不断。商贸如上引钱唐全琮乘船到吴县市米。战事如朱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治与战,大破之”,朱治方得人郡“领太守事”。⑩ 其二,自富春西北至钱唐当是沿浙江水而下,如前文所引孙坚与父乘船至钱唐之例。其三,自吴县南境的江南运河还可分出一路通往太湖平原西部的今湖州地区。由前引会稽郡督邮谢夷吾所卜乌程长暴卒之例便晓汉代乌程、吴县间必有驿道畅通。旧志云,东晋永和年间吴兴太守殷康开获塘后,自湖州城东出迎春门沿荻塘抵今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接江南运河北上吴县,湖州到苏州的道路至此定型。 不过,获塘当非凭空出现,更有可能是在汉世驿道的基础上修葺而成。又,汉献帝兴平年间,程普“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杭”。®“石木”“波门”“陵传”诸地名今已难考,但东苕溪沿岸窑址、墓葬的密集分布情况或可反映出汉代乌程、余杭(治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二县之间利用东苕溪水道往来的史实。

  附带指出,建安初年陈瑀屯驻海西(治今江苏省灌南县)时,孙策奉诏行至钱唐,“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② 万演一行自何处渡江,史籍语焉未详。推测其南渡淮水后沿渠水过大江至丹徒分东西两路而下的可能性较大:西路沂长江南行至丹阳郡芜湖县(治今安徽省芜湖市)转入《汉书·地理志》丹阳郡陵阳县下之“淮水”即今青弋江3,逆江而上迭经宣城(治今安徽省南陵县弋江镇)泾县(治今安徽省泾县)④、安吴(治今安徽省泾县黄村镇)、陵阳(治今安徽省青阳县),逾黄山山脉沿新安江水系进入黟县(治今安徽省黟县宏村镇)、歙县(治今安徽省歙县徽城镇)。而东路则由江南运河通吴县后西抵乌程。

  综上,丹徒道的基本走向清晰显见:线路一南起富春,西北顺浙江水而下至钱唐接江南运河,北经由拳、吴县、无锡、毗陵(治今江苏省常州市)、曲阿,于丹徒渡江,又循渠水,北经江都、广陵等江淮东部诸县入淮泗;线路二由余杭出发沿东苕溪抵达乌程,西北至今平望一带接江南运河通往吴县,与线路一合并;线路三南起黟、歙二县的今皖南山区,沿今青弋江北行,经陵阳、泾、宣城等县至芜湖折入大江,顺江而下至丹徒,与线路一合并。丹徒道无疑是秦汉江东通往江淮及至中原的交通大动脉。随着汉末以来孙氏立业江东,丹徒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正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⑤

  牛渚道因经由牛渚及其附近出入而得名。牛渚今地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采石矶风景区内。秦汉时,此道主要承担着联通江东与江淮西部及中原的任务。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帝一行沿大江东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⑥《越绝书》则有更为详尽的线路记述:“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头,道度诸暨、大越。”⑦据论者分析,越绝书》叙述当有错简,其顺序应为牛渚、丹阳、溧阳、乌程、故鄣、余杭、钱唐、东安、诸、大越。⑧ 这一意见大体可从,唯有两点尚须申说:其一,乌程在故鄣(治今浙江省安吉县)以东方向,自溧阳(治今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至故鄣必不经此。又,故鄣与余杭相隔天目山山脉,考虑到山道路况与安保压力,始皇帝选择由故鄣东行沿西苕溪水道至乌程,再南循东苕溪水道达余杭的方案恐怕更合乎实际。所以,乌程当在故鄣、余杭之间,而非溧阳、故鄣之间。其二,秦汉诸暨县治在今浙江诸暨市区,东北距“大越”即山阴还有相当里程。始皇至钱唐,本打算由此渡钱塘江,不料“水波恶”,只得“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通常理解“从狭中渡”指在富春县境内渡钱塘江。◎ 那么,揆诸情理,始皇顺江而下至余暨(治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然后东行不远便可“上会稽”。所以,由富春渡江,东南行经诸暨,再东北至山阴的巡游方案着实迂曲难信,颇疑《越绝书》中此处“诸暨”乃“余曁”之讹。⑩ 余暨是宁绍平原对外交通的咽喉所在。⑩ 是故秦始皇“浮江下"东巡会稽的路线如下:牛渚一丹阳一溧阳一故鄣-乌程一余杭一钱唐一富春一浙江水一余暨一山阴,此乃秦江东驰道之一路。

  垓下败后,项羽南渡淮河到阴陵(治今安徽省定远县永康镇),“迷失道”后“复引兵而东”至东城治今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历阳(治今安徽省和县历阳镇),终没有“东渡乌江”,而是选择自刎。项羽渡江归吴虽未成行,但此通道所经城邑仍可从后来者征战江东的有关记述中窥知梗概。如一路追击项羽的灌婴军团“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② 又如兴平二年孙策于历阳东渡““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③ 周瑜将兵迎策,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④

  不难发现,自历阳渡江后东北行,滨江的秣陵(治今江苏省南京市区5)、湖熟(治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江乘(治今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曲阿诸县皆有道路相通,且至曲阿遂与丹徒道的线路一汇合成交通网。东南可抵吴县,再西南可达钱唐附近的钱塘江水面,过江又通向浙北平原。因而,灌婴得以略定“吴、豫章、会稽郡”,孙策进人曲阿后便谓周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⑥

  汉灵帝建宁年间,魏朗免官居于上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家中,以窦武余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 想来魏朗西出至山阴后,或沿原秦皇东巡驰道抵牛渚。而自牛渚过江穿行江淮西部丘陵平原间,渡淮北上洛阳,亦属汉时一通衢要道。建安九年,丹阳太守孙翊及将军孙河接连遇害丹阳郡吏“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杨应之”⑧,可见牛渚道居于江淮通往丹阳郡诸县的主干道地位。此外,宛陵地处宣芜平原南侧,滨临水阳江。《汉书·地理志》丹阳郡宛陵县下云:“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清水”即水阳江,其航道上起今宣城市,下止清水河与青弋江交汇,西通长江。作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必定配置有较为完善的区域交通网络。结合前引丹阳太守马棱“坐盜贼事被征”一例可大致推想出宛陵、洛阳之间的交通道路:从宛陵出发,顺水阳江而下,西折人青弋江,至芜湖北上牛渚,渡长江抵历阳,穿行于江淮西部的九江郡诸县,再经淮泗或淮颍北往洛阳。

  以上梳理了牛渚道的大体走向,概括而言:其一为东路,由吴县沿江南运河北上至曲阿,经句容湖熟、秣陵等滨江诸县至牛渚;其二为中路,由上虞西出山阴、余,渡浙江水后,迭经钱唐、余杭、只程、故鄣、溧阳、丹阳,至牛渚;其三为西路,从宛陵顺水阳江而下,西折人青弋江,至芜湖北行抵牛渚。以上三路进人九江郡境内后,经历阳、东城、阴陵等县后渡淮北上。

  丹徒道、牛渚道这两大主干道之外,秦汉江淮与江东间的其他通道也不容忽视。如谭宗义尝云“自九江寿春,南下庐江舒县一道,亦秦汉之世,江淮间交通要路”“又自庐江而南,渡大江,东临吴越”。⑩ 孙策平定江东遭到袁术“深怨”,“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⑩ 由上文关于丹徒道、牛渚道的讨论,知陵阳通往江淮有青弋江水道可资利用,但以上二途距孙策势力核心过近,显然不利于袁术密使往来。由寿春南来的密使穿越江淮丘陵后渡过今杭埠河到达舒县(治今安徽省庐江县柯坦镇),继续向南过长江至今池州市贵池区,东行在今青阳县境内转入今青通河,南抵陵阳。如此,江北经行诸县均在袁术势力范围内,方不失稳妥。

  陵阳西邻的石城有联通江淮西部的路线。建安四年,孙策西讨江夏太守黄祖,行至石城,闻庐江太守刘勋“轻身诣海昏,便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于彭泽待勋,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① 两汉石城县治在今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石城村一带②,滨临秋浦河,沿河而下不远便可到长江南岸,过江即入庐江郡皖县(治今安徽省潜山市梅城镇)境,孙策石城分兵渡江偷袭皖县之形势于是可明。而由皖县沿大别山山脉东端边缘东北行可抵舒县,北渡今杭埠河,至此或沿巢湖西岸北行穿越江淮丘陵经合肥(治今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达寿春,或西北穿越江淮丘陵至今六安市循水即今淠河达寿春。③

  (二)南去方向

  江东往南主要是通向浙闽丘陵东缘以及岭南地区。秦汉海上交通已堪称发达,虽其间风涛险阻,时漂没,然转输便易,实胜陆路。”④其中,江东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丹徒与句章。

  汉初七国之乱,闽越未肯出兵追随吴王刘濞,独东瓯从之。刘濞败亡,率众自江淮南渡,逃至丹徒,与驻扎于此的东瓯兵汇合。东瓯受汉招降,在丹徒杀濞,濞子窜逃闽越。⑤ 东瓯在今台州一带,闽越国都东冶则远在今福州市⑥,至丹徒的内陆交通有重山峻岭阻隔,即便辗转可通也远不如海道顺畅便捷,且越人长于航海,东瓯先祖越王勾践曾“命范蓋、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⑦ 鉴此,刘濞逃往东瓯的图谋、东瓯兵南归以及濞子流亡闽越极有可能皆是自丹徒出长江口,再由海路南下浙闽丘陵东缘。句章故城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武帝元鼎年间东越反,“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 灵帝熹平年间“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⑩ 汉末大乱,东南海上交通异常繁忙。袁忠、桓晔、王朗等人的流亡,大抵皆是循今浙东运河东行抵句章而出海,⑩

  秦汉时代的近海交通,学界多有讨论。® 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帝东巡会稽后,“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次年,秦二世效仿始皇帝东巡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上文还述及景帝时东瓯浮海抵丹徒以为吴楚后援。又,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可见沿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运已贯穿秦汉帝国的东方。

  海上交通之外,浙江水以南会稽郡诸县间的道路状况仍需推究。两汉之际,吴县人龙丘苌隐居大末(治今浙江省龙游县),会稽都尉任延“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 在这一路线上,浦阳江水道至关重要。浦阳江即见于《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大末县下“东北至钱唐人江”的'穀水”。⑩ 诸暨盆地处于联通宁绍平原与金衢盆地的中枢,浦阳江则由南向北穿过盆地中心。自诸暨西南行,经乌伤(治今浙江省义乌市区)、长山(治今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抵达大末等地,为诸暨盆地通往金衢盆地的交通干线。而出诸暨东北,越会稽山脉,再沿若耶溪谷地至山阴,遂与宁绍平原的东西干线汇合,形成交通网。①

  (三)西往方向

  长江水道是连接江东诸郡与长江中游诸郡的交通大动脉。如建安十五年,周瑜于巴丘(治今湖南省岳阳市)病卒,“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② 豫章郡又是这一大动脉上的中间站。如两汉之际宗室刘梁起兵豫章,欲顺流而下进取江东。③ 汉末,孙策东渡,部分江东旧官僚溯江而上逃至豫章自保。如扬州牧、振威将军刘繇自曲阿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驻彭泽”。④ 孙氏势力向长江中游护张亦频繁经由豫章。如建安四年,孙策西讨江夏太守黄祖,至丹阳石城兵分两路,一路渡江偷袭庐江皖城,另一路西南行抵豫章彭泽。两路皆获胜后,孙策继续沿江西北行,至今武汉一带的夏口,进攻黄祖。⑤ 又如建安八年,孙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⑥

  秦汉江东交通示意图

  三、考古所见通道的社会功用

  通过以上文献史料的梳理,可知秦汉江东地区已大体形成通江达海的海陆交通网络。不过,就道路交通的社会功用而言,传世文献所展现的面向毕竟有限,侧重于政治与军事。① 舟来车往,道以载物,通道还承载着物资运输与文化交流的重担。因此,将沿途各个地点发现的考古学遗存纳人考察视野,亦可弥补经济、文化层面的史料缺憾。

  (一)东瓷西铜的产业格局

  两周时期,陶瓷业成为越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东苕溪流域的德清龙山片区和湖州青山片区的窑址分布最为密集、延续时间最长,以烧制原始瓷为主。② 进入汉代,江东成为全国制瓷业三大基地之。东苕溪流域在西汉继续原始瓷的生产,包括今德清、余杭一带均有众多窑址发现。东汉中晚期,成熟的青瓷在今上虞创烧成功。江东制瓷业的主体也由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转移至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中游。此外,雨江流域、萧绍平原、金衢盆地以及苏南的今宜兴丁蜀镇一带也在东汉中晚期瓷业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③

  西汉武帝以前,江东陶瓷产品的主要输出地是江淮流域的广陵与淮泗流域的彭城。西汉中晚期,诸侯王国问题的解决对帝国境内的商品流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江东陶瓷产品向北抵达洛阳,西北进入关中,东北沿海路借道山东半岛输出至朝鲜半岛。利用长江水道,江东因素几乎席卷今江西鄱阳湖流域与湖北湖南全境。东汉时代,江东瓷器在北方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流通大为减少,呈现出退缩态势,而长江中游的制瓷业在东汉中晚期迅速崛起,其产品又输入到江东腹地。④

  江东地域范围内已发现的汉代铜矿冶遗址不下 30 处,其中今安徽南陵、铜陵一带最为密集,占九成以上。⑤ 尽管这一地区铜矿冶遗址的年代框架与生产组织模式等具体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反映出其时江东铜工业的大概面貌。冶金考古的研究表明,铜陵的铜料至迟在商代就已经输人到安徽淮河以北地区。⑥ 西汉前期刘濞坐拥皖南铜矿“即山铸钱”。⑦ 皖南铜矿收归汉廷后,置“铜官”,负责管理郡内铜矿采冶及铜料流通事宜。两汉之际,“汉有善铜出丹阳”之类的铭文铜镜广为流行,现在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曾出土⑧,足见当时丹阳郡铜业的社会影响力之巨。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此类镜铭中的“丹阳”指丹阳郡。《汉书·地理志》“铜官”在“丹扬郡”下不在“丹阳县”下◎,且丹阳县治所在的今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及周边未有早期铜矿遗址的发现。其二,在铜镜的铸造环节中,丹阳仅是铜料产地,并非实际铸制地,这与会稽本地作坊出产的所谓“会稽镜"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东汉早中期的“龙氏”铭文铜镜,常含有“采取善同(铜)出丹阳”之类的铭辞⑩,表明龙氏铸镜作坊的主营产品即有“丹阳”铭文铜镜。再结合安徽寿县出土的一面东汉“淮南龙氏”铭铜镜推知,龙氏铸镜作坊在江淮①,只是其标榜的铜料产地或许在江东丹阳而已,其他地区发现的“丹阳”铭文铜镜当与此情形类似。另外,在丹阳郡故地内“丹阳”铭文铜镜相当罕见,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映射了丹阳郡仅是铜矿资源输出中心,而产业链以及产品深加工方面相对薄弱。

  东汉中期以降,吴郡吴县与会稽郡山阴县两地的铸镜业盛极一时。② 建安年间,山阴城内及近郊最有名的铸镜工匠为鲍氏、唐氏,其主营产品神兽镜流通至湖北武昌。如鄂城出土了多面东汉纪年铭神兽镜,其中一面即有“会稽所作”铭文。王仲殊由此推断其他几面极有可能也是会稽郡产品。③ 或据旧志认为吴、会地区的铸镜铜料来自本地④,但是目前江浙并未发现确凿的汉代铜矿冶遗址。而吴、会西邻丹阳,与皖南沿江的铜矿区有着相对完善的水陆交通,且铜陵一带的铜料自先秦以来即有输出传统。因此,吴、会地区的铸镜铜料应当还是以丹阳为主。至于两湖地区发现的吴郡、会稽郡铜镜产品大概率是通过长江水道输人,与此时孙氏势力在长江中游的扩张密切相关。

  西汉中期以来,伴随着会稽郡瓷器与丹阳郡铜料畅销于全国,东瓷西铜的江东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会稽郡的制瓷业具备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依托通江达海的海陆交通网络,其产品风靡大江南北。丹阳郡作为国家重要的铜矿区所在,充当着东南铜矿资源输出中心的角色。东汉中期以降,丹阳“善铜”亦成就了吴郡、会稽郡的铸镜业,其产品不仅广泛流通于江东境内,还远销至两湖。陶瓷业与矿冶业构成了江东主要的产业部门,而会稽郡又兼具陶瓷产业链与铜产品深加工的双重优势。由此,汉末“会稽富实”局面的形成便不难理解了。⑤

  (二)外来输入品与文化交流

  通过对江东两汉墓葬材料的梳理与分析,可知部分随葬品源于外来输人,从中得以窥见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的另一面向。这些外来输人品可分为滑石明器与铜器两大类。

  江东部分西汉墓葬中随葬有滑石明器,如安徽芜湖贺家园 M1的滑石壶、江苏丹阳上丰村工地出七的滑石鼎、浙江湖州杨家埠 CM3 的滑石鼎等,◎ 类似的滑石明器在湖南汉墓中发现极为普遍,且湖南当地便出产滑石。⑦ 因此,江东发现的滑石明器应是湖南地区的产品。

  铜器种类多样。其中铜锜是岭南地区产销的一类温酒器⑧,在宁波、杭州、安吉、南京、句容等地时有发现。 江东本地仿制的可能性不大,应为岭南输人。岭南产品还见于江苏溧阳蒋笪里 M35 的刻纹铜盒、安徽铜陵顺安出土的刻纹铜碗、芜湖月牙山 M1 与广德独山马闰墓随葬的长颈铜壶等。⑩论者推测长江下游所出岭南风格铜器基本上是自岭南通过海路输入而来,大抵不误。浙江安吉上马山 M10 的小铜鼓极为罕见,属东山文化器物①,或是从越南北部利用海路输入至会稽郡境内。岭南盛产奇珍异玩,尽管海路“风波艰阻,沉溺相系”②,但各路商贾依然不惮海波前往,遂有“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谓。③ 同时,江东籍岭南官员归乡、归葬,又不免将一些岭南珍玩器用带回故里。所以,江东部分汉墓中精美的岭南铜器大概就是以上背景下的产物。此外,安吉、东阳、南京等地发现的铜鍪是秦汉时期极具巴蜀地域特色的炊煮器④,这无疑与巴蜀文化的传播有密切关联。青阳出土的“严氏造作”铭铜洗与绍兴出土的“蜀郡成都作”铭铜洗⑤,也系东汉蜀郡产品。

  结 语

  秦汉江东的交通方式多非单一的水路或陆路,交通工具择取的地域特点可概括为“便于用舟”兼以车马。江东北去方向有丹徒道、牛渚道这两大主干道,往南利用沿东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运抵达浙闽丘陵东缘以及岭南地区,向西则是借助长江水道联接长江中游诸郡。纵观以上三个方向的水陆交通路线,北去方向不仅串联江东、江淮及至中原,服务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运行,而且在商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中期以来,陶瓷业与矿冶业构成了江东主要的产业部门。伴随着会稽郡瓷器与丹阳郡铜料畅销于全国,东瓷西铜的江东产业格局逐渐形成。南向通道在特殊时期带有浓厚的战争与流亡色彩,海上贸易也相当繁盛。尽管西向的文献记载较为有限,但两汉物资转输的考古学个案却屡见不鲜,长江水道在江东与两湖、巴蜀的直接或间接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常泽宇,安徽师范大学,202501